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举，考什么怎么考始终是问题（2）

宋代重谋略文章轻武艺

唐代的制科将谋略作为选拔将帅的标准，也为后代武举提供了一条新的思路。从宋代起，谋略进入武举，武举的考试内容因而分为谋略和武艺两部分。

从理论上说，提出这两个要求，是要选拔武艺与谋略并重的军事人才。最理想的情况，当然是举人们个个文武双全，就像戏文里的武状元，“十八般武艺样样皆能，三略六韬篇篇记得”。

宋代武举的录取，遵循“以策问定去留，以弓马定高下”的原则，即根据策问的好坏决定录取与否，已录取者再根据弓马成绩的优劣决定录取名次。这样一来，首先遭到淘汰的便是那些“只识弯弓射大雕”的勇士武夫。

同唐代相比，宋代武举的武艺部分的考试大为简化。身材、语言等基本素质列入了推荐条件，不再列入考试范围。马枪、翘关等项目已被取消，长垛、步射、马射三项简化为步射、马射两项。无论是与唐代的武举相比，还是与同时代的军队训练相比，宋代武举对武艺的要求都不能算太高。这表明，宋朝人对武艺已经表现出相当的平常心。

在宋代，七部产生于不同时代的兵书被尊为“武经”，定为武举的必读必考书。这七部兵书是《孙子》《司马法》《尉缭子》《六韬》《吴子》《三略》和《唐李问对》。武举的谋略考试题目分为两个类型：“大义”和“策问”。“大义”很像今天考试中的名词解释，重在考查考生对兵书的记忆程度。“策问”或就“武经七书”中的战略战术原则提问，或就儒经及历史著作中所记载的古代战例发问，还要求能抒发个人见解，对现实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而切实可行。

对于那些不能作文章的勇士，北宋武举特别设立了“绝伦”科目，允许他们凭借特别出众的武艺进入仕途。然而到了南宋，“绝伦”的性质渐渐发生了变化，变成了选拔文武双全之士的优选之科——宋代武举对武勇少文举人的最后一扇门也就此关闭。

宋代武举不再单纯追求武艺和膂力，而是将军事理论引入选拔将帅的考试，其进步性是毋庸置疑的。但是，“以策问定去留，以弓马定高下”的录取政策，却排斥了许多武艺超群而文化水平较低的勇士，使武举偏向文弱化。

崇祯皇帝立意改革废除武举文章考试

宋朝人选择了重文章而轻武艺，效果并不理想。明朝武举仍然侧重于文章，到了明朝末年，终于有人提出要废除武举中的文章考试。

公元1631年，河南参政潘曾弘上疏给崇祯皇帝说：设置武科，目的是要选拔有智谋勇力的人才为国家削平寇乱，而不是要粉饰太平。可是现在的武科，却只是以策论定去留，这不是跟祖宗设科的本意相违背吗？……为今之计，在弓马之外，只要有超人的膂力，或者是擅长使用火器，或者是能毁家纾难，诸如此类的英雄豪杰，才是国家武科应当搜罗的人才。然后废除策论，只有这样做，才有希望得到真正的有用之才……用搜罗武士的名义开设科场，用文章的好坏来决定录取与否，录取之后，却又把他当作武人来使用，本末倒置，无过于此，因此，我认为，应当取消策论考试。

这时候，声势浩大的明末农民起义已经兴起，对明朝的统治形成威胁；在东北，明朝和后金的武装对抗业已持续多年，明王朝两面受敌，急需军事人才。崇祯皇帝又是一个很有改革心的人，总想振兴祖宗的基业。潘曾弘提出废除武举策论考试，立即得到了崇祯皇帝的赞同，并且很快在实践中得到了贯彻。但是，尽管皇帝表了态，仍有人对此表示不理解。公元1632年，就有臣僚上疏说：“设置武科的目的是选将才，不是选士兵。只会弯弓射箭、力气再大，也不过是当兵的材料；韬略运筹，才是将军该考虑的事情。”对这种陈词老调，崇祯皇帝毫不客气地表示了反对：“考试武人就是要以技勇为主，如果有方略，即使是文字粗陋一点，也要录取。”

确实，武将选拔确实要重谋略，然而现实中的谋略考试却蜕变成了美文辞章的较量。通过武举考试谋略已经变得毫无意义。从这点上看，废除策论考试有它合理的一面。

清朝武举又变成武艺竞赛

清朝人于武举一途，特别重视马步射的考试，将武举重新拉回了偏重弓马的老路。

清代武举考试分三场，头一场考马射，第二场考步射和技勇。技勇分拉硬弓、舞大刀和举重石三项，每项按重量分为三号，硬弓分“八力”“十力”和“十二力”三等，大刀分“八十斛”“一百斛”“一百二十斛”三等，重石分“二百斛”“二百五十斛”和“三百斛”三等。考试要求，弓要拉满，刀要舞花，石要离地“一尺”，是为合格。这两场考试因为是在室外举行的，因而被称为“外场”。相应地，第三场策论考试被称为“内场”。

