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的故事】马克思的“三不朽”（2）

立功：奠定科学社会主义百余年基业

在马克思的墓碑上刻着这么一句话：哲学家们只是以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马克思并不仅仅是一个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书斋思想家，他时刻都在听从无产阶级的召唤，必要的时候毫不犹豫从书房奔赴战场。正如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发表的悼词中指出的：“马克思首先是一个革命家”。

二十四岁的马克思正式成为《莱茵报》主编 ，在他卓有成效的管理和犀利笔锋的影响下，报纸发行量激增，他第一次显示出办报的天份。苏凝/画

在马克思的革命斗争生涯中，他最初是以报刊为武器，向资本主义社会发起了出色的进攻。1842年10月，二十四岁的马克思正式成为《莱茵报》主编，在他卓有成效的管理和犀利笔锋的影响下，这份报纸的发行数量，在短短几个月间从885份攀升至3500份，成为令政府书报检察官头疼的对象。马克思第一次显示出办报的天份，并为以后创办经营《新莱茵报》积累了经验。1848年2月，法国爆发“二月革命”，将革命浪潮波及到全欧洲。马克思恩格斯迅速从比利时返回德国科伦，并于当年6月1日创办了《新莱茵报》，这份报纸被列宁誉为“革命无产阶级最好最卓越的机关报”。在《新莱茵报》存续的一年时间里，马克思和恩格斯创作了四百多篇文章，他们能够“看到每一个字的作用，看到文章怎样真正像榴弹一样打击敌人，看到打出去的炮弹怎样爆炸”。不仅《新莱茵报》是一个战斗堡垒，就连马克思本人也是经常荷枪实弹，彪悍面对前来寻衅的军官。有赖于马克思的洞察力和坚定立场，《新莱茵报》成为革命年代德国最著名的报纸，发行量一度达到6000份，而在当时号称影响力巨大的《科伦日报》也不过是9000份的发行量 。从1849年开始，革命接连遭遇挫折，《新莱茵报》不得不于5月19日停刊。在停刊号上，马克思词锋锐利，再一次展示革命导师彪悍的一面：“我们铁面无情，但也不向他们要求任何宽恕。当轮到我们动手的时候，我们不会用虚伪的词句来掩饰恐怖手段。”

马克思改组和创建了众多具有历史意义的无产阶级革命组织，其中以共产主义者同盟和国际工人协会为代表。1847年，马克思恩格斯受邀改组正义者同盟，用“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新旗帜，取代“人人皆兄弟”的旧口号，打造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以科学社会主义为指导的国际无产阶级政党——共产主义者同盟，后世在各国开创社会主义伟业的共产党都肇始于此。1864年，马克思和恩格斯领导创建国际工人协会，团结了来自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比利时、西班牙以及北美等国家和地区的工人政党，推动了欧美工人运动的广泛发展。即便是国际内部对马克思一直抱有敌意的巴枯宁也不得不承认说，“（马克思）是抵制任何资产阶级思潮和意向对国际的侵袭的一道最坚固的防壁。”资产阶级惊讶于国际工人协会的能量，造谣说这个组织有着数百万英镑的预算，其实从国际工人协会的历史档案可以看出，这个组织每年的预算不过区区几百英镑。根据1865年伦敦代表会议上的资料，国际工人协会在过去一年的总收入是三十三英镑，而计划从各国筹集的经费预算也仅仅是一百五十英镑，其中在英国筹集八十英镑，法国四十英镑，德国、比利时和瑞士各十英镑。造谣者难以理解，国际工人协会发展的动力绝对不是金钱，从来没有一个组织用这么少的钱做了那样多的事。国际工人协会第一次让无产阶级运动获得了国际视野，也开启了无产阶级国际联合斗争的滥觞，第二国际、第三国际相继而生，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始终是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史上一面永不褪色的旗帜。

晚年的马克思在欧洲工人运动中拥有极高的声望，在各国工人政党的领袖眼中，他是一位令人生惧的导师。苏凝/画

晚年的马克思在欧洲工人运动中拥有极高的声望。在很长的一段时期内，居住在伦敦的这位披着狮鬃一样头发的老人，在各国工人政党的领袖眼中，是一位令人生惧的导师。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初，马克思和恩格斯曾经批评过德国工人运动中以伯恩斯坦为代表的机会主义倾向。为了消除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伯恩斯坦的厌恶情绪，德国社会民主党领袖倍倍儿带着伯恩斯坦去伦敦看望两位老人，以证明伯恩斯坦并不是二老“心目当中的那种坏东西”。后来，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同志，将这种带着悔罪和朝圣心情的伦敦之行，类比为1077年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亨利四世向教皇忏悔的“卡诺萨之行” 。在欧洲政坛上叱咤风云的工人领袖之所以甘心听命于这样一个无权无势，在生活上又极端穷困的老人，并给予极大的尊重。除了无产阶级对这位导师声望的信服，我们还能找出别的原因吗？资产阶级的宣传也印证了这一点。1871年3月14日，资产阶级就曾在《巴黎报》上，将马克思认定为“国际的最高首脑”。

马克思在一封信里说：“由于厌恶一切个人崇拜，在国际存在时期，我从来不公布那许许多多来自各国的、使我厌烦的歌功颂德的东西；我甚至从来不予答复，偶尔答复，也只是加以斥责。”  苏凝/画

与巨大的功绩一起到来的，还有无尽的诽谤和阿谀的赞词。对于诽谤和谣言，马克思大多数时候会像蛛丝一样轻轻拂去，只是在极特殊的情况下，即当这种谣言的诽谤“关系到党的利益”时，那他就会不惜放下正在进行的研究工作，毫不客气地予以反击，而他反击的武器不是回应性的文章，而是大部头的著作，比如马克思1860年撰写的《福格特先生》。对于阿谀的赞词，马克思一向嫌弃对他的个人崇拜，除了一份“自白”，他从未给后人留下任何自传性的文献。马克思在一封信里曾经说：“由于厌恶一切个人崇拜，在国际存在时期，我从来不公布那许许多多来自各国的、使我厌烦的歌功颂德的东西；我甚至从来不予答复，偶尔答复，也只是加以斥责。” 在1865年的国际伦敦代表会议上，因为李卜克内西提交大会的报告中曾反复强调马克思对德国工人运动的巨大作用，马克思甚至禁止在大会上宣读这份报告，“因为关于我个人在其中谈的太多了” 。“夫唯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道德经》中这句话正是对马克思一生事功的真实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