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小兰

王小兰

摘要:现在,越来越开放,中关村企业与硅谷融合,众多国际化平台在相继建成,比如,我们正在筹办下一代互联网研究院,我们邀请一批国际国内有影响力的专家作首席专家。民营企业发展到现在已经有基础研究能力,可以作“0到1”的事。

时代集团公司总裁王小兰专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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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快人快语:

“逢会就讲中关村,不管有没有人说我是代言人,我觉得这个使命是自然而然的。”

她仗义执言:

“我向温总理讲,虽然这次宏观调控不是针对我们民营企业,但我们中关村企业确实受到了伤害。”

她坦诚作答:

我们身在中关村,现在有人说,(上、杭、深)他们比我们强了,或将要比我们强了,我们心里的确有不平,……中关村要有定力,它最有价值的东西是什么?

她直接犀利:

现在看来如果要形成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创新中心,我觉得就要有一批硬科技的东西,“0到1”的技术要在中关村诞生。“1到100”的转化也要从中关村出发。

忆当年

她是中关村第一批“标签式”创业者

谈未来

她更拥有突破自身边界不断进化的勇气

近一小时的对谈,面孔精彩呈现。

中关村寄语:

我希望中关村风景始终独好!

以下是采访实录

记者:

回忆30年,您觉得中关村有哪些变化、哪些节点、哪些故事让您印象深刻?

王小兰

非常愿意借这个机会,回忆30年。

从企业家的角度看这30年:

我们自己断代是经历了4代企业家,80年代下海的我们叫第一代企业家,像柳传志、段永基、(时代公司)彭伟民是第一代企业家,我觉得他们的特点是从大院大所走出来,创造了新的体制机制。到90年代,第二代企业家比如用友的王文京,这一批人在中关村还是很活跃的。第三代企业家2000年前后,主要特点是海归创业,像邓中翰、严望佳他们是带着海外的经验、知识、技术回国进行创业。第四代现在2010年互联网大潮之后,是互联网背景下创业的年轻人。

四代企业家形成了一个整体,相互帮助相互扶持,甚至是相互欣赏,这是中关村的特点。

从大的事件来看这30年:

1988年北京新技术产业开发试验区成立,直到现在我们还能记住那一批政府的创业者,像胡昭广、赵凤桐、张福森等等这样一批人,他们在和我们共同创业。在政府这条线上还有后来的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又变成现在的全国科技创新中心核心区。这30年国家、北京对中关村的支持是没有变的。不管变成什么称号,我们始终在党和国家的视野当中,从政府这条线来讲我感觉是一以贯之的。

产业发展来看这30年:

我个人来看,三十年前半段我们的商业模式是围绕技术来走。但是互联网发展以来,我们会看到商业模式的创新在牵动技术的创新,这个变化是非常大的。互联网+,加的是什么?加的都是商业模式的创新。滴滴、美团、爱奇艺都是有了互联网的背景,满足了社会的痛点形成了新的商业模式。

所以这30年来每一个节点都有优秀的企业出现在中关村,PC时代我们有联想、方正、同方,互联网时代门户网站最后留下了网易、新浪、搜狐,现在移动互联网时代,小米、百度又涌现了一批非常优秀的企业家。每一个大的技术浪潮发展的过程中,中关村都留下了非常好的一笔。

记者:

您在中关村很多社会组织中承担了很多工作,您认为中关村社会组织的存在有什么重要作用和意义?

王小兰

中关村最大的特点是小政府、大社会,小政府有很大一个特点是给我们这个大社会留下很大的发展空间。中关村几万家企业很多事情不是靠政府去做的,主要靠社会组织。政府不可能有那么多服务的触角。由于他是小政府所以我们社会组织在中关村是非常活跃的,这个我觉得和其他高新区相比是比较突出的也是一个亮点。

中关村社会组织成一个品字型架构,最上边第一个口是中关村企业家顾问委员会,这个委员会是北京市政府提出来要建一个有职有权的委员会,现在有20个委员,柳传志柳总是我们的主任,我是常务副主任兼秘书长,包括我们比较熟悉的像雷军、李彦宏、王文京等等,包括经济学家周其仁等,有企业家有投资人像邓峰、李开复等等,这个机构主要是研究前瞻性的课题,也是政府用以连接中关村优秀企业家合作的一个平台。品字形下面这两个口一个是中关村社会组织联合会,我是联合会的会长,另外一个口是中关村联盟协会以产业为特征的,由梅萌来做负责人理事长。这样,品字形的架构基本上对中关村企业进行了大面覆盖,这是一个基本架构,我们在这个架构中做了很多事情。

记者:

您认为中关村社会组织的特殊使命是什么?能不能给我们举一个有挑战性的,能够推动政策出台的事例?

