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03】宋维明：京津冀的林

森林是陆地生态系统的主体，又是由若干动植物群落组成的生态系统，它们不仅维护着自然界的生态平衡，也是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资源和环境要素。京津冀地缘相接，地域一体，相互交错，西邻太行山麓，南为华北平原，东临渤海湾，形成了华北平原、太行山和燕山山地、坝上高原、滨海湿地等复杂多样的地形地貌，森林植被以温带阔叶林为主，种类丰富。它在维护京津冀地区的生态安全、改善环境质量、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休闲游憩等方面，发挥着重要的功能。

畿辅重地 林海桑田

在漫长的地质时期，京津冀地区曾生长着茂密的森林。在古生代初期，京津冀一带曾是汪洋大海。到了晚期，陆地抬升，生长出茂密的森林，有着高大的橉木、科达树、树蕨、种子蕨及芦木等植物，这些植物的残体埋入地下，受着上面沉积的压力及其他作用，变成了埋藏于地下的煤炭资源。在中生代，华北地区发生了强烈的造山运动，形成了燕山山脉和太行山山脉，造山运动使地表不断升降、沉积，把大量的地表植被如苏铁类、银杏类及松柏类组成的大森林再次埋入地下，形成了京津冀地区第二次大森林造煤期，如河北大森林形成的开滦煤层。我们现在看到的北京延庆的硅化木，也是这次造山运动的遗迹。到了新生代，随着亚欧大陆板块北移和地貌变化，京津冀地区的气候又有了很大变化，森林植被也发生了演替。在早第三纪时期，京津冀地区生长着海洋性的亚热带森林。但到了晚第三纪时期，由于喜马拉雅造山运动的影响，华北地区的山地又一次被抬升，平原断裂，形成了第三次大森林造煤期，河北西北部、河北西南部、北京门头沟等地的煤层，就是在这时期形成的。在距今200万年开始的第四纪时期，京津冀地区的山川已经大致和今天相近，气候多次冷暖交替，森林面积和树木种类也不断出现盈缩变化。但总体而言，史前京津冀一带的森林植被茂盛，森林覆盖率达到60%~70%。良好的生态环境为人类的生存发展创造了条件，而人类的活动也对森林资源的变迁产生了重要影响。

森林是人类文明的摇篮。京津冀一带森林茂密，野兽众多，成为原始人类活动的重要地区。先秦文献《韩非子·五蠹》说：“上古之世，人民少而禽兽众，人民不胜禽兽虫蛇。有圣人作，构木为巢以避群害，而民说之，使王天下，号曰有巢氏。”《礼记·礼运》又记载：“未有火化，食草木之实，鸟兽之肉，饮其血，茹其毛。未有麻丝，衣其羽皮。”“北京周口店发现的北京猿人遗址中，他们生活的洞穴里堆积着厚厚的灰烬层，不仅有动物的骨骼，还有树枝、种子的炭块，出土的动物化石种类也非常多，有剑齿虎、犀牛、肿骨鹿、熊、狼、野猪、猴、斑马、羚羊等 。”这说明当时的北京人从森林中获得了丰富的食物资源。在原始社会的部落联盟时代，京津冀地区成为华夏各部落争夺的重心。史书记载，黄帝为统一各部，大战于阪泉、逐鹿之野，最后“合符釜山”“邑于逐鹿之阿”，但这个过程也带来“烧山林，破增薮，焚沛泽，逐禽兽”（《管子·揆度》），使得森林资源不断遭到破坏。特别是夏、商、周时期，京津冀地区的人类活动日趋频繁，平原地区逐渐开辟为农田，人类开始兴建城市。到战国时期，平原上已经没有原始森林。与此同时，靠近平原的太行山区，由于采伐和狩猎，森林资源也有所破坏。

