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力：“七·七”事变后中国共产党对推动全民族抗战的伟大历史贡献（2）

二、确立中国共产党的抗战路线，制定我军抗日战争的战略方针 

正确的抗战路线和战略方针，是取得抗战胜利的根本保证。中国共产党在倡导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促成全国抗战之后，根据中日双方的基本特点，针对国民党不发动群众与武装群众，实行单纯政府与军队的片面抗战路线，多次提出关于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路线和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同时，针对全面抗战中我军面临的新形势，适时地制定了我军抗战的战略方针。 

（一）明确提出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路线和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 

中国共产党认为，抗日战争是弱国反抗强国入侵的民族解放战争，只有充分动员、组织和武装全国广大民众，实行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才能战胜敌人。据此，在“七﹒七事变”爆发后，7月8日，中国共产党在《为日军进攻卢沟桥的通电》中，即提出“立即动员全国海陆空军，准备应战”，“立即开放全国民众爱国运动，发扬抗战的民气”；21日，中国共产党进一步提出，实行“全国海陆空军总动员”，“全国人民总动员”，进行“全面的抵抗”，进行“统一的积极的抵抗，立刻集中抗战的军事领导，建立各个战线上的统一指挥，决定采用攻势防御的战略方针，大规模地在日寇周围及后方发动抗日的游击战争，以配合主力军作战”。23日，毛泽东在《反对日本进攻的方针、办法和前途》一文中，正式提出全面抗战的八大纲领，强调“民族解放战争而不依靠人民，毫无意义将不能取得胜利。”中国共产党在抗战全面爆发后提出的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路线，是一条人民战争的路线，是弱国打败强国的唯一正确的指导路线。 

为了促使国民党政府军事当局迅速制定全国抗战的战略方针，加强对日作战的正确指导，中共中央于“七﹒七事变”后不久，即提出《确立全国抗战之战略计划及作战原则案》。该案在全面分析敌我双方情况的基础上，提出了全国抗战所应采取的战略方针和作战原则，“战略的基本方针是持久的防御战”，“作战的基本原则是运动战”，“战略的内线，而在战役的指导上，应是外线作战，以求得歼灭敌人”，“广大的开展游击战争，其战线应摆在敌人之前后左右，以分散敌人，迷惑敌人，疲倦敌人，肃清敌人耳目，破坏敌人之资材地带，以造成有利条件，有利时机，使主力在运动中歼灭敌人。”该案最后强调，这些“才是保持持久战的有效方针，和消灭敌人取得抗战胜利的手段。”为了尽快的确立全国抗战的统一的战略方针和战略部署，7月23日，中国共产党提出立即召开国防会议的建议，毛泽东同日也指出，应当“召集国防会议，决定战略方针，统一战斗意志。”8月初，毛泽东、张闻天指示准备出席南京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召开的国防会议的中共代表周恩来、朱德、叶剑英，指出“总的战略方针，暂时是攻势防御，应给进攻之敌以歼灭的反攻，决不能是单纯的防御，将来准备转变到战略进攻收复失地”；“正规战与游击战相配合，游击战以红军与其他适宜部队及人民武装担任之。在整个战略部署下给予独立自主的指挥权”，为适应游击战的特点，担任游击战的作战力量“原则上应分开使用而不是集中使用”。据此，周恩来、朱德、叶剑英在8月9日国防会议上，就我党提出的全国抗战的战略方针和作战原则作了阐述，指出：全国抗战在战略上要实行持久防御，在战术上应取攻势；当前主要战场在华北方面，华北的第一、第二战区须培养独立持久的能力，并由阵地战转为运动战；同时在敌之翼侧和后方组织民众开展游击战，扰乱敌人，破坏敌人交通运输，牵制和消灭敌人。中国共产党的上述正确建议，对于南京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制定全国抗战的战略方针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南京国防会议正式确定采取持久消耗的战略方针。 

