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会馆与聂耳

“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这激昂的旋律，让每个中国人热血沸腾。您知道吗？国歌的曲作者聂耳，与宣外校场头条3号（今7号）的云南会馆还有一段历史渊源呢。

云南会馆始建于明崇祯元年（1628年），当时的位置在朝内北小街。清代实行满汉分城居住，会馆就迁到了校场头条。清乾隆年间，熊郢宣、蒋文祚捐资扩建，成为接待云南应试学子之地。后来又新建了老馆、新馆、南馆、北馆、理化会馆、云征会馆、景中祠馆，现在的云南会馆就是北馆。

云南会馆当年可是个风云际会的地方。当维新风潮席卷京师的时候，康有为的变法名言“变则能全，不变则亡，全变则强，小变仍亡”，挂在会馆显要位置。五四运动后，会馆曾住过王德三、王复生、王孝达等革命先驱。1926年“三·一八惨案”中殉难的范士融、姚宗贤两位烈士，他们的纪念碑也耸立在会馆院子中央。不过，在云南会馆中住过的人，最有名的恐怕就是人民音乐家聂耳了。

1932年8月11日中午时分，身穿西装、手提小提琴盒子的聂耳，随着摩肩接踵的人流，走出前门火车站，乘一辆洋车来到了云南会馆。9月中旬，聂耳报考北平艺术学院音乐系。在“党义”试题中，他写了《国难期中研究艺术的学生之责任》；在“国文”试题中，他写了《各自理想的精神之寄托》。满怀抗日爱国思想的聂耳，他的答卷自然不合国民党考官的胃口，因此名落孙山。

但聂耳没有灰心，他找到当时在北平的苏联著名小提琴教授、曾经教过冼星海的托洛夫学习。由于付不起高昂的学费，聂耳只上了四次课就退学了。告别的时候，托洛夫惋惜地对聂耳说：“你是一个顶聪明的孩子，你将来的提琴会拉得不错的。”

除了学习小提琴外，聂耳还几次到天桥，去听民间艺人演唱，看富连成班的演出。聆听着劳动者的心声，聂耳从下层苦难艺人身上吸收营养，丰富自己的艺术积累。北平普通百姓抗日救亡的呼声，也深深地感染了聂耳，让他振奋，给他激情。

在北平期间，经上海剧联的介绍,聂耳结识了许多左翼戏剧家和音乐家，积极参与北平左翼戏剧家联盟和左翼音乐家联盟的演出活动，宣传抗日救亡，成了北平剧联的活跃分子。

和北平剧联同志们一起战斗，使聂耳政治上进步很快，越来越成熟。他向剧联领导于伶表达了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愿望。北平剧联党组织认为：聂耳已基本具备了入党条件。但考虑到他在北平没有固定职业,将很快离开北平回上海,就没有为他办理入党手续。

11月6日，云南老乡凑齐了路费，聂耳依依不舍地告别了北平。聂耳离开北平时，于伶让他带给上海剧联党组织三份材料：一是北平剧联一年来的工作报告，二是聂耳的入党申请及党组织的意见，三是聂耳在北平工作情况的介绍。虽然聂耳只在北平生活了三个多月，但他的生命经受了一次洗礼，他把“泛滥洋溢的热情与兴趣，汇注入巨流的界堤”。1933年初，经田汉介绍，聂耳在上海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5年，上海电通公司请田汉写个电影剧本《凤凰的再生》。田汉先交了个剧本梗概，“写在旧式十行红格纸上，约十余页”。同年2月，田汉被国民党当局逮捕。为了尽快开拍，电通公司请人把田汉的文学剧本改写成电影文学剧本，征得田汉同意，影片改名《风云儿女》。4月，又传来国民党当局要逮捕聂耳的消息。为了保护这个年轻有为的战士，地下党组织安排他先到日本暂避，然后再去欧洲和苏联学习。

聂耳得知《风云儿女》有首主题歌要写，主动请缨，并很快从日本寄回《义勇军进行曲》歌谱，贺绿汀请上海百代唱片公司乐曲指挥、苏联作曲家阿龙·阿甫夏洛莫夫配器。

不幸的是，1935年7月17日，聂耳在日本滕泽市鹄沼海滨游泳时不幸溺水身亡。他没有看到《风云儿女》，也没有听到合成后的《义勇军进行曲》。聂耳的一生在23岁时就画上了句号，但是他的生命已经融入到《义勇军进行曲》的旋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