秦汉以至唐宋时期，京津冀地区远离政治中心，除平原地区的农业开发以外，山地森林较少遭到破坏。太行山和燕山山地仍有大量的原始林木存在，即使山前丘陵地带也有野兽出没。在北京大葆台出土的西汉墓中，1号汉墓仅“黄肠题凑”一项，就使用了柏木心122立方米，如果再把棺椁、地板、木墙、顶盖所用的木材计算在内，全墓的用材量大约为250立方米。1号墓与2号墓的总用材量可达500立方米。如此大量的木材，很可能就是从周围森林中采伐来的。《晋书·石勒载记》记载：太兴二年（公元319年），“大雨霖，中山、常山尤甚，滹沱泛溢，冲陷山谷，巨松僵拔，浮于滹沱，东至渤海，原隰之间，皆如山积”。这一记载，一方面说明当时的灾害之严重，另一方面也说明当时的太行山区有着茂密的森林。宋辽时期，契丹人将幽州改称南京，经常在北京周围进行狩猎活动，先后在今北京的密云、顺义、昌平，天津的蓟县，河北易县等地射猎，捕获的野兽有鹿、熊等。而宋金时期，泰和五年（公元1205年）中都城外还曾有猛虎出没，章宗“驾出射获之” ，说明这一时期北京周边地区包括河北、天津一带植被状况仍然良好 。但在太行山南段，靠近北宋地区的森林已经遭到破坏，沈括《梦溪笔谈》记载：“今齐鲁间松林尽矣，渐至太行、京西、江南，松山大半皆童矣。”童者，头上无毛，指山无草木。

元、明、清时期，北京成为全国的政治中心，宫室建筑、薪炭燃料、居民生活，消耗着越来越多的木材，京津冀一带的森林资源破坏加剧。元代绘制的《卢沟运筏图》，形象地再现了永定河流域森林采伐的盛况，这直接导致了永定河水泛滥的频繁。明代成化年间，大臣马文升在《为禁伐边山林以资保障事疏》中说：“自偏头、雁门、紫荆，历居庸、潮河川、喜峰口，直至山海关一带，延袤数千余里，山势高险，林木茂密，人马不通，实为第二藩篱。”但京城奢靡之风渐盛，“官民之家争起第宅，木植价贵，所以大同宣府规利之徒、官员之家，专贩筏木”（《马端肃奏议》卷七），这一带的林木面临被大量采伐的危险，因此马文升才上疏禁伐。清代以前，坝上高原森林资源丰富，清代成为皇家狩猎的围场，清朝前期森林资源得到一定保护。但康熙以至乾隆时期，为了修建避暑山庄，曾从围场采伐巨木，仅从围场县的英囫囵、莫多围、后围就砍树365000株（光绪《蔚州志》卷四《地理志·山川》）。到了清代后期，清政府财政困难，围场弛禁，开围放垦，又设立木植局，售卖木料，结果围场的原始森林几乎被砍光了。

民国时期，政府颁布了《森林法》，制定了许多森林保护政策，逐步建立了现代林业管理体系，但由于时局动荡，森林的保护和培育根本得不到保障。比如当时的北京政府曾制定十年绿化西山的计划，设立实验林场，计划造林4000余亩，但由于连年战乱，造林计划难以实施。特别是抗日战争时期，侵华日军在1944年3月和9月发起了“献木供木”运动，要求民众交出一定数额的木材。经过两次“献木供木”运动后，北京城内、寺庙周边及风景区生态环境遭到严重破坏，植被覆盖率显著降低。截至1949年，京津冀地区的森林已被砍伐殆尽，森林覆盖率降到3.2%，成为一个缺林少林的地区。