（二）适时制定我军抗日战争的战略方针 

对于抗日战争时期我军的战略方针，早在抗战全面爆发之前，就已是党中央和毛泽东积极研究的问题了。在1935年12月召开的中央政治局瓦窑堡会议上，党中央就预见到“游击战争对于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卖国贼的任务，有很大的战略上的作用。”明确提出“游击战争应在全国发展起来”，使其在抗战中“担负起战略上的伟大作用”。之后，随着形势的发展，特别是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党中央和毛泽东又适时提出独立自主的原则和国共两党军队的战略分工等问题。1937年3月1日，毛泽东和张闻天在给正在陕西三原云阳镇红军前方司令部的周恩来、秦邦宪、林伯渠等领导人的电报中，第一次提出“关于红军作战原则，依当前敌我情况，我们认为必须坚持下列两原则：(甲)在整个战略方针下执行独立自主的分散作战的游击战争，而不是阵地战，也不是集中作战，因此不能在战役战术上受束缚。只有如此，才能发挥红军特长，给日寇以相当打击。(乙)依上述原则，在开始阶段，红军以出三分之一的兵力为适宜，兵力过大，不能发挥游击战，而易受敌人的集中打击，其余兵力依战争发展，逐渐使用之。”接着，8月4日，毛泽东和张闻天在电示我党代表周恩来、朱德，叶剑英时，又要他们在国防会议上就我军的参战问题向国民党方面明确提出“正规战与游击战相配合，游击战以红军与其他适宜部队及人民武装担任之，在整个战略部署下，给予独立自主的指挥权。”“"担任游击战之部队，依地形条件和战况之发展，适当使用其兵力，为适应游击战性质，原则上应分开使用，而不是集中使用。“至此，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制定的关于我军独立自主的进行游击战争的战略方针已基本形成。 

1937年8月22日、25日，党中央在陕北洛川县冯家村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即“洛川会议”。毛泽东代表政治局在会上作了关于军事问题和国共两党关系问题的报告，会议通过了《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和《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毛泽东在论及两党关系时，着重指出，我党在统一战线中必须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保持无产阶级的政治警惕性，切不可忘记蒋介石想通过抗战来取消和削弱共产党和红军的阴谋，必须保持党对红军的绝对领导。关于军事问题，毛泽东指出：全国抗战的战略方针是持久战，而不是速决战，持久战的结果是中国胜利。红军的战略方针是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所谓“独立自主”，是在战略统一下相对的独立自主，一定要争取战略方针的共同商量；所谓“山地”是指首先在山区创建根据地，依托山地开展游击战争，并向平原发展；所谓“游击战争”，就是指分散以发动群众，集中以消灭敌人，打得赢就打，打不了就走。会议根据毛泽东的报告确定我军的战略方针是“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争”，包括在有利条件下集中兵力消灭敌人兵团并向平原发展。我军的基本任务是创建根据地、牵制、消灭敌人；配合友军作战，进行战略支援；保存和扩大我军；争取民族革命战争的领导权。据此，会议决定在新形势下我军必须实行战略转变，即把过去的正规军和运动战，转变为游击军(主要指分散使用，不是说的组织性和纪律性)和游击战。在我军即将开赴抗日前线的前夕召开的洛川会议，为我军制定的“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争”的战略方针是非常适时的，它对我军即将在敌后战场进行的抗日斗争指明了前进的方向， 

