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鸣：制度哲学的学术自觉与时代担当（2）

为中国道路进行哲学辩护

中国道路创造的经济奇迹、铸就的发展辉煌、实现的治理绩效，已充分证明中国道路是不需要辩护的。但“中国道路为什么能”需要作出说明，尤其是制度作为中国道路的核心要素其优势何来，更需要把蕴含其中的哲学道理讲清楚。中国社会制度与西方社会制度有着巨大差异，对此中国社会用“特色”宣示于世。这就又给制度哲学提出了一个必须回答的问题：制度的特殊性何以必要、何以管用？

制度哲学研究中有一个“制度非中性原则”的核心理念，即任何制度都有它的优势策略与偏好群体，同一制度对于不同群体、不同行为模式、不同社会阶段会产生不同乃至大相径庭的绩效。一个国家、一个社会、一个群体更需要什么、更重视什么、更希望什么，直接决定着这个国家、这个社会、这个群体对制度模式的偏好与选择。对于当代中国社会来讲，制度模式选择不能简单地人云亦云、照抄照搬，而应与其价值追求、社会理想、奋斗目标、伟大梦想紧密联系在一起。中国道路背后的中国制度是在中国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上长期发展、渐进改进、内生性演化的结果。形象地说，制度是“生长”起来的，不能简单地“嫁接”，更不能“移植”。博弈论中有一个理论：后来者要想赶超先行者，采取差异化策略是唯一选择。如果中国社会对西方制度进行“移植”与“克隆”，从历史长跨度看不可能有好的结果。只有突破与超越西方制度范式，才能实现后来居上。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是对西方市场经济的制度“移植”。制度哲学研究认为，任何制度都有对制度主体的人性假设，不同的假设导致不同的制度形态。西方市场经济制度的人性假设是“经济人”。由于自私自利是经济人的本性，所以西方市场经济让政府走开，认为政府干预越少越好。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同时，又要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这是因为在不否认“经济人”假设的基础上又引入了“信仰人”假设。中国共产党人通过政府作用与市场作用有机结合来实践自己的信仰，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作贡献、作奉献。

协商民主之所以被称为民主制度的中国创造，关键在于它抓住了民主的实质、丰富了民主的形式。判断一个国家的人民是否享有民主权利，既要看人民是否在选举时有投票的权利，又要看人民是否在日常政治生活中有持续参与的权利；既要看人民有没有进行民主选举的权利，又要看人民有没有进行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的权利。现代政治学研究表明，不仅投票中的策略运用会改变民主的本意，而且民主投票本身就有自相矛盾的规则困境。在这样的背景下，仅仅依靠选举票数很难真正赢得社会公众的认同。美国总统特朗普是通过民主投票当选的，但反对他当选的美国人似乎更多，这一矛盾现象反映的正是选举民主的困境。实质民主未必仅仅体现在“一人一票”直选上，通过广泛的民主协商，集思广益、民主决策，让选举民主建立在全社会意愿和要求的最大公约数基础上，民主的结果就会更有民意、更得民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