新中国成立后，设立了林垦部，后更名为林业部，专管全国的护林、造林和林木采伐。京津冀地区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其森林保护和造林受到国家的高度重视。1950年5月，林垦部发布《关于华北西北等区雨季造林的指示》，1951年后又确定在永定河营造水源林，在冀西、永定河下游营建防沙林，在河北沿海地区营建海岸防护林。1980年前后，“三北”防护林建设启动，河北、北京、天津被纳入“三北”防护林建设区域，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京津冀地区生态环境的恶化，促进了森林植被的增加。1985年，国家实施太行山绿化工程，加大了在太行山区植树造林的力度。2000年以后，京津风沙源治理工程启动，河北又开始大规模退耕还林、荒山造林，京津冀地区的森林植被逐步得到恢复。根据第八次全国森林资源清查数据显示，北京市的森林覆盖率已达35.84%，河北省23.41%，天津市9.87%，京津冀地区的森林覆盖率合计为23.36%，高于全国21.63%的平均水平，比新中国成立前增长了近20个百分点。随着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的提出，京津冀地区的绿化和森林覆盖率必然会进一步增加，森林生态环境必然会得到进一步的改善。

自然人文 生态屏障

森林具有保护生物多样性、涵养水源、保持水土、防风固沙等重要自然生态功能，对生态环境的变化有着巨大的影响。这种影响分为自然生态影响和人文生态影响。

历史上京津冀的森林分布非常广阔，孕育了众多动植物，发挥了良好的自然生态作用。如承德头沟一带辽代有打造馆，附近有奚雷等少数民族居住。宋人苏颂有《和过打造部落》诗写道：“奚夷居落瞰重林，背倚苍崖面曲浔。涧水逢春犹积冻，山云无雨亦常阴。田塍开垦随高下，樵路攀缘极险深。”这首诗里面有密林、河流、山涧，同时奚雷人在陡峭的山上开垦梯田，既描绘出当时良好的自然生态，也显示了人类依托自然、努力生存的和谐状态。又有明人王嘉谟在《蓟丘集·北山游记》中对军都山一带的森林做了细致描述。其文中写道：自漆园岀西十里许有高崖村，“崖下有泉绕其聚，四面皆山，蔚洞森萧”；其西北十里处有清水涧，“两山如门，行可二十里，山皆奇峭巃嵸，山中飞泉滮洒，或决地，或分流，淙汨树木之间，推激岩崖之穴”；山中有“百合、忍冬、棠杜、牛奶、相思、郁薁、黄精、唐求之属，渗味扶芳，烁红陨翠，飞沫击枝，坠而复起，新实含濡，落而不变。奇禽异羽，嘤嘤满耳，鸟窠雉囮，遍其岩穴，山鹿之毳，豪猪之毛，丰茸随风”；“北山自高粱至德胜，共百八十里。小山至众，记者二十。鸟有红鸦、沙鸡、文雉、半翅，兽有虎、豹、奇狸、狼、野干、白驳、豪猪、兔、狍，草树多奇”。从其描述中，我们可以看到有群山、有涧流、有飞泉，有密林，还有丰富的动植物。文章寥寥数笔，就把军都山的山林面貌勾勒尽然，山川、河流等生态环境跃然纸上。山泉、树木、动物构成了一个生物多样性的典型区域。这些都表明，明代京津冀的林在维护良好生态环境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近人尚秉和（1870~1950年）在《历代社会风俗事物考》一书中曾描述了进京赶考的亲身经历：“清时官道，宽数十丈，两旁树柳，中杂以槐。余幼时自正定应举赴京师，行官道六百余里，两旁古柳参天，绿荫幕地，策蹇而行，可数里不见烈日。柳阴下卖茶卖酒卖饼饵者，络绎不绝。疲则憩，热则乘凉，渴饮饥食唯所欲，虽远行而有闲逸之趣。”从河北正定到北京六百余里路程，沿途都有大树蔽日遮阴且商贩众多，非但不觉远行之累，反而有闲逸之趣，足见当时京津冀的林维护良好自然生态的功效了。

