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鸣：制度哲学的学术自觉与时代担当（3）

对中国方案做出哲学阐释

解决好民族性问题，就会有更强的能力去解决世界性问题；把中国实践总结好，就会有更强的能力为解决世界性问题提供思路和办法。这是由特殊性到普遍性的发展规律。习近平同志强调，“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完全有信心为人类对更好社会制度的探索提供中国方案”，传递的正是这样一种自信与自觉。这就提出了制度哲学必须回答的第三个问题：既然制度的现实形态总是以特殊性呈现的，制度的普遍性何以可能、何以实现？

反对西方“普世价值”，是抵制西方一些国家把自己区域性的东西包装成普适通用的做法，而不是抵制普遍性的存在。人类社会作为一个整体，人类作为一个命运共同体，必然有共同的追求、共同的价值，包括共同的制度。首先是看得见的制度。比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虽有“特色”二字，但其眼光是世界的、情怀是人类的、思维是整体的。“特色”面对的是普遍性问题：如何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在竞争日趋激烈的环境中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与和平发展；“特色”回应的是共同的期待：如何让广大人民群众过上更加幸福、更有尊严的生活；“特色”体现的是一般性规律：如何让制度更适应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并推动生产力向更高水平发展。这样的社会制度对世界各国也是管用的，至少具有很强的借鉴意义。“一带一路”倡议、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就是这样一些制度设计。更重要的是看不见的制度。制度哲学认为思想、价值、思维、世界观等看不见的要素往往要比看得见的制度条文更有力量，是制度更为重要的组成部分。如果说写在纸上的制度影响人和社会的行为，那么，写在头脑里的制度影响的是人心、是社会观念。管住了“心”，也就从根本上管住了“行”。

在制度哲学的视野中，中国方案不是某一种具体的制度体制模式，也绝不主张用一种模式来改造整个世界、对人类生活进行“格式化”。从根本上讲，中国方案是一种新世界观、新价值观和新方法论，是把世界作为一个整体、把人类作为一个整体而进行的道路设计与道理建构。当今天的世界面对越来越严峻的环境问题时，“天人合一”的理念为人类修复自己的家园送上一剂良方；当今天的世界因各种各样的利益纠纷与冲突而可能擦枪走火时，“和而不同”的模式应该说是实现各得其所的正确选择；当众多国家沉湎于社会发展方式的“唯一解”时，让“生生不息”告诉世界还有别样的可能、别样的精彩是很有必要的。每个国家、每个民族的自由发展，是一切国家、一切民族自由发展的前提。历史并没有终结，人类社会并不是只有一条现成的路，还有很多新路有待我们去开辟。人类的价值从来不是单一的，五彩缤纷的价值争奇斗艳、共存共生才是人类社会本来和应有的价值图景。

随着中国制度越来越成功，它会不会取代西方制度模式？有的西方学者业已得出肯定的判断。但我们的回答是，在可预见的相当长时期内，中国社会的制度模式与西方社会的制度模式之间不存在谁终结谁的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讲，中国制度的成功，不是在消除西方制度模式，而是在提升两种制度模式之间相互竞争的水平。至于更长时间跨度下会是什么结果，我们不妨借用邓小平同志的一句话：“我们的后来人比我们更聪明，他们会解决这个问题的。”

（作者为中共中央党校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