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孝：坚定文化自信，走出西方意识形态的思想陷阱（3）

三、警惕西方社会科学中“普遍性”陷阱

由于实证主义和逻辑实证主义在英美社会科学界的影响，社会科学被视为具有同自然科学一样的普遍性，至于普遍规律在具体条件下的应用问题，就像数学公式代入不同的变量一样简单。但是，实际上，社会科学的普遍性与历史的关系是一个根本没有解决的问题。在西方社会科学发展中，这种争议一直激烈进行着。最有代表性的就是历史主义学派和古典经济学的争论。争论的中心就是古典经济学的普遍性问题。

二者最早的争论可以追溯到德国经济学家弗里德里希·李斯特对英国以自由贸易为核心的古典经济学的批判，他认为只存在以国家为对象的“国民经济学”，而英国古典经济学的世界主义是建立在不存在的虚构前提的基础上的。1845年到1849年，爱尔兰发生大饥荒，英国统治者声称根据自由贸易和自由放任的原则制定政策，要限制食品救助，否则，就会干扰市场对“短缺”的反映。以约翰·K·英格拉姆和托马斯·E·克利夫·莱斯利为代表的爱尔兰经济学家们认为，这些发达市场经济的经济学原理不一定适合爱尔兰的制度和文化，由此形成了爱尔兰历史主义学派。

影响最大的争论发生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一方是以古斯塔夫·施穆勒为代表的德国历史学派，另一方是以卡尔·门格尔为代表的奥地利学派。奥地利学派是在古典经济学影响下形成的经济学派。二者就经济学是分析的还是历史的，是描述历史还是寻求普遍的经济法则，是普遍的还是独特的等重要问题展开大辩论。德国历史主义学派认为，人类社会总是处于不断的演变过程中，不同的民族、国家处于不同的发展过程，不存在适用于所有民族的经济规律，所以，就经济学来说，只存在以个别国家为研究对象的“国民经济学”，不能通过抽象逻辑推演，不能脱离这个国家经济、政治、文化的整体历史进行研究。一般认为，德国历史主义学派在辩论中因为否定社会科学追求普遍规律而失败。实际上，这一学派提出的“历史”对社会科学的限制问题直击了古典经济学的要害。

在20世纪初，以凡勃仑为代表的美国经济学家批评古典经济学的抽象的经济人假定，认为人是制度的产物，制度有一个演进过程，并发展为美国的制度学派。这实际上也质疑了新、旧古典经济学的普遍性。

马克思主义以深刻揭示人类历史和社会发展规律而著称。马克思坚决反对社会科学抽象的普遍性，批判西方古典经济学把经济规律等同于源于人性的自然规律的做法。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写道：“经济学家所以说现存的关系（资产阶级生产关系）是天然的，是想以此说明，这些关系正是使生产财富和发展得以按照自然规律进行的那些关系。因此，这些关系是不受时间影响的自然规律。这是应当永远支配社会的永恒规律。于是，以前是有历史的，现在再也没有历史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51页）在马克思看来，古典主义经济学的普遍性实际上是不存在的。

正因为社会科学的普遍性受到制度和文化的制约，西方社会科学在其他国家频频“失灵”。如果不能坚定文化自信，忽视本土的经验和智慧，把西方社会科学视为普遍适用的科学，就会跌入西方社会科学抽象的“普遍性”的思想陷阱，套用西方社会科学于中国实践。在国家战略层面，任何直接移植、套用其他国家社会科学的行为都会产生灾难性后果。中国革命时期教条主义者机械套用俄国十月革命的经验导致惨重教训，苏联解体前政治改革移植西方政治制度，俄罗斯套用新自由主义的休克疗法，这些都产生了灾难性的后果。

总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根据国情，根据自己面临的问题和具体条件，探索自己的路，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中国发展历程中的中国经验为中国社会科学积累了丰富的材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新时代对中国社会科学提出了新的使命。中国学者要坚定文化自信，走出西方社会科学中的思想“陷阱”，立足于中国发展的实际需要，归纳中国经验，批判吸收西方社会科学中的养料，构建中国特色社会科学。

（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