充分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优越性（5）

第三，能够设计战略实施的具体操作方式或方法。首先，我们制定国民经济社会发展的“五年规划”，清楚地描绘出具有约束力的发展路线图和时间表，每一个五年完成什么任务，一步一步、扎扎实实地用四个“五年规划”完成20年的目标。其次，我们还配套各个部门的五年发展规划。包括过去制定的新兴战略产业五年规划、国家文化发展五年规划、科技发展五年规划等。再次，我们还编制区域发展规划，以经济区带动中国经济发展，包括上海浦东新区、天津滨海新区、长株潭、成渝经济区等新经济区。

十八大以来，区域协同发展更是强劲有力。2015年3月，国家发展改革委、外交部、商务部联合发布了《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这是大的战略区。2015年4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审议通过了《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确定了“功能互补、区域联动、轴向集聚、节点支撑”的布局思路，明确了以“一核、双城、三轴、四区、多节点”为骨架的京津冀协同发展的空间布局。现在，京津冀协同发展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只要我们坚定地沿着规划纲要提出的路线落实下去，京津冀会成为带动整个区域发展非常强劲的动力。2016年9月，国家正式印发了《长江经济带发展规划纲要》，围绕“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基本思路，确立了长江经济带“一轴、两翼、三极、多点”的发展新格局。

现在中国的区域发展有三大核心：一是“一带一路”，二是京津冀，三是长江经济带。这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基础上确立的，如果没有我们的政治制度基础，我们不一定能够通过这么多有战略意义的规划，这是我们实现战略理念和战略目标的重要抓手。

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善抓机遇善化风险

我们的政治制度既善于抓住发展中出现的各种机遇，又善于化解前进中遇到的各种各样的风险。

第一，善于抓机遇。

改革开放30多年以来，中国特色政治制度不断以完善的政治制度来捕捉世界范围内有利于中国发展的重大机遇。比如，20世纪80年代以来，世界上有局部冲突，地区热点也非常多，但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出于对世界大战严重后果的认识，外交上开始由直接对抗走向缓和。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紧紧抓住这一机遇，提出了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主题的思想。

20世纪90年代初，苏联和东欧等一系列社会主义国家纷纷解体剧变，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深刻总结苏联解体、东欧剧变的教训，果断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我们认为，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不是证明社会主义制度不行了，社会主义制度本身是非常好的，关键是比较僵化的经济体制，特别是僵化的计划经济体制不能再搞下去了，我们要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进入21世纪，2001年在美国出现了“9·11”恐怖袭击和美国攻打阿富汗等重大事件。面对这些重大变化，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意识到历史出现了中国发展的难得机遇，我们抓住机遇，于2001年12月成功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一再强调，21世纪头20年,对我国来说,是一个必须紧紧抓住并且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我们抓住了战略机遇期，中国的发展就比较迅速了。

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科学地判断重要战略机遇期内涵和条件的变化，提出在维护战略机遇期的同时，要延长战略机遇期。2014年11月28日至2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强调：“要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旗帜，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安全两件大事，牢牢把握坚持和平发展、促进民族复兴这条主线，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为和平发展营造更加有利的国际环境，维护和延长我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有力保障。”我认为这段讲话思想非常丰富。习总书记首先说我们要坚持“和平发展、促进民族复兴”这条主线，要把维护三大利益（即国家主权利益、发展利益、安全利益）作为根本，特别强调我们要维护和延长我国发展战略机遇期。

我们之所以能够维护和延长战略机遇期，很重要的就是我们的政治制度能够做到这点，我们的政治制度本身是稳定的，我们的政治制度以及各方面的制度在不断地完善和成熟。制度能力越来越强大，因此发现的机遇也会越来越多。过去，更多地是别人创造机遇，我们及时地抓住和用上，应该说外生性机遇多。发展至今，很大的一个机遇变化就是，内生性机遇增多，就是我们自己给自己创造的机遇在不断地增多，比如“一带一路”建设就可以创造出很多的战略机遇来，我们要把这些战略机遇转化为发展动力，包括建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这些都为我们的发展提供战略机遇。所以，我们很自信地提出要维护和延长战略机遇期，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提供强有力的保障。

第二，善于化解风险。

一个制度很重要的不光是要抓机遇，还要防范风险。如果不能防范风险，那问题就大了。如果光抓住机遇，机遇用上，产生结果了，但是一个大风浪来了，没有注意到，就有可能吞噬我们辛苦创造的成果。我们的政治制度有防范风险的能力，我们的政治制度就像一艘航空母舰，再大的风浪都能稳得住。1988年，邓小平同志就曾经讲过，我们要把工作的基点放在出现较大的风险上，准备好对策。这样，即使出现大的风险，天也不会塌下来。

2000年，江泽民同志在全国党校工作会议上曾讲：“我们在前进道路上不可能一帆风顺，必然会遇到来自国内外的各种困难和风险。远的不说，只要看一看十五大以来这两年多时间，我们就遇到了亚洲金融危机和严重洪涝灾害的考验，发生了美国悍然袭击我驻南使馆、‘法轮功’组织聚众闹事、李登辉抛出分裂祖国的所谓‘两国论’以及主张‘台独’的陈水扁在台湾地区选举中当选等重大事件。”但是我们扛住了，我们能够很好地把这些问题都解决掉。

2007年12月，胡锦涛同志在新进中央委员会的委员、候补委员学习贯彻党的十七大精神研讨班开班式上也提出过，“越是形势好的时候，我们越要有忧患意识，越要居安思危”。之所以要突出地讲忧患意识，是因为在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各种不稳定不确定因素明显增加的国际环境中，在国际国内各方面矛盾和问题相互交织、相互作用的现实状况下，可以预见和难以预见的风险增多，发生这样那样的问题甚至较大风险的可能性不仅是存在的，而且是很现实的。我们必须有足够估计，做好最充分的准备。比如说，发生非典疫情那样严重的传染性疾病，发生影响全局的严重自然灾害，发生较大规模的群体性事件，发生亚洲金融危机那样的严重金融风波，发生世界性能源危机，发生影响我国的局部军事冲突，发生国际反华势力纠集起来对我国施压的情况，发生重大“台独”事变，发生“藏独”、“东突独”等分裂势力、恐怖势力的严重破坏活动等等。所以，我们党早有判断，而作出这些判断的前提是有一个非常好的政治制度来确保中央领导集体能够敏锐地看到这些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