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于圆了“大学梦”

终于圆了“大学梦”

摘要:至于我们三兄弟家中的子女,不但都是大学毕业,有的还上了清华读了研究生。家庭聚会时,我常讲:有幸赶上了改革开放的好时代,才让我们圆了大学梦!

1988年7月6日,《北京日报》头版开设的《改革开放十年谈》专栏登载了我的稿件——《又想起父亲吃花生》,并且配发了插图。文章写了从花生逢年过节凭本供应到人们随处敞开购买,指出“一滴水可以反射出太阳的光辉”。

光阴荏苒,转眼又过了30年。时下,北京市正组织开展“我与改革开放”故事征集活动,我想一定要再给《北京日报》投篇稿,说说自己的心里话。

我父亲的老家在山东农村,上世纪三十年代他来到北京“打工”。父亲是个文盲,一天学也没有上过,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他常说:“我是瞎字儿不识,连票子(人民币)都认不清。你们可千万别像我!”

母亲是家庭妇女,也没有上过学,但她在1958年上过一段街道组织的识字班,好歹认识几个字。她深知上学的重要性,但又说不出“知识就是力量”“知识改变命运”的道理,只能不停地重复那些老话:“好好念书!书念好了才能有出息。”每逢母亲说这话的时候,我总回答:“放心吧,我们以后也要上大学!”但随着后来上山下乡、返城务工、结婚生子,我上大学的念想也在不知不觉中渐渐淡化了。

平地一声春雷,改革开放唤醒了人们心中沉睡已久的梦想。

“恢复高考了!”人们在奔走相告的背后,是挑灯夜战的备考。在工厂当保全工的二弟报名参考,第一年落榜;但他再接再厉,第二年如愿以偿,成为我们家第一位大学生,而且还是带着工资上学的全日制大学生。

我虽然上有老下有小,上全日制大学有点儿困难,但在全社会重视教育重视人才培养的氛围下,上大学的念头却越来越强烈。好在那时的北京正大力兴办教育,很多大学不但办了分校,而且还办了夜大学、函授大学,以多种方式满足像我这样的人对教育的需求。

1981年6月的一天,我在《北京日报》上看到了《北京师范学院夜大学历史专业招生》的广告,欣喜异常。因为我从小就对历史学感兴趣。7月13日,我来到北京师范学院(后更名为首都师范大学)的东风楼报了名。随后,白天黑夜地找书、看书、背书。8月23日是个星期天,我到该院的红旗楼参加考试。8月31日下午,我双手颤抖地打开了该院发给我的信函,当“录取通知书”几个字映入眼帘时,我兴奋得蹦了起来。9月5日,我又来到历史系所在的东风楼报到,开始了我的大学生涯。那年,我34岁,是同学里的老大哥。

兴奋过后,困惑袭来。一是我在北京酿酒总厂运输科的工作,同所学专业一点儿不搭界,领导是否支持;二是每周的一、三、五晚6时30分和周日(当时周日不休息)上午上课,这就需要早退和迟到,领导是否允许。当我怀着忐忑的心情向领导汇报时,单位党政领导明确表示:支持你外出学习,希望你安排好工作,报销你的学费。领导的表态对我是莫大的鼓励和鞭策,让我至今难以忘怀。

从此,我的行程就呈现出一个大三角形:清晨,我骑车从东四的家出发,到东三环外八王坟的酒厂上班;下午4点半骑车从酒厂出发,到西三环花园村上课;晚8点半下课后再骑车回到东四的家。从1981年9月入学到1986年7月毕业,五年来骑行了多少公里,没有算过,只知道车胎换了两次。

那时骑车到学校的第一件事,就是到卫生间拿出毛巾擦拭前胸后背的汗;然后坐到教室里吃个面包喝杯开水就算一顿饭了。当时一点儿不觉得累,感到浑身有使不完的劲儿。

我的同学中,现在有的担任了区县级的领导,有的成为国家博物馆的研究员,有的是满语专家,有些还上电视授课。大家共同的心声——改革开放改变了我们的命运。

至于我们三兄弟家中的子女,不但都是大学毕业,有的还上了清华读了研究生。家庭聚会时,我常讲:有幸赶上了改革开放的好时代,才让我们圆了大学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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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张弛校对:王梓辰最后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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