康熙皇帝一再强调武举应以“外场”为重。公元1693年，康熙翻阅《武举会试录》，发现武举人多是江浙人，而山西、河南两省每省只录取了一人。康熙从中看到了问题：江浙人尚文，读书风气浓重；西北、黄河流域人物质朴，风气尚武，于文章一道则精通者甚少。江浙人在武进士中占据了多数，这表明，内场文章的优劣在录取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康熙对此感到不满，他认为：武进士作的文章不过是熟记成语、抄写旧套而已，单凭文章决定去取，必然会遗漏真正的武勇之士。因此，康熙下诏，命令今后武举录取一定要以马步箭俱佳、人才出众者为主。为了表示对骑射技勇的重视，花甲之年的康熙在检阅武举人的骑射技勇时，甚至亲挽雕弓，每发每中。

雍正皇帝时，武举考试中出现了一项新举措：根据考生外场武艺的高低，分为“双好”“单好”和“合式”。录取时，在文章合格的条件下，优先录取“双好”，其次录取“单好”；“好”字号考生录取完毕，尚不满录取额，“合式”考生才有可能一沾恩泽。“合式”考生录取的机率极小，形同虚设，甚而致使一些文章稍优的“合式”举人索性放弃了考中的希望，干脆专职替那些“好”字号考生当“枪手”来挣钱。针对这种现象，公元1762年，兵部提出裁去“合式”字号的建议，并得到批准。这样一来，“内场”考试成绩变得无足轻重了。很多武举考生，文字不通到了可笑的地步，但仍不影响录取。

道光皇帝对膂力的看重更到了偏执的程度。武举技勇拉硬弓一项，不求射准，只验膂力，所用的“十二力”“十力”“八力”三等弓分别被称为头号、二号、三号弓，这是常规考试用的弓。“出号弓”力量强于头号弓，常规考试一般不用。公元1833年武举会试，录取的举人当中，没有一个人选用“出号弓”。道光亲临殿试，觉得举人牛凤山、孙和平力大无穷，拉“出号弓”绝对没问题，于是便命令这两个人试拉。牛、孙二人果然不负圣望，都拉开了“出号弓”。道光因此龙颜大怒，指责监考的王公大臣避重就轻，说：“武科举是国家抡才大典，如果连一个拉得开‘出号弓’的人都找不出来，成何体统？要是牛凤山他们也拉不开，朕选谁作状元？”

近代战争让冷兵器武举寿终正寝

尽管道光皇帝仍然迷信膂力，但是形势比人强。1840年鸦片战争后，冷兵器时代产生的武举考试越来越显得不合时宜。

1847年，兵部侍郎曾国藩负责主持武举会试内场“武经七书”的考试。考试结束以后，曾国藩借着为《武会试录》作序的机会，对武举的历史和现状作了一番深刻的检讨，直言不讳地批评道：“唐宋武举都是按图索骥。那些因弓马出众得中的，不过是些能挽强弓、举重石的市井粗才；而那些因策论得中的，更是些只会记录章句、作琐细无用文章的人。”曾国藩的这番议论，反映了当时人们对武举价值的怀疑相当普遍。

从1895年开始，中国实行了一系列军事改革。袁世凯在天津小站训练新军，张之洞在南京建立了自强军，新式的军事学校也纷纷建立。1897年，荣禄等人先后奏请抛开武举，设立武备特科。同年，湖广总督张之洞上疏，陈述“营伍、学堂、武科三事合一之法”，提出了自己的武举改造方案。新式的军队需要的是至少粗通枪炮的士兵，对军官的要求更远高于此。现代的军官不仅需要勇敢，更应了解军队的领导艺术，对地形、交通、气象等有一定的知识。这些素质需要专业性的学习，绝不是一个武举人闭门苦修就能获得的。

武举的生命力已尽。公元1901年，清政府颁布上谕，正式取消了武举：“武举一途，本属明朝旧制，沿袭已久，流弊滋生。举人所修习的拉硬弓、舞大刀、举重石和马步箭诸项，皆与兵事了不相干，放在今天，也没什么用处。因此，应当设法变通，力求实际。从今而后，武生童考试及武科的乡试、会试即一律永远停止。”

武举的时代无可避免地随风而逝，武举在人们的记忆中被淡忘、被异化，成为传奇，成为戏剧。

小贴士

武举人才怎么选

历史上的武举制度，各朝代有不同的变化又大体相似。以清朝武举为例，分为童试、乡试、会试、殿试四级，每一级考试的中试者都有一个相应的名目，如：童试合格称“武生”，乡试合格称“武举人”，会试合格称“武进士”——诸如此类的头衔并不是虚名，每一个头衔都代表着一种资格，这种资格不仅是更高一级科举考试的准考证，而且还是进入官场的入场券。

在清朝，武举选拔军事人才的途径是全方位的。武进士通过殿试授任军职，这只是武举向军界输送人才的一个主要途径。除此之外，武生、武举人也可以凭借自身的资格进入军界。同武进士相比，在从军之初，武举人、武生没有官位，相应的，其待遇要低得多；但同一般的士兵相比，武举人、武生有“功名”在身，且文化水平较高，因此，更容易得到升迁。

（经作者授权，本文据赵冬梅《武道彷徨——历史上的武举和武学》一书编写。图片来自《中国古代兵器图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