森林除了有保持生物多样性、涵养水源等功效之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生态功能便是保持水土、防风防沙。这个我们可以从京津冀的林受到破坏之后负面影响来窥一二。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曾经古树参天、绿植遍地的京津冀的林几乎被破坏殆尽。在河北，只残存天然次生林788万亩，森林覆盖率只有2.8％。在北京，城区仅剩行道树87公里，公共绿地476公顷，所有树木合计才仅仅6.41万株，八达岭则完全成了荒山秃岭。失去了森林的防护，水土流失严重。每逢冬春之时，京津冀地区都是风沙大作。1956年3月11日《北京日报》曾刊登著名作家邓友梅的《暴风中》一文，对当时北京的风沙做了形象描述：“他们出去不久，天色就暗下来，整个宇宙全被黄沙罩住，人们连呼吸都困难了。等我打完两个电话出去的时候，外边暴风已刮得很凶，树枝疯了似地乱摇，整个工地的上空旋转着沙土、刨花、锯末和木片。”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京津冀地区也进行了诸多努力，这中间虽然有塞罕坝机械林场再造林区的现代奇迹，但总体来看，京津冀的森林恢复程度仍不理想，水土流失、沙尘漫天的现象仍然严重。20世纪80年代，海河及其分支河流多次断流，河床裸露，再加上乱采砂石、随意倾倒工业生活垃圾，导致京津周边出现了多条沙带，仅北京周边沙带总面积便多达400余平方公里。每遇大风时，风挟卷着大量沙子飘向京津市区，形成沙尘暴天气。这一现象直到国家实施“三北”防护林工程、退耕还林工程、京津风沙源治理工程、太行山绿化工程等国家重点造林工程之后才最终得到缓解。这也充分告诉今日的我们，要尽可能地对自然保持敬畏。京津冀的生态造林工作任重而道远，我们仍需继续努力。

除了自然生态功能之外，京津冀的林在历史上还有着人文生态的功能，主要包括军事防御和皇陵防护两大方面。在冷兵器时代，森林有着天然的军事防御功能。京津冀地区历来为北方军事要地，五代之后更是成为中原王朝与少数民族政权之间的兵家必争之地。这其中京津冀的林发挥了重要的军事作用。公元917年，后晋大将李存审与契丹大战于幽州城西（今北京西山一带），“李存审命步兵伐木为鹿角，人持一枝，止则成寨。契丹骑环寨而过，寨中发万弩射之，流矢蔽日，契丹人马死伤塞路”（《资治通鉴·后梁纪五》）。在蒙古灭金的战争中，森林同样起了重要作用。《元史·札八儿火者传》记载：“金人恃居庸之塞，冶铁锢关门，布铁蒺藜百余里，守以精锐。札八儿既还报，太祖遂进师，距关百里不能前，召札八儿问计。对曰：‘从此而北黑树林中有间道，骑行可一人，臣向尝过之。若勒兵衔枚以出，终夕可至。’”成吉思汗正是通过黑树林小道大胆突袭突破了金军防线，最终取得灭金之战的胜利。

金、明、清时期，京津冀的林除了拥有军事防御的属性之外，还有着另外一种特殊的政治属性，那就是皇陵防护。因为定都北京，故金、明、清朝诸帝均将皇陵选定在京津冀地区。其中金朝17位皇帝的陵寝位于北京九龙山下，明朝13位皇帝的陵寝位于北京天寿山中，清朝9位皇帝的陵寝位于河北昌瑞山和永宁山下。为了保证皇家威严和龙脉完整兴旺，这些陵寝山中均广种树木且严令禁止砍伐，违者重罚。如万历十三年（1585年）奏定的《真犯死罪充军为民例》规定：“山前山后，各有禁限。若有盗砍树株者，验实真正桩楂，比照盗大祀神御物，斩罪，奏请定夺。”

资之用之 民实赖之

森林作为一种重要的资源，能够为人类的经济生活提供多种物品。京津冀地区林业历史发展中，经济林一直占据着重要的地位，自日常的百姓资用，到区域民生的改善、文化的传承，都离不开经济林的贡献。

