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01】吴文涛：建都序曲——金中都

提起北京的建都史，通常都是以金中都为开端。金中都是12世纪女真族政权——金朝的首都。女真族兴起于东北松花江流域，于公元1115年推翻辽朝统治，建立金朝。而后继续向南扩张，进入中原地区，于公元1126年灭北宋，迫使宋室南迁。公元1141年宋金签订“绍兴和议”，以淮河一线为界形成南北对峙的局面。公元1153年，海陵王完颜亮将金朝都城从上京（今黑龙江哈尔滨阿城）南迁至燕京（今北京），取名“中都”，寓意其居五京之中、天地之中。他把宫廷、宗庙、衙署、皇陵等政权核心迁移至此，并进行了一系列改革，促进了本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与民族融合。从此，北京成为中国北方的政治文化中心，拉开了建都于此的历史序幕。

宋金时期的燕京地区成为文化融合与平衡的空间支点

北京地区三面环山，一面向海，怀抱小平原，背靠大草原；位于中原农耕文化与北方游牧文化交错地带，是中原地区通往东北、西北地区的交通枢纽。这种特殊地理位置，导致民族间的纷争与议和成为该地区历史发展的主线——中原王朝统一、强盛时，这里是繁荣的军事重镇和民族交往中心；反之，中原王朝内乱、衰落之际，这里就是北方少数民族政权入侵中原的通道和踏板。但不论哪种状况，客观上都是民族交流、文化融合的舞台。从早期的山戎、匈奴、乌桓、鲜卑，到隋唐五代时的突厥、奚族、靺鞨，再到辽代的契丹、金朝的女真以及后来的蒙古、满洲，都从这里打马走过并逐步发展、兴盛。也正因如此，不同民族的文化元素在这里慢慢积累、融合，沉淀到本地区的文化基因之中。到辽、金之际，开始呈现出文化中心的宏大气象。

被金朝灭亡的辽朝也曾占据燕京，他们以此为陪都，称辽南京。从辽南京到金中都，民族融合度与文化包容性得到了明显的提升。但是由于契丹人的想法和目标仅限于攻城掠地、抢夺财物和人口，并无一统天下做中国皇帝的意识，所以他们对已经占领的幽燕地区仍然实行“汉人治汉，契丹人治契丹”的分化策略——“两面官”制。辽南京只是一个陪都，并没有其他民族向南京地区的大规模移民，城里和四郊主要是汉族居民，城市格局仍保持唐幽州城的坊里旧制，连风俗习惯也没有太大变化。辽上京临潢府则是鲜明的契丹族文化，只有手工作坊、寺庙、学校、商铺等充斥着汉人，大量的汉族工匠和文化人被掠到上京。这说明，契丹与汉文化之间，是汉文化向北输送得多一些，契丹人是固守自己的地盘有限地接纳汉文化。

金朝则不一样。金统治者有着强烈的“居天子之正”“合天下于一”的意识。金熙宗如此，海陵王更是。他曾多次提到：“自古帝王混一天下，然后可以为正统。”他的目标就是要统一天下、居正统之位。因此，金朝人建都燕京之举，远非契丹人可比。早在金熙宗时曾把大批女真军人迁至燕京地区以及今河北、山东一带。中都建成后，更是将大批女真宗室贵族及其附属人口迁移过来，又派人将金上京的宫殿、宗庙、王府等建筑全部平毁，表明要彻底斩断故土之念，坚定以中都为首都的立场。金中都的建造效仿北宋都城规制，宫殿居于全城中心，宫城之外圈以皇城，皇城之外围以大城，并仿照中原王朝备齐各种国都“标配”，如与宫殿配套的皇家园林、举行各种重要礼仪活动的坛庙场所、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官僚衙署以及在城郊建皇家陵寝等。这些都表明金朝政治重心的转移以及对正统地位和王朝气派的追求。随着政治中心的大举南移，文化交流与融合的平台也随之形成。中都城内有汉族、契丹、女真等各族居民，汇聚了各种文化元素和整个北方地区的文化精英，这在北京文化发展的历程中前所未有。金中都设有国子监、翰林院等文化机构，吸收了汉王朝的祭祀、园林、陵寝等文化要素，标志着其作为中国北方政治文化中心地位的确立。金中都的文化特征是多种元素并存，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互融合、难以拆分，同时辐射到金朝境内的女真、契丹、汉族及其他族人。文化发展由此进入一个相对均衡、彼此交融的阶段。

明末清初的历史地理学家顾祖禹，在《读史方舆纪要》中把辽金元时期燕京从陪都到中都，再到大都的民族进退之势做了一个相当精到的分析——辽南京是契丹人担心被中原政权再次收复而设，它显示的是辽对其南界的固守；金中都则是女真人出于既顾及北方根本、又面向中原地区的战略而立，它表明了金朝将政治文化中心主动南移；元大都的崛起，则是蒙古人进而将其作为从西北到东南控制全国的政治枢纽的产物。上述渐进式的变化，说明汉文化向北推进渗透的同时，北方文化也在步步深入中原这样一个彼此交互、双向融入的过程。在辽代及以前，北方民族的文化与中原汉族文化的差距较大、泾渭分明，大体以汉文化向北流动为主；金代以后，差距依然存在但明显缩小，表现为南北杂处、彼此包容，这就为后来元朝的统一奠定了基础。

