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大学，我的梦

说起改革开放，在我身上体会最深的就是恢复高考，因为它改变了我的命运。

1977年恢复了高考，但我是1979年应届高中毕业，如果考不上大学，还要去插队，我们班有的同学就经历了这最后一届的插队生活。好在我考上了，不过我是考了两次才考上的，这里面还有一段小故事。

1977年是恢复高考的第一年，除了应届毕业生外，还允许所有适龄社会青年甚至在校生参加高考。那年我正上高一，既想试一试，又怕考不上被人嘲笑为“没有自知之明”。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在距高考还有一个多月的时候，我壮着胆子找老师报了名。为了不显山、不露水，我一边坚持上课，一边利用晚上的时间复习功课，包括当时还没有学过的功课。

经过一个多月的准备，我终于走进了考场。四门课下来，我取得了319.5分的成绩，但因为那年文科在校生的提档线是327分，我以每门课接近80分的成绩“名落孙山”。细说起来，这里面还有一个情节令我终身难忘。

那是在我考数学时，有一道8分的大题，本来我已经做对了，但因为考题全部做完后还有半个多小时的时间，我就认真地检查了一遍。当检查到这道题时，我有些拿不准是否做对了，也许是追求完美的心理在作怪，我竟然把这道题划掉了。我怎么也没有想到，就是这道题使我晚了两年才考上大学。后来在总结高考的经验教训时，我经常对别人说，如果遇到没有把握的题，千万不要划掉，只要原样保留，判卷的老师会根据情况，能给多少分就给多少分的。

就这样，我的第一次高考以失败告终。

1978年，学校对要求提前参加高考的在校生进行了一次摸底考试，我连最低标准都没有达到，再次失去了机会。直到1979年应届高中毕业，我才第二次走进了考场。

据说，那年北京市有100万考生，而录取名额仅有4万，但也许是有过一次高考的经历，我对考场的环境已十分熟悉，一点都没有紧张，很沉着地考完了六门课。因为当年英语成绩只做参考（我考了66分），不计入总分，我取得了五门课总分387.5的好成绩，虽然平均每门课不到80分，但已经是我们学校的文科状元，据说在北京市也是名列前茅的。因为那年是后填志愿，而北京大学文科的录取线是360分，我的成绩高过这条线20多分，我已经可以随便选择理想的专业了。

因为我高中毕业班的班主任是北京大学历史系的毕业生，我的第一志愿便选择了北京大学历史系。又因为我从招生简章中了解到，历史系的考古专业有古文字、古建筑和摄影等课程，都是我感兴趣的，所以我报了考古专业，最后毫无悬念地被录取了。

当我第一次走进北京大学的时候，就被校园里优美的环境所吸引。除了著名的“一塔湖图”（古塔、未名湖、图书馆），还有那一幢幢古色古香、飞檐斗拱的“大屋顶”教学楼和办公楼，真是美不胜收。

那时北京大学的校长是爱因斯坦的研究生周培源先生，中文系有著名的教授季羡林、王力等，历史系的名教授则有邓广铭、周一良等，哲学系的名教授有冯友兰、张岱年等，真是大师如云啊！就连学生中也有不少耳熟能详的名作家，比如张曼菱、陈建功等。而我们考古专业则有著名的回族作家张承志。不过，那时，他已毕业，考入了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

在这样的环境中，不由我不奋发图强。四年中，我的专业课只是“60分万岁”，但为了实现自己做一名古文字学家的梦想，我除通读了王国维、郭沫若、唐兰、于省吾、陈梦家等中国古文字名家的著作外，还自学了中文系的音韵学、训诂学等课程，并且利用北京大学图书馆的优越条件，搜集了几大本有关中国古史传说方面的资料，在大三时以《“檿弧箕服”考》、大四时以《古史传说新证》的论文，参加了每年学校各系组织的“五四”科学讨论会。毕业时，我报考了中文系古典文献专业的研究生，但因外语考试不及格未能如愿走上学术研究的道路，想来还是有些遗憾的。

工作后，我坚持业余从事研究工作，于1991年出版了第一本学术专著《虎豹熊罴演大荒——图腾与中国史前文化》。2010年又出版了历史小说集《神女》，于同年加入了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和中国传记文学学会，圆了从小就萌生的“作家梦”。

改革开放四十年，圆了我的大学梦、作家梦。今后，我还要继续努力，圆我的学者梦。因为，身处改革开放的新时代，“两个一百年”的宏伟蓝图已展现在我们面前，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将在我们这一代人手中实现，光明就在前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