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份值得干的事业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首都的改革、开放进入了快车道，经济社会也入了转型时期，由此带来的社会生活和人们的心理问题不断显现。1987年9月，北京市政府适时召开了“北京市精神卫生工作会议”，会议决定由北京市民政局牵头成立全国首家面向大众的心理健康咨询服务机构——北京社会生活心理卫生咨询服务中心（以下简称“中心”），我被任命为“中心”的负责人。

社会心理健康事业在西方发达国家已有几十年的发展历程，但当时在我们国家却是一项崭新的事业，对我来说也是一项全新的工作，没有任何可借鉴的经验，只有“摸着石头过河”边干边学。我带领“中心”的工作人员并与已故的首都医科大学心理教研室主任周梅和她的学生杨凤池（现已是国内外著名的社会心理学家）等人，暂借中山公园五色土西配殿的一个小角落，开始了面向社会的社会心理健康宣传咨询活动。

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人们普遍对社会心理学怀有陌生、质疑和排斥的心理，并不被社会认可和接受，误认为接受心理疏导，就是精神有病了，看到我们在公园里搞宣传活动，人们用嘲笑、怀疑的眼光看着我们，甚至躲得远远的。就是在这样普遍不被人们接受的社会大背景下，我们凭着理想、信念和不服输的尽头，硬是坚持下来。

1988年8月中旬的一天，虽是已过了立秋的节气了，但天气依旧很炎热，中山公园里游人寥寥无几。这时，我远远的看见一对母子在公园里没有目标的溜达，妈妈满面愁容，她拉着的孩子目光呆滞，妈妈不停的在孩子耳边说着什么，但孩子低着头没有任何反应。我见状迎了上去，告诉她：您有什么不痛快，到我们这里来说说，看我们能不能帮上您。她此刻犹豫不决，但还是将信将疑地把孩子安顿在远远的地方，与我一起来到心理咨询师面前。原来孩子在学校学习成绩非常优秀，家长和老师都对他寄予厚望，过重的心理压力，导致高考发挥失常，与高校擦肩而过。重大的心理落差，使得孩子整日在家闭门不出，目光呆滞，不吃不喝，家里人都认为这孩子受了刺激，患上精神分裂症了，妈妈整天以泪洗面。这天是妈妈强拉着孩子来公园散心，妈妈如是说。心理专家听后告诉她，孩子的这种精神症状不是病态，只是突发性心理应急障碍，通过心理疏导，很快精神和身体就能恢复正常，她听了心理专家的一番话，迷茫呆滞的眼神一下变得有了光彩。孩子经过心理专家的几次心理疏导后，心理逐渐恢复到正常状态了。1989年也是这个季节，一个阳光帅气的大男孩来到“中心”工作人员面前，深深地鞠了三个躬，正当工作人员莫名其妙时，大男孩说：没有“中心”心理专家的心理疏导就没有他的今天，他通过一年的复习，已经顺利的被北京工业大学录取了，实现了他的梦想。

每逢社会变革时期，也是离婚的高发阶段。上世纪九十年代正值社会转型，国企改制，同时也波及到婚姻家庭，面对社会问题，我不畏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组织“中心”专家突破禁忌，编排“婚姻及性教育录像”和“美好婚姻、和睦家庭”科普展览。一石激起千层浪，活动在社会引起轰动，每天中山公园五色土西配殿都被观看展览和录像的人围得水泄不通。

一对婚姻频临破裂的老俩口，在办理离婚手续之前，看到媒体对活动的报道后，抱着好奇心来到中山公园，观看了展览和录像后，老两口找到我，感慨地说：我们结婚几十年了，彼此从没有深入沟通交流过，更别说谈性了，就是凑合着过日子，现在儿女都大了，我们也退休了，在家里我们是谁看谁都不顺眼，我们想与其这样别别扭扭的，不如离婚个过各的算了，今天在这儿让我们看到了全新的婚姻关系，此前我们的婚姻是在黑暗中摸索，现在我们看到了婚姻中的光明和美好。随后老俩口倆相互搀扶着离开了，看着他们远去的背影，我心理有说不出的甜美。

我带领“中心”工作人员参与了历次社会重大事件的心理救援工作。2013年北京爆发“非典”，我组织“中心”的心理专家开通了北京市首条“抗击非典心理支持热线”。六十多岁的王女士是开通热线后第一个打进电话的，电话接通后，传来的是“呜呜呜”的哭声，经心理专家一再安慰，王女士情绪渐渐稳定下来后说出了心里的焦虑。原来，王女士的独生女儿，是北医大人民医院的护士，“非典”时期，人民医院是疫情的重灾区，由于特殊时期，她女儿已经近一个月没有回家了，虽然女儿每天给她报一次平安，但疫情的严重性，让王女士不往好处想，总感到女儿已经患病了，再也看不到女儿了。这种强迫心理导致她寝食难安，精神到了崩溃的边缘。当她得知“中心”的热线电话后，马上就拨打了。王女士这种心理状态是典型的危机心理，“中心”的心理专家通过热线，引导她宣泄因“非典”事件引起的抑郁、焦虑、恐惧等负性情绪。同时，提出积极的建议，帮助她减轻恐惧、焦虑感。就这样，在女儿没有在家的日子里，“中心”的热线成了王女士的心理支撑和精神伴侣。

“中心”经过三十多年的规范发展，现已形成以预防为核心，以宣传、教育、个体疏导、热线、网络、应急心理干预和专业人才培养为一体的社会心理健康专业服务机构，已成为北京精神文明建设的一张名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