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悖论的东西,我们为什么没有建立起来呢?李大钊专门去追寻了它的原因。他说我们无法形成一种悖论的思维,就在于我们的惰性太深、奴性太深,总是不肯用自己的理性去维持自己的生存。所以靠人不靠己,这样的民族性真是可耻。理性太重要了。所以从反思民族性的角度看,靠人不靠己,其实不单纯是一个可耻和可羞的问题,它还是阻碍我们文化转换的一个根深蒂固的精神障碍。所以扫除这样一个精神障碍,真正构建一种理性的悖论思维,才可能正确地认知自己,认知中华文化。
李大钊对中国传统文化本身的反思,切中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民本思想。他对民本思想提出了一个重要的观点,叫做民彝。他通过民彝的概念来反思中国文化。这篇体现他反思的文章,是他结束在日本留学的时候发表的,叫做《民彝与政治》。他说“彝”在传统上看,是一种礼器,强调礼制的“礼”,不是理性的理。中国文化一个很重要的特征其实不是或者不完全是“仁”,仁者爱仁的“仁”,其实更重要的是在于礼制的“礼”,典礼的“礼”。那么“彝”作为一种礼器,它象征着什么呢?它象征的是一种权力。注意,这个权力的“力”是力量的力,强调的是power,看作是统治权力的象征。现在李大钊要把象征统治权力的“彝”的概念赋予谁呢?赋予民,人民的民。所以“一以见民彝者,吾民衡量事物之器”不是传统的礼器,而是吾民衡量世礼之器,理性之器。
今天怎么来理解这个话?为什么说它是中国传统文化深刻的反思呢?就是说这个“彝”在李大钊的心目中已经由权力,由统治的权势变成了人民的权利,这个利是利益的利,英文叫Rights。给民以这样的权利,这是最根本的。也只有民获得了这样的权利,才有可能建立自己的自信。
所以今天看来,他对传统文化的反思抓住了一个很核心的问题,就是中国传统政治的核心问题。所以,他是将“民彝”这样一个带有浓厚的中国传统文化色彩的政治哲学概念,放到了中国近代的民主政治发展的背景之下,给这个晦涩古老的概念赋予了一个全新的富有近代意义的含义。正像我在上一个问题谈到的,要把中国文化当中与近代精神相联系的思想观念介绍之于欧人,这就是其中一个例子。所以李大钊在他的著作当中其实并没有使用过英文“民主”(Democracy)的概念,他最初就是使用的“民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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