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力：“七·七”事变后中国共产党对推动全民族抗战的伟大历史贡献

1937年7月7日夜，驻丰台日军诡称于北平西南卢沟桥附近进行所谓的军事演习中，一名士兵失踪，要求进入中国军队驻地宛平城搜索。在其无理要求遭到拒绝后，即炮轰宛平城，向中国驻军发起进攻。驻守卢沟桥附近的国民党第29军第37师第110旅广大爱国官兵，在旅长何基沣指挥下奋起抗击。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七·七”卢沟桥事变。以此为标志，中国全国性抗日战争爆发。 

在纪念“七·七”事变爆发和全面抗战爆发80周年之际，回顾中国共产党在民族危亡的历史关头，以民族大义为重，为推动全民族抗战所作的伟大历史贡献，总结中国共产党高瞻远瞩、善于把握和驾驭历史机遇，赢得在民族解放战争中有利地位的历史经验，对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有着重要的意义。 

一、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促成全民族抗战的实现 

（一）“七·七”事变爆发前，中国共产党为推动全民族抗战不懈努力 

在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侵华、中华民族处于危难之际，中国共产党清醒地认识到，高举民族解放的旗帜，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促成全国共同抗战，已经成为刻不容缓的任务，并为之进行了长期不懈和艰巨复杂的努力。 

1933年，中国共产党就发表了在停止进攻红军、给民众以自由和武装民众三个条件之下，准备同国民党部队订立抗日协定的宣言。 

1935年8月1日，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以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和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名义，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呼吁大敌当前，应当停止内战，团结抗日，并表明只要国民党军队停止进攻苏区，“红军不仅立刻对之停止敌对行动，而且愿意与之亲密携手共同救国”。 

1935年10月，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于11月13日发表《为日本帝国主义并吞华北及蒋介石出卖华北出卖中国宣言》，同月28日，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和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发表《抗日救国宣言》。通过这两个宣言，号召全国军队与人民团结起来，投入抗日反蒋斗争之中。 

1935年12月9日，中国共产党组织领导了声势浩大的北平爱国学生的抗日救亡运动，并使这一抗日救亡运动迅速波及全国，形成了全国抗日民主运动的新高潮。 

1935年12月下旬，中共中央在陕北瓦窑堡召开政治局会议，通过了《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会后，毛泽东在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在决议和报告中，明确指出：在日本帝国主义企图变中国为其殖民地的形势下，党的策略路线是“发动、团结与组织全中国全民族一切革命力量去反对当前的主要敌人——日本帝国主义”，党的基本策略就是“建立广泛的民族革命统一战线”，党的任务就是“把红军的活动和全国的工人、农民、学生、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的一切活动汇合起来，成为一个的民族革命的战线” 。从而，正式确立了中国共产党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理论基础和策略方针，为促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迎接抗日民族解放战争作了政治上和理论上的准备。 

为了推动抗日和准备直接对日作战，中共中央以红一方面军组成中国人民抗日先锋军，在毛泽东、彭德怀率领下，于1936年2月中旬渡河东征，进入山西。在遭到蒋介石、阎锡山重兵拦阻的形势下，为了避免内战，履行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5月5日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和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发表了《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在回师河西后，中共中央致电中国国民党，敦促其担负起救国救亡的责任，并提议立即停止内战，国共两党进行具体实际的谈判，实行两党合作，组织全国的抗日统一战线。9月1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向全党发出《中央关于逼蒋抗日问题的指示》，主动调整统一战线政策，改变过去“抗日反蒋”的口号，确定“逼蒋抗日”的总方针。 

1936年12月12日，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发生后，面对国内出现的极其复杂、紧张的政治局势，中国共产党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毅然捐弃前嫌，迅速确定了“和平解决”的主张，并先后派周恩来、秦邦宪、叶剑英等代表到西安参加谈判。经过紧张、艰苦的工作，终于同张学良、杨虎城一道，与蒋介石的代表达成团结抗日的协议。西安事变的发生及其和平解决，推动了国共两党的第二次合作，促进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初步形成，成为时局转换的关键。 

为了促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中共中央于1937年2月致电国民党四届三中全会，提出实行国共合作抗日的五项国策和四项保证。明确表示，只要国民党接受国共合作抗日的五项国策，共产党为表示团结御侮的诚意，愿向国民党作出四项保证：第一，在全国范围停止推翻南京国民政府之武装暴动方针；第二，工农政府改编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直接受南京中央政府与军事委员会之指导；第三，在特区政府区域内，实施普选的彻底民主制度；第四，停止没收地主土地之政策，坚决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共同纲领。我党上述正确主张，得到了全国人民的拥护，推动了国民党内部抗日派反对亲日派的斗争。国民党四届三中全会经过激烈的斗争，通过了实际接受中国共产党关于国共合作抗日的决议。这次会议标志着国民党政策的转变，同时也标志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初步形成。 