金中都的建立标志着中国经济重心的转移

众所周知，区域不平衡性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明显特征。秦汉时期，以关中—洛阳为代表的北方地区是中国经济的重心。西晋以后，随着大批中原人口的南迁，南方经济得到了开发。隋唐之际，南方经济发展的巨大潜力进一步得到释放，到盛唐时已经显现出取代北方，成为全国经济重心的趋势。“安史之乱”及唐末大动乱进一步加剧了南北经济的这种此消彼长。到宋朝，随着长江中下游地区稻作技术的大幅提高，南方水田农业的产量超过华北旱地农业，从而奠定了中国经济重心南移的基础。南宋朝廷迁都临安（今杭州）更是促进了江南经济的全面发展。可以说，中原王朝的都城从西安—洛阳—开封—杭州的变迁轨迹，正与中国经济自西而东、自北向南的发展趋势一致。

辽、金时期虽然战争频仍，但也有以一纸协议和万千岁币换回来的相对和平。公元1004年签订的澶渊之盟使辽宋双方获得了一百多年安宁，燕京地区虽然处于辽的南部边界，但随着辽南京政治地位的上升，经济上也得到了恢复和发展。到了金朝，绍兴和议把宋金对峙的边界线推到了淮河一线，金朝的统治机构和人口不断南迁，这给了燕京地区宝贵的发展契机。金朝鼓励人民迁居中都地区，使区域人口很快“殆逾于百万”，成为北半个中国的最大城市。庞大的皇室贵族、文武官僚及其附属人群聚集燕京，带动了本地区的消费增长，周边的农业开垦及城市手工业、商业迅速兴旺起来。金代中期，中都及其周边地区出现了“国家承平日久，户口增息”“人稠地窄，寸土悉耕”的景象。漕运也得到了发展，公元1151年升潞县为通州，取“漕运通济之义”。尽管漕运规模有限，但客观上促进了南北经济往来，带动了本地区经济的全面发展，加之与塞外各族的天然联系，使这里成为一个连接中原腹地和东北、西北地区的经济中心，社会发展和经济方式也日益接近中原地区。其后，随着元朝的统一及京杭大运河的全线开通，中国的经济重心得以继续向北回归和向东北拓展，整个东部地区日渐成为中国经济的支撑。

“首都圈”的雏形奠定了“首都”基础

辽代有 “五京”，金也有“五京”。毋庸置疑，以五京之间的政治联系为纽带，临潢、会宁、辽阳、大定（赤峰）、大同这些城镇都在这一时期快速发展起来，它们与中都在军事上彼此呼应，互为犄角；在经济上相互接济、互为补充；在城市建设和文化习俗上相互影响、彼此模仿。除临潢、会宁远在东北外，其他几个都可以视为中都的外围城市，它们与燕京之间的交通、贸易及文化往来不断加强和深化。

与此同时，随着水路交通和南北贸易的兴盛，位于交通要道上的保定、天津、承德、赤峰、张家口及一些作为榷场的贸易集镇涿、霸、雄、沧等州也一并发展起来。最典型的莫过于天津和通州，就是因金中都的漕运而兴起。又比如保定（时称保州），随着宋金边界的南移，一改北宋时期前沿阵地的属性，居民增加，文人、工匠、商贾聚集，文化及工商业兴盛起来，成为华北陆路上重要的粮食中转站，被称为“燕南一大都会”。上述城镇都是在金朝政权以燕京为中心向南推进的形势下奠定发展基础的，它们围绕燕京这个交通枢纽，受其影响，服务其需要，同时也影响和促进着燕京的发展，形成一个由四围拱卫中心城市的新的城镇体系。随着这个城镇体系的不断成长和完善，中心城市的地位上升就是必然的结果。

金中都的城市性质向政治文化中心演变

从幽州城、辽南京到金中都，城市的性质有了很大不同，由一个“家家自有军人”的军事重镇，演变成拥有宫廷、苑囿、官署、宗庙、学府、寺院、医院等各种司职机构，以及众多王公贵族府第和官宦世家、“百官家属皆处其内”的消费城市。金中都的地方管理体制也不是单纯的军事机构统属，而由行政（路府州县）、司法（按察使、警巡院）、经济（都转运司及其附属机构）、城防（警备，如武卫军都指挥使司、都巡检使司、兵马司等）四大系统组成，金朝尚书省还在中都设立了若干直属机构，如榷货场、交钞库、市令司等，鲜明地体现出政治中心的功能与作用。

金中都的城市建设，一方面继承了传统的国都规划理念，吸收了汉朝都城建造的精华，三重四围，布局方正；前朝后市，中轴对称；坊巷划分，状如棋盘。另一方面，他们依水势建宫苑，逐水草筑园林，把不规则的水面纳入方正的皇城宫墙中，又反映了游牧民族的风格特点，显示出很强的文化包容性和融合度。这在中国都城规划及建设史上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

金中都虽然只存在了短短六十余年，但它在北京城市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无论是民族融合、经济与社会发展还是城市的规划建设等方面都为后来元明清定都北京打下了坚实基础，开启了以北京为首都的新的历史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