针对洛川会议由于时间仓促，对战略方针中游击战与运动战的主次关系没有讨论得很透彻，军队领导干部认识不够一致的实际情况，当我军主力开赴山西抗日前线之后，党中央和毛泽东又于1937年9月连续发出一系列电报指示，及时而耐心地进行说服教育，统一全军对战略方针的认识。在这些电报中，毛泽东强调指出“目前情况与过去国内战争根本不同，不能回想过去的味道，还要在目前照样再做”。要“从大处着想，对个别同志不妥当的观点给予深刻的解释，使战略方针归于一致”(9月21日给彭德怀的电报)“要告诉全党，今后没有别的工作，唯一的就是游击战争(要发动党内党外)。"””““整个华北，应以游击战争为唯一方向。一切工作，例如兵运、统—战线等等，应环绕于游击战争”。（9月25日给周恩来等的电报)“今日红军在决战问题上不起任何决定作用，而有一种自己的拿手好戏，在这种拿手好戏中一定能起决定作用，这就是其正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不是运动战)。实行这样的方针，就要战略上有部队处于敌之翼侧，就要以创造根据地发动群众为主，就要分散兵力，而不是以集中兵力打仗为主。”(9月21日给彭德怀的电报)“根本方针是争取群众，组织群众的游击队。在这个总方针下实行有利条件的集中作战。”(9月29日给周恩来等的电报)在这些电报中，毛泽东还对开展游击战争的部署问题作了一系列具体指示。由于党中央和毛泽东及时反复的指示，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争的战略方针逐步为广大干部所接受。1937年9月下旬，第十八集团军军委分会发布了《关于红军作战的方针，任务及担负地方工作地区划分问题》的训令，要求我军各部“立即动员群众，组织群众，广泛开展游击战争。使敌陷入我群众和群众战争的围困中”，指出“只有这样才便利于主力打击敌人，以致最后战胜日本帝国主义”。1937年l1月太原失守后，我军各部根据毛泽东11月13日电报中关于“红军任务在于发挥进一步的独立自主原则，坚持华北游击战争，同日寇力争山西全省的大多数乡村，使之化为游击根据地”的指示，进一步实行了战略展开：115师除聂荣臻率少量部队留守五台山地区开辟晋冀根据地外，师主力一部转入晋东南，一部转入晋西， 120师和1 2 9师分别展开于晋西北与晋东南地区。这样，真正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争就在华北各地广泛开展起来了。 

1937年11月下旬，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共产国际执委会委员和主席团成员王明从苏联回国，在1937年12月和1938年3月召开的两次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王明全盘否定洛川会议以来党领导抗日战争的正确路线、方针和政策，提出了—条右倾投降主义路线，他反对党在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强调“一切经过统一战线” 、“一切服从统一战线”，完全放弃无产阶级领导权，他反对党的战略统一下的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的战略方针，主张“实行以运动战为主，配合以阵地战，辅之以游击战的战略方针”。对此，毛泽东等同志坚持党的正确路线，与王明右倾投降主义错误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也正是由于毛泽东等同志的坚决抵制，才使王明的错误意见未能形成决议，没有在全党施行。随后，为了纠正党内外存在的一系列错误思想，批倒王明那些打着“共产国际”招牌的错误主张，毛泽东投入极大的精力从事理论研究，于1938年5月相继发表了《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和《论持久战》两部光辉著作。在这两部著作中，毛泽东全面分析了中日战争所处的时代和敌我双方的特点，科学地预见了抗日战争的发展进程，从抗战全局的角度阐明了游击战争的战略地位，进一步明确了我军的战略方针是“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基本的是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提出了进行游击战争的一系列战略战术原则。毛泽东的这两部著作从思想和理论上武装了全党全军，进一步坚定了全国人民持久抗战的胜利信心，成为我军克敌制胜的强大思想武器。 

1938年9月29日至11月6日，党中央在延安召开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全会批准了毛泽东提出的中央政治局的路线，进—步确定了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着重明确在民族统一战线中必须坚持党的独立自主原则，号召全党“广大发展敌后方的游击战争，建立和巩固更多的抗日根据地”。至此，党中央和毛泽东为我军制定的“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基本的是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的战略方针的正确性已为全党所公认。我军战略方针的全面贯彻执行，对开展抗日游击战争新局面，对我党我军的发展壮大和坚持抗日战争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