京津冀地区的经济林发展历史极为久远，尤以果木业源远流长。《北京志·农业卷·林业志》中写道：“远在全新世时期……平谷上宅有松属、栎属、栗属……榛属等乔灌木树种分布。”《战国策·燕策》中记载，燕国（今北京及河北中、北部）“南有碣石、雁门之饶，北有枣栗之利，民虽不由田作，枣栗之实，足食于民矣。此所谓天府也”。这就说明早在战国时期燕山地区板栗树、枣树就分布较多，是当地群众重要的收入来源。自此开始，板栗、枣树种植代有传承，史料中多有记录。如《史记·货殖列传》记载：“燕秦千树栗”，“枣栗千担者三之……亦比千乘之家”；《汉书·地理志》也有“渔盐枣栗之饶”，表明汉代京津冀地区从事枣、栗等果品种植利润极为可观。三国吴人陆玑所著《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中，也有“五方皆有栗，惟渔阳、范阳栗甜美味长，他方者悉不及也”的描述，强调当时京津冀地区的板栗品质优于其他地区。到了唐代，幽州（今河北北部至辽宁一带）的枣、栗名闻天下，《新唐书·地理志》“幽州范阳郡”条目载“土贡……栗”，说明当地的板栗品质优异，已经成为皇家的贡品。金代，中都地区果品中也以枣、栗最为有名，南宋名臣范成大出使金国，写有《良乡诗》，其中“紫灿山梨红皱枣，总输易栗十分甜”，极力称颂良乡（即今北京房山良乡地区）梨、枣、栗等果品，而易州板栗尤以个小味甜远近驰名。元朝定都北京，区域人口大量增加，百姓生活需求急剧增长，农林生产规模日益扩大，种植果木的数量、品种远超前代。当时京津冀地区板栗栽培依然盛行，据史料记载有西山栗园、斋堂栗园、寺院栗园、庆丰寺栗园等。从栗园分散在北京各个地区，并建园专门经营的情况分析，当时板栗的栽培面积很广。又据《析津志辑佚》记载，“紫荆关下有栗园尤富，岁收栗数千斛”，可见当时板栗产量也很高。明代京津冀地区的果木生产，除了传统的枣、栗、榛、核桃、杏、李之外，还有苹果、葡萄、樱桃等新品。明人史玄《旧京遗事》记载：“京师果茹诸物，其品多于南方，而枣、栗、梨、杏、桃、苹婆诸果，尤以甘香脆美取胜于他品，所少于江南者，惟杨梅、柑橘。而北方又自有榛、栗、松榧之属，韵味清远，不相下而相敌也。”其中，大兴的金把儿黄梨，门头沟的樱桃，怀柔板栗，房山的凌枣、磨盘柿，因品质优异，都被列入朝廷的贡品。清代，随着经济繁荣以及国内外交通的展开，文冠果、林檎、苹果、巴旦杏、樱桃、核桃、葡萄等新品种不断引进，京津冀地区的果品更加丰富。清代龚自珍《说居庸关》云：“自入南口，木多文杏、柿、苹婆、棠梨，皆怒华。”清末光绪年间，农工商部兴办京师农事试验场，其中果园面积6.67公顷，分为山楂、柿、枣、桃、葡萄、杏、苹果等14个区。民国时期，果木种植仍然是京津冀地区林业经济的重要支柱。20世纪40年代，北京共有果树2.2万公顷，年产量2000万公斤。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北京果树资源在原有基础上进一步取得长足发展。

