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晓林：文化自信是民族自信的强大精神力量

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坚定文化自信，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是浓墨重彩的一节。党的十九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表明，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人民群众对精神文化的需求与日俱增，在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中占有极大的分量，文化建设的任务更加突出、也更加重要。正因为如此，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指出，“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激发全民族创新创造活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显而易见，确立高度的文化自信，对于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是具有全局性、战略性、根本性、基础性意义的千钧之重，其重大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是不言而喻的。

文化自信立于中华民族发展的现实之中

文化自信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提出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文化自信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是个整体，它们之间有着深刻的内在联系。要看到，文化自信是增强和提升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的支撑保障和强大精神力量，但同时又是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的文化反映。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我们要坚持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最根本的还有一个文化自信。”“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化自信植根于中华民族发展的现实土壤之中，植根于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说到底是民族的自强自信。

为什么这样说？因为文化是观念形态，是物质世界的派生物，是第二性的；文化根源于物质世界，又反作用物质世界。任何文化，从来都不是孤立的现象，是和经济社会有着千丝万缕联系，是处于经济社会发展之中的，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反映，是依附于国家和民族实体之上的。文化自信作为文化理念、观念范畴、意志信念，有着文化自身的因素，但归根到底是植根于经济社会发展的土壤之中。文化自信力的高低、强弱，背后有着深刻的经济政治缘由，既为经济社会状况所左右，又从文化心理的视角反映着国家和民族的兴衰起伏和发展轨迹。

文化自信思想理念的确立，不是偶然的、随意的，有着深刻的历史必然性和时代大背景。改革开放近40年来，我国经济腾飞、社会发展，综合国力大增、人民生活改善、国际地位提升，物质生产力得到极大解放。物质世界的巨大变化也必然影响和投射到精神世界上来，人们的精神世界也得到了极大的解放和丰富。正是在这样的情势下，历史人物文化热、古代地域文化热、古典诗词文化热、汉字文化热、中国饮食文化热、中医药文化热、成语典故文化热、故宫学文化热、对外文化交流热等一个接一个的文化热应运而生，彰显着中华文化的自信心和自信力。尤其是国学热和传统文化热格外醒目，屡遭冷遇和责难的命运似乎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这是新时代发生在文化领域的一个深刻的历史性变化，毫不夸张地说，这个文化现象是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的提升而出现的，反映了我国生产力的大发展带来了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的大提升，反映了社会主要矛盾所发生的变化。

从国学热、传统文化热兴起并持续升温，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倡导和践行，再到文化自信这样一些重大思想文化理念的确立，反映了新时代思想文化发展递进的历史足迹，体现了思想文化建设的一脉相承和与时俱进，标示着我们的思想文化不断走向自觉，走向更高境界，这显然是文化自信力的增强，是文化自信力的充分展示。这说明我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规律有了更深刻的把握，同时要看到，这也是中华民族自立、自省、自尊、自强的文化写照。正是从这个角度，我们说新时代包括国学热、传统文化热在内的文化自信，说到底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国家民族自强的文化反映，透射着中华民族身份的认同和自豪，折射出民族向心力、凝聚力、自豪感、自信心、自尊心的提升。所以说，文化自信是随着新时代中华民族走向富强和实现伟大复兴而来的，是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综合国力不断提升而来的，深层次的根本原因是我国经济发展、政治昌明、社会进步。当然，其背后强大的支撑和力量，自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

文运与国运相通相连

文运与国运相通相连，是带有规律性的历史现象。当文化自信受到挑战，文化凝聚力、自信力遭遇动摇和破坏，也往往是和国家民族发展遇到曲折、挫折，经济社会停滞或落后联系在一起的。人们记得，20世纪80年代初期，拨乱反正，开启改革开放，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迈开步伐。那时候，百废待兴，经济没有崛起，文化也没有热潮，国学和传统文化不仅不受推崇，反而备受诘责，中华文化的自信和自信力无疑受到了严重挑战。面对没有摆脱的贫困落后和种种体制机制上的弊端，人们的反思既指向现实也指向历史，既指向政治经济也指向文化。政治经济上的体制弊端在革除针砭之列，封闭僵化的文化观念也在革除针砭之列，包括国学在内的传统文化是在人们的严词审视和批判之中的。

当然，这里的积极意义和历史进步作用是应该得到肯定的，这是社会发展的必然，也是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所必须的。然而问题是，一些人却由此走向了极端，把革除弊端变成否定一切。从否定近现代革命史到否定中国几千年的文明史，从否定当代文化到全盘否定国学和传统文化，从而一步步滑向了历史虚无主义、文化虚无主义的窠臼。在他们那里，哪里还有中华文化的自信？他们对于自己民族文化的信心、信仰所剩无几，甚至荡然无存。国学和传统文化成了保守、僵化、封闭、专制的代名词，是中国贫穷落后的总根源。

检讨这一段历史，这种全盘否定和整体指骂国学和传统文化的观点，无疑是极端偏激、片面，极不客观、极不公正，是反科学的，但也不能不说和贫困落后的情况下被挤压变形的精神世界和文化心态有关，也可以说是当时经济社会还没有摆脱贫困落后状况的文化反映和精神折射。因此，国学和传统文化遭受冷遇抑或被全盘否定，一些人缺乏甚至丧失民族文化自信，单从国学和传统文化的角度很难讲清楚，恐怕有文化以外的经济社会因素。经济社会发展停滞，国家和民族落后对于人们文化心理的冲击和影响是不容忽视的，在这样的情况下，民族自信心、自尊心很容易受创受挫，由此出现妄自菲薄的自卑畸形的文化心态也就不奇怪了。

这种情况在历史上也出现过。上世纪初的“五四运动”，提出“打倒孔家店”、荡涤旧文化，倡导白话文和新文化运动，毫无疑问是思想解放和社会进步的需要。但其中也夹杂着不加分析、笼而统之地指骂和拒斥传统文化的主张和情绪，极端者甚至要废止中国文字等，国学和传统文化所遭受的冷遇和厄运也就可想而知了。批判国学和传统文化中的糟粕，剔除历史文化中所包含的窒息人们思想、禁锢社会进步的消极落后东西，是无可厚非的，但把整个国学和传统文化看成一无是处，一团漆黑，肯定是错误的。特别是把中国的积贫积弱、任人宰割，完全归咎于国学和传统文化，怀疑、动摇甚至丢掉了自己的文化自信，丧失自己民族的文化自信力，滑向文化危机的泥潭，则更是一个历史的大过错。这一历史的社会文化现象也是很难单从文化的角度说明白的，认真反思起来，也可以从中洞见处于苦难深重、民族危亡下的旧中国境地下的某种国民文化心态的扭曲变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