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理论对毛泽东社会主义建设思想的创新发展（2）

三、关于所有制改革路径的探索

在理论探索的基础上并结合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实践，1957年2月27日，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系统论述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理论。他指出：“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基本的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关于在社会主义社会不存在矛盾的想法“是不符合客观实际的天真的想法”。［7］这破除了长期以来许多人不承认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矛盾的保守僵化的认识。

毛泽东深刻揭示了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规律，使人们对社会主义发展动力问题有了正确认识，这对社会主义发展问题的探索是一大贡献。

毛泽东逝世后，邓小平写信给中央，提出了两个根本性问题：一是充分肯定和支持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基本矛盾的理论；二是提出问题不等于解决问题，用什么方式来解决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需要进一步研究。邓小平从生产力角度来考虑生产关系与上层建筑的适应性问题，他提出：“社会主义阶段的最根本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5］（p.63），把生产力的发展作为矛盾的主要方面，从而改变了长期以来人们在认识和处理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时，往往忽视生产力的最终决定作用，仅仅从生产关系的角度来考察社会主义发展程度的错误。为此，根据社会主义基本矛盾运动的特殊形式，邓小平提出了解决这一矛盾的途径：从发展生产力角度进行体制改革。他多次提到要发展生产力，改革是必经之路。邓小平一再强调，改革“实质上是一场革命”［5］（p.174），“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5］（p.113）。这样改革的深度和广度不仅包括经济体制、政治体制的变革，而且还涉及整个社会的转制与改造，并最终引起社会的经济、科技、文化和人的精神状态等一系列全新的变化。邓小平指出：“革命是解放生产力，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5］（p.370）这一思想深刻揭示了改革与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之间的内在联系，彻底消除了在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后，阶级斗争已不再是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的情况下，仍然把阶级斗争当作社会主义发展动力的错误认识的影响，指明了唯有改革才是解决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根本途径，才是社会主义发展的直接动力。由此，邓小平所有制改革理论全面系统论述了通过改革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对巩固和完善社会主义的伟大作用，解决了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如何不断解决社会基本矛盾的重要问题。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带领全党和全国人民不断实践、不断总结，“摸着石头过河”，终于在中国社会主义基本矛盾的中枢环节——生产资料所有制问题上逐步得到突破性的进展。改革开放30多年来所有制改革的过程，就是在坚持公有制为主体的前提下，对公有制的实现形式的认识越来越科学、对非公有制经济的定位越来越准确的过程。邓小平理论对所有制改革路径的探索，在实践中体现了中共中央在大力倡导改革的同时，不只是注重改革的形式，而是更加注重改革的内容。邓小平鲜明地提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5］（p.373）这一思想使全国人民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有了一个科学的认识，对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有了更为深入的理解，从而使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理论与实践得到进一步的统一，使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理论在中国改革开放和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的实践探索中得到创新发展。

四、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探索

新中国成立后，在社会主义建设方面“向苏联学习”，建立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毛泽东基本上赞同苏联的计划经济体制，同意斯大林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理论，但是他主张对这一体制进行改革，并从1956年开始寻找一条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1956年，根据毛泽东《论十大关系》的精神，中国开始改进管理体制的尝试，然而探索的方式集中在分权与放权方面，只是在计划经济体制内寻找平衡点。1958年11月，毛泽东在郑州会议上说：我们国家是个商品生产不发达的国家，现在又很快地进到了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同商品交换还要发展，这是肯定的，有积极作用。［8］他还提出让领导干部学习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赞同斯大林对社会主义条件下商品生产存在原因的分析。此外，毛泽东还提出要有计划地发展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的观点，认为社会主义的商品交换应当有计划地进行，要把国家和人民公社的商品交换纳入计划的轨道。这一看法不仅突破了把商品生产和社会主义对立起来的传统观念，而且开始克服了把商品经济和计划经济对立起来的局限性。这与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有计划商品经济”论断是一致的。可以说，毛泽东还是重视发展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但只是把它们放在次要的地位。尽管毛泽东的一些正确认识在经济建设中没有始终坚持，但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认识在科学社会主义史上是有所突破的，特别是20世纪50年代末他对社会主义商品生产的论述，对此后邓小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形成具有积极影响。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国家管理经济的职责主要应限于宏观经济领域，而用行政手段配置资源的最大弊端在于限制和排斥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市场的调节作用。正是在这种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下，中国国民经济的发展长期滞后。在总结社会主义建设经验教训的基础上，邓小平清醒地认识到了计划经济体制的种种弊端。毛泽东关于计划经济体制思想的局限性在于把社会主义等同于计划经济，把市场经济等同于资本主义，因而没有突破计划经济体制的藩篱。而邓小平抓住了制约经济发展的计划与市场的关系问题，并有了突破性的认识。早在1979年邓小平就说过：“说市场经济只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只有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这肯定是不正确的。社会主义为什么不可以搞市场经济，这个不能说是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4］（p.236）1985年，邓小平又重申了这一思想，他指出：“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之间不存在根本矛盾。问题是用什么方法才能更有力地发展社会生产力。我们过去一直搞计划经济，但多年的实践证明，在某种意义上说，只搞计划经济会束缚生产力的发展。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结合起来，就更能解放生产力，加速经济发展。”［5］（pp.148～149）邓小平还对计划经济、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之间的关系做了明确界定：“不要以为，一说计划经济就是社会主义，一说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不是那么回事，两者都是手段，市场也可以为社会主义服务。”［5］（p.367）1992年，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再次明确指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5］（p.373）

在邓小平“南方谈话”精神的指导下，中共中央逐步明确了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经历了一个不断发展完善的过程。1992年10月召开的中共十四大，郑重提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并深刻阐述了这一改革目标的理论原则，在理论上标志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模式的正式确立。1993年11月，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在理论上指明了解决“新旧体制并存状态”的途径。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模式的提出，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深化、发展的必然产物。邓小平提出并阐述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是他总结社会主义建设经验，对比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经验而产生的。在领导改革开放的实践中，邓小平又总结了经济发达地区和经济落后地区的经验，从体制上作了比较，具有时代性、实践性、开放性与中国特色，从而进一步丰富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创立了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崭新的目标模式，赋予了社会主义发展事业新的生机与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