除果木外，桑树也是京津冀地区历史上分布和栽培很普遍的经济树种。《晏子春秋·内篇杂上》云：“丝蚕于燕，牧马于鲁。”《史记·货殖列传》记载：“燕、代田畜而事蚕。”说明秦汉时期京津冀地区就盛行桑树种植和蚕业生产。三国魏曹植的《艳歌行》诗云：“出自蓟北门，遥望湖池桑。枝枝自相值，叶叶自相当。”可见，魏晋南北朝时期京津冀地区桑树分布较广，规模也不小。根据《新唐书·地理志》记载，河北“邢州巨鹿郡土贡丝布”“冀州信都郡土贡绢锦”“深州饶阳郡土贡绢”“赵州赵郡土贡绢”“沧州景城郡土贡丝布”“易州上谷郡土贡绸”“幽州范阳郡土贡绫绵绢”“瀛州河间郡土贡绸”，说明唐代河北丝织业非常发达，唐代河北地区桑树分布或种植范围较广。宋代王安石的《白沟行》诗有“幽燕桑叶暗川原”，指出当时幽燕两州蚕桑生产规模大，在农业生产中占据重要地位。正是看到桑树种植的重要经济利益，明太祖朱元璋特地下旨：“天下百姓务要多栽桑枣……每一户初年二百株，次年四百株，三年六百株，栽种过数目造册回奏。”（明郜相《河间府志》卷七《风土志》）。之后，河北平原地区桑树种植渐成规模，百姓赖以获利。入清以后，因为前期的战乱导致森林资源剧减，京津冀地区桑树所存无几，故《钦定日下旧闻考》记载：“盖幽蓟古多树桑，此桑干所以名河，楼桑所以名村也。今则千里之内树桑绝少矣。”基于此， 雍正二年（1724年），雍正下谕给直隶督抚等官：“再舍傍田畔，以及荒山不可耕种之处，量度土宜种植树木。桑柘可以饲蚕，枣、栗可以佐食，桕、桐可以资用，即榛楛杂木亦足以供炊爨。”（《世宗宪皇帝上谕内阁》卷16）在朝廷的支持下，此后直隶地区桑树覆盖逐渐扩大，通过种桑养蚕，百姓多有获益，而本地区的桑葚一度作为贡品进贡皇室。光绪七年（1881年），清廷在京城大李纱帽胡同设立蚕桑局，在教子胡同设立桑园，鼓励种桑养蚕，抽丝织绸。近代以来，伴随西方实业思想的引进，京津冀地区蚕桑业重新发展，但基于桑树品种和技术方法的落后，经济收益有限。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政府积极恢复生产，组织力量进行桑树资源普查，建设新型桑园基地，蚕桑业一度取得长足发展。至今，京津冀地区还有许多古桑林的遗留，如北京大兴区安定镇的御林古桑园，现存古桑树500余棵；河北献县本斋回族乡古桑树林，现存古桑树上百棵。这些古桑树正是历史长河中京津冀地区蚕桑经济发展的活态证明。总体来看，京津冀地区独特地貌和地理位置成就了辉煌的林业经济发展历史，也给后世留下了丰富的农林文化遗产资源。直到现在，板栗等经济果木产业仍是区域农林经济中的优势产业，为百姓经济创收和民生改善作出重要贡献。而历史上传承下来的许多经济果木贡品，如怀柔板栗、妙峰山文玩核桃、密云金丝小枣、黄土坎鸭梨、房山磨盘柿、崔庄冬枣等等，依旧有着鲜活的生命力。如天津滨海崔庄古冬枣园现存600年以上枣树168棵、400年以上枣树3200棵，是我国成片规模最大及保留最完整的古冬枣林；河北宽城板栗栽培可追溯至先秦时期，至今已有3000多年历史，全县现存百年以上的板栗古树达10万余株，最老的板栗古树树龄逾700年，被誉为中国板栗之王。2014年，天津滨海崔庄古冬枣园、河北宽城传统板栗栽培系统被中国农业部评选为第二批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这两个文化遗产的入选，正是枣、栗作为京津冀地区历史时期以来经济果木中优势品种的最好体现。又如北京平谷四座楼山出土的核桃被认为是我国起源最早的核桃，而现存的十几株300~500年的麻核桃树被认定是我国树龄最老的麻核桃古树，2015年四座楼麻核桃生产系统被农业部评选为第三批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其入选既催生了休闲旅游的发展，也较好地保护了当地的生态环境。总之，以枣、栗、核桃为代表的京津冀特色经济林木，在有着辉煌历史发展的基础上，传承创新，以更生态的形式，为京津冀协同发展贡献力量。