在国共两党合作初步形成后，为进一步促成全国性抗战，中国共产党先后派出周恩来、秦邦宪、叶剑英、林伯渠等代表，自1937年2月开始，以五项国策和四项保证为基础，多次同国民党当局举行正式谈判，主要解决陕甘宁边区政权、红军改编、国共合作组织形式及共同纲领等问题。由于国民党当局坚持其无理要求，谈判未能完全达成协议。但是，在谈判过程中，我党既坚持原则，又做出必要的重大让步，为维护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早日建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在新形势下，为了迎接即将到来的全国抗日战争，明确党的任务，中共中央于1937年4月15日发出《告全党同志书》，并于5月召开了全国代表会议，毛泽东在会上作了《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时期的任务》的报告和《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的号召。会议通过了毛泽东的报告，批准了党中央所制定的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治路线，要求全党迅速完成由国内革命战争到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的历史转变，要求我军适应新的历史条件，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并在政治上、经济上以及教育上完成抗战准备，成为抗日战争中的模范兵团。这次会议精神的贯彻，使全党全军为迎接全国抗日战争的到来，在政治思想上和组织上作了充分准备。 

（二）“七·七”事变爆发后，中国共产党全力促成全民族抗战局面形成 

“七·七”事变爆发后，日本帝国主义的疯狂侵略，激起了全中国人民的无比愤怒。“七·七”事变爆发的第二天，7月8日，中共中央即发出《中国共产党为日军进攻卢沟桥通电》，指出：“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号召“全中国同胞、政府与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的长城，抵抗日寇的侵掠！国共两党亲密合作抵抗日寇的新进攻！驱逐日寇出中国！”而这一天蒋介石只是电令第29军军长宋哲元，应以不屈服、不扩大的方针，就地抵抗；令第26路军孙连仲两个师和庞炳勋部一个师开赴保定、石门（石家庄）准备应援29军。 

7月9日，中国工农红军将领致电蒋介石和第29军并通电全国，要求实行全国总动员，赞扬第29军为保卫平津而战；同时请缨杀敌，与日寇决一死战。 

7月15日，中共中央向南京国民政府提交了中国共产党为实现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宣言，重申共产党和红军愿在争取中华民族独立与解放、实行民主政府、改善人民生活等三项总目标下，取消推翻国民党政权的暴动政策，撤销苏维埃政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并待命出征。 

7月17日，由周恩来、秦邦宪、林伯渠等组成中共代表团，在江西庐山再次同国民党代表蒋介石、邵力子、张冲等举行第四次会谈。在会谈中，蒋介石把我党提交的《宣言》撇开，提出一套旨在不承认共产党的平等地位、改编后的红军共产党无指挥权的方案，并企图通过改编红军逼朱、毛“出洋”，致使谈判毫无结果。但是，蒋介石在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抗日激情的推动下，在国民党内爱国人士和爱国将领的敦促下，也在日本的步步紧逼下，还是在抗日问题上发表了著名的“庐山谈话” ，指出“我们希望和平而不求苟安，准备应战而决不求战。我们知道全国应战以后之局势，就只能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这个谈话确定了准备抗战的方针，为国民党多年来在对外问题上第一个正确的宣言，因而受到包括共产党在内的全国各界的欢迎。其实，蒋介石此时对和平解决仍存在幻想，因为他在谈话中同时表示，“在和平根本绝望之前一秒钟，我们还是希望由和平的外交方法，求得卢事的解决”。 

7月23日，毛泽东发表《反对日本进攻的方针、办法和前途》一文，明确指出：抗战存在着两种方针、两套办法和两个前途；要争取抗战胜利，实现中国自由解放的前途，就必须实行坚决抗战的方针，反对一切游移、动摇、妥协、退让；要实行坚决制高点的方针，就必须采取全国军队的总动员、全国人民的总动员、改革政治机构、实行抗日外交、改良人民生活、加强国防教育、厉行抗日的财政经济政策、建立巩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等项办法。这篇文章，不仅阐明了中国共产党的抗战路线、方针、办法，而且为争取全面抗战胜利指明了方向。 

就在国民党当局对日作战犹豫不决时，日本迅速从我国东北和朝鲜向关内调进2个独立混成旅团和1个师团，并于7月底攻占了北平、天津及附近广大地区，华北战事迅速扩大。8月9日中共中央应邀派周恩来、朱德、叶剑英赴南京参加国防会议，并同国民党举行第五次谈判。就在此期间，日本进一步扩大对华侵略，于8月13日开始进攻上海。而且8月14日日本发表《帝国政府声明》，宣布对中国断然采取措施，同时下达了全国总动员令。日本对上海的进攻，使国民党统治中心宁沪杭地区处于危险境地。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为了急欲调动红军开赴抗日前线，在谈判中不得不放弃一些不合理要求，国共双方终于在8月18日就陕甘宁边区人事、红军改编和设立总指挥部及在若干城市开设办事处、出版《新华日报》等问题，达成协议。中共中央代表还与南京国民政府军政部长何应钦就南方八省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抗日武装问题达成了共识。8月22日，南京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发布了西北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的命令，并任命朱德、彭德怀为正、副总指挥。9月中旬，国共两党代表秦邦宪和康泽等在南京举行会谈。双方就发表《合作宣言》问题达成一致意见，并签了字。9月22日，国民党通过中央通讯社公布了我党提出的《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23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表了蒋介石承认中国共产党在全国的合法地位的谈话。至此，由中国共产党倡导的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宣告正式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意义重大，正如毛泽东指出的“两党合作的成立，对于两党联合救国的伟大事业，建立了必要的基础”，它“在中国史上开辟了一个新纪元。这将给予中国革命以广大的深刻的影响，将对于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发生决定的作用。”（《毛泽东选集》一卷本第35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