王小兰

中关村社会组织我觉得最主要的还是反映大家共同的心声,因为我们中关村有一个很大的使命是先行先试,推动政策的先行先试,将来这些先行先试的政策是可推广可复制的,谁来做这些先行先试的探索工作?首先是企业,企业在探索中要凝练成政策,其中社会组织和管委会做了很多工作,所以反映大家共同的心声,推动政策出台是我们最重要的使命之一。

2004年第一次宏观调控,收紧银根,地根。当时我们确实压力非常大,后来我们就写信给刘淇书记,我说我们中关村企业觉得在这一轮宏观调控中受到伤害了,后来刘淇书记把这封信转给了当时银监会的领导刘明康主席,刘明康主席组织了小的调查组到中关村了解情况。

第二年政府工作报告出来之前,政府都要开一次企业家座谈会征求大家对政府工作报告的意见,我很荣幸参加了温总理政府报告的讨论,那次有6个国有企业家,3个民营企业家参加座谈会。我就给温总理讲,虽然这次宏观调控不是针对我们民营企业,但我们确实受到了伤害。能不能有保有压,不要一刀切?最后这些话都写到了之后的文件里面、政策里面。我们在这方面及时反映情况,又能提出建议,还是得到了有关方面的认可。

记者:

有人说中关村特殊性被摊薄了,上海、深圳发展的更快一些,您怎么看?

王小兰

我个人觉得,首先我们要有定力,中关村就是中关村,不要去和深圳、杭州比,因为他的使命和内容都完全不一样。什么是中关村?我觉得中关村最后贡献给国家和社会的不是一大大学、一个大国企,中关村从当年80年代开始最大的特点就是草根创业、是民营,就是靠这些草根建立一种新的机制,发展起来。

中关村最值得书写的一笔就是创业,草根在创业。今天的中关村仍然如此。我觉得什么时候中关村这些企业家醉生梦死了,中关村新的企业家不出现了都到别的地方创业去了,这时候海淀也好、中关村也好就出问题了,说明这个地方已经不再是创业的沃土、草根创业的根据地。你看双创,李克强总理2015年政府工作报告里讲双创,来源于哪?还是北京的双创。所以说中关村要有定力,它最有价值的东西是什么?是创业,是源源不断的创业者。

今天我觉得有两种倾向,一种是觉得草根创业太土了,应该依托大院大所,主要做科技成果转化。我不反对科技成果转化,但它只是中关村话题中的一个,如果把转化承接大院大所的转化作为生命力的话我觉得就违背了我们今天纪念中关村30年的精神。北京现在正在疏解,确实不适合成长产业型的大公司,所以我觉得领导给我们定位是白菜心的产业,我觉得是对的,这些白菜心无论到哪去,变成了白菜帮,他的基因还在中关村。

另外一个,我们企业也需要对标非常优秀的企业。我们也在研究我们跟这些企业相比是不是落后了?一般一个企业的周期,IT行业摩尔定律18个月,高新技术企业我个人觉得10年、20年都是一个周期,他不可能45度角一直往上走,有波峰波谷的时候。相当多的中关村企业包括联想、用友都在面临着艰难的转型。这个转型现在还在路上,我们都在向着这个转型和升级不断努力。我想外地一些年轻的企业还没到我们这个阶段,他们将来一样会面临同样的问题,这个时间上的错配我认为这是规律,对谁都一样,另一方面,我们觉得我们确实需要向优秀企业学习,需要总结。

要各自研究各自存在的差距和问题,借着30年,探讨政府和企业的关系。我们的政府服务精神和服务意识上是唯上,还是唯下?是领导关心什么问题就关心什么问题,还是企业关心什么问题就关注什么问题?这是两种不同的思维。

我个人觉得在平衡北京首都功能和企业商业模式创新上,政府如何找到平衡点,这个很重要。比如,百度在做无人驾驶汽车,大疆在深圳做无人机,都是涉及到公共领域,一个涉及到领空权,一个是路权,看哪里的政府能给科技落地率先支持,这件事北京走在前面了。面对新的事物,首都有首都的难度,涉及到公共事务的新技术的落地,各国都有不同的做法,考验的是政府的智慧

记者:

国家对中关村赋予很大期望,您如何展望中关村今后30年?

王小兰

我觉得我们对未来的中关村很有信心,当年我们对标硅谷,今天我们已经形成了与硅谷的对话机制,在企业的国际交往、投资人的沟通、国家化的路径等和硅谷形成了对话机制。在移动互联网发展之后,由于特殊的原因,我们人口多、发展快,在某些领域我们比硅谷可能更超前。

现在看来如果要形成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创新中心,我觉得要有硬科技的东西,0到1的技术要在中关村诞生。中关村可能不适合做1到100的事,但0到1这种原创技术的研发要诞生在中关村。

现在,越来越开放,中关村企业与硅谷融合,众多国际化平台在相继建成,比如,我们正在筹办下一代互联网研究院,我们邀请一批国际国内有影响力的专家作首席专家。民营企业发展到现在已经有基础研究能力,可以作“0到1”的事。

责任编辑:董洁校对:张弛最后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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