兴园造林 寓情于景

森林是人类最初活动的舞台，然而进入农耕社会后，城市增加、农耕区拓展，生态环境变化，大量森林消失。但中国传统哲学崇尚“天人合一”，从帝王贵胄到士人商贾，都期冀回到山林的怀抱，享受乐山乐水、游憩林下、修身养性、怡然自得的生活状态。当这种愿望无法实现时，士人们则退而求其次，将山水林石移植到城市生活中，这就催生了中国古典园林。

中国古典园林萌发于商周，成熟于唐宋，发达于明清。早在商周时期，人们已经开始造园，称之为囿。春秋至秦汉时期，园林建设多模拟自然美景和神话仙境，以自然环境为基础，增加人造景物。这一时期京津冀地区的园林，较早见于《战国策·燕策》中“蓟丘之植，植于汶篁”的记载，可见蓟丘已经是燕国都城的名园，也是金朝以后形成的燕京八景之一的“蓟门烟树”之所在。西汉时期，燕剌王刘旦的万载宫也颇有名气，《汉书》《水经注》中记载了万载宫、光明殿、端门、永巷等宫殿园囿的楼宇林立与树木葱茏。魏晋至隋唐时期，园林建设以诗画意境作为造园主题，同时渗透了主观的审美理想，构图曲折委婉，讲求趣味。这一时期京津冀地区的园林多依水而建，郦道元在《水经注》中便提及，燕京西湖（今昆明湖前身）一带“绿水澄澹，川亭望远，亦为游瞩之胜所也”，景色秀美，令人流连。唐代国力强盛、佛道并行，寺观园林遂兴，北京的天宁寺、云居寺、卧佛寺、戒台寺等，都是唐代所建。宋元时期，园林建设以山水写意为主，注重发掘自然山水中的精华，加以提炼，园景主题鲜明。这一时期京津冀地区的园林，有辽金两代的长春宫、万宁宫、钓鱼台等，并形成了脍炙人口的“燕京八景”。元代定都北京后，皇家园囿均围绕万岁山、太液池一带。元代私家园林继承发展了唐宋以来的文人园林形式，较为著名的有河北保定张柔的莲花池以及京城廉希宪的万柳堂、张九思的遂初堂、宋本的垂纶亭等。京城近郊泉池密布的地带有私人修建的小园几十处，其中草桥及附近地区的万柳堂、匏瓜亭、玩芳亭、遂初堂等最为出名，“今右安门外西南，泉源涌出，为草桥河，接连丰台，为京师养花之所。元人廉左丞之万柳园、赵参谋之匏瓜亭、栗院使之玩芳亭、张九思之遂初堂，皆在于此”。从相关文献资料和艺术作品来看，园林成为士人抒发性情的重要载体，对明清园林产生较大影响。

明至清中叶，园林数量骤增，造园成为独立的技艺，园林成为独立的艺术门类。这一时期，明朝的皇家园林，包括现今北海在内的西苑，是明代皇城内规模最大的园林，仍以万岁山、太液池为主，形成了北海、中海、南海相互贯通的水域。明代紫禁城中的宫后苑（御花园）是皇家园林的又一亮点，以江南园林为范例，松柏竹间点缀着山石，形成四季常青的园林景观。清代是京津冀特别是北京园林建设的一个爆发期，皇家园林的建设持续了百年时间，历经康雍乾三朝，形成了河北承德避暑山庄以及北京以圆明园为代表的三山五园格局。这些大型园林不但摹仿自然山水，而且还集仿各地名胜于一园，形成园中有园、大园套小园的风格，达到了古典园林建设的巅峰。明清私家园林的建设也很繁荣，例如明代的定国公园、英国公新园、勺园、李园（清华园）等，清代的恭王府花园、醇亲王府花园、莲园、可园、半亩园等。此外，以大觉寺、法源寺、潭柘寺等为代表的寺观园林也颇为兴盛。明清园林，从游赏向可游可居方面逐渐发展。民国成立以后，开始了包括公园在内的市政建设。由于资金匮乏，各地政府因地制宜，一方面新建公园例如中山公园等，另一方面利用前代园林的便利，将其开辟为现代公园。以1914 年北京中央公园开放为先声，诸多皇家园林坛庙例如社稷坛、先农坛、天坛、西苑三海、太庙、景山、颐和园以及钓鱼台、紫竹院、万寿寺等行宫，纷纷对公众开放。此外，在河北、天津等地一些山水秀丽之处或中心城市、列强租界，也有较多公园和园林的兴建，例如北戴河别墅群园林、莲花公园，保定城南公园、人民公园，天津北宁公园、河北公园（后改为中山公园）、俄国花园（后改为海河公园）、大和公园（后改为胜利公园）、德国公园（后毁）等。由此，皇家、私家园林实现了角色的转变，集休息、娱乐、教育、运动、文化等功能于一身，成为民众公共的休闲空间。近代公园出现，是城市生活走向近代化的重要标识之一。然而，1928年国民政府迁都南京后，以北京为首的京津冀地区政治地位式微，国民政府对京津冀地区的关注和投入程度随之下滑。社会持续动荡，京津冀地区公园的建设与维护无从谈起，随之衰落颓败。新中国成立之初，以首都北京为例，近郊对外开放的仅有7处大公园和5处小绿地，总面积772公顷；曾有“万牲园”之称的西郊公园，只剩下3种17只动物 。

新中国成立初期，为尽快改善城市面貌，提高居民生活质量，各城市都投入很大精力营建公共园林、拓展绿地系统。各地基于实际情况所限，本着“先求其有，后求其精”“以绿为主，先普及后提高”的宗旨，特别是五六十年代，国家重视并提出“普遍绿化，重点美化”“大地园林化”等方针，包括京津冀地区在内，各地公园建设取得较快发展。各地结合爱国卫生运动，除害兴利，整治环境，营造公园，清理脏乱的荒山、空地，开辟公园、街心花园和小游园。这一时期公园建设的成果显著，包括北京的陶然亭、紫竹院、玉渊潭、青年湖、红领巾公园等五六十处，以及天津的水上公园、金钢公园，保定的东风公园、竞秀公园等。同时，各地也对解放前遭受破坏的公园进行修复和改扩建，例如北京的颐和园、北海、景山、天坛、地坛、碧云寺、潭柘寺、西山八大处等，河北承德的避暑山庄和外八庙等，都进行了不同程度的修缮。到了20世纪60年代中期，经过三地政府和民众的不断努力，城市园林绿地面积大幅增加，公园建设卓有成效。改革开放以来，京津冀地区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全面发展， 城市园林与森林公园建设走上了快车道，取得了诸多新成就。随着生态环境重要性的日益凸显，以及人民群众对于“自然、生态、人文”的生活环境的期望，城市绿地、公园、广场、道路绿化等在档次、形式、功能上不断提高，城市园林的建设向着个性化、系统化、健康化、人性化、规范化的方向发展，数量不断增加，配置更加合理，生态功能日益强化。北京、天津、河北在大力建设城市公园的同时，也致力于集休闲养生于一体的森林公园的开发。目前北京已有八达岭、鹫峰、西山等15个国家森林公园；天津有九龙山国家森林公园；河北有塞罕坝、山海关等27个国家森林公园，数量位居三地之首。通过城市公园、森林公园建设，可以净化空气、减弱噪音、调节城市温度、改善人居环境，有效促进民众乐业与社会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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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王九龄，李荫秀.北京森林史辑要[M].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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