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11】从北京发展的阶段特征看减量发展(2)

【2018-11】从北京发展的阶段特征看减量发展(2)

减量发展是由北京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决定的

当前,北京总体上已经进入后工业化发展阶段初期。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即由具有非首都功能的城市向剥离了非首都功能的城市过渡,由具有“城市病”的特大型城市向国际一流的和谐宜居之都过渡。这也是一个转变时期,即由城市建设规模扩张向城市发展质量提升转变,由粗放式的城市管理向精细化的城市管理转变。因此,这个阶段既有工业化社会的部分特征,又有后工业化社会的部分特征。由于存在发展的不平衡性,需要分领域来看待这个阶段的发展特征和减量发展的必要性。

北京已进入发达经济初级阶段。经济增长速度放慢,可控制在“新常态”下,但周期性波动难以避免。构成内生动力的自主创新能力增强,但科技创新质量有待提高。第三产业在产业结构中占主体地位,产业发展竞争力增强,但一些不符合首都功能的产业需要向外转移。消费与投资之间的比例更加协调,消费和投资需求内部结构有待进一步完善。人民生活水平明显提高,但人均收入增速相对较低。这要求北京继续优化经济结构,淘汰落后产能,疏解不适合在北京发展的产业,通过技术创新占据全球产业链高端,增强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提高全要素生产率。

北京已进入文化创新与科技创新驱动发展的阶段。文化与科技融合发展,呈现出后工业城市的“文化转向”态势,但融合创新的力度不够、成果不多。文化创意产业和公共文化事业得到较大发展,但两者结合得不够紧密,导致文化资本规模不断扩大、文化有效供给相对不足。城市整体文化发展水平提升,但城乡文化发展失衡,仍存在较大差距。文化在城市竞争力中的地位和作用持续增强,但文化“走出去”的力度不够,迫切需要强化全球城市文化竞争力。大众文化需求成为文化发展的主要动力,但是通俗文化、网络文化混杂低俗内容,负能量抵消着部分正能量。这要求北京在保护历史文化名城的同时,积极发挥科技优势,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同时控制文化资本规模,淘汰低俗文化产生和传播的平台,大力发展公共文化事业,培育高雅文化消费群体,实现文化的供需对接。

北京已进入由社会建设中级水平向高级水平迈进阶段。社会建设不断加强,但落后于经济建设。民生持续改善,但社会事业诸多方面处于中级水平。参与城市治理的社会力量日益增强,但社区建设、社会组织培育和管理尚处于初级水平。社会建设体制不断完善,但社会结构发育还不成熟、现代社会规范尚未形成。这要求北京重点解决优质公共资源高度集中带来的“上学难、就业难、看病难、住房难、养老难、行路难”等民生难题,通过疏解非首都功能,实现公共资源的均衡配置。

北京已进入生态文明建设由量变到质变的关键阶段。生态环境恶化的态势在不懈治理中得到有效遏制,但需要由要素治理向系统防控转变。生态价值在城市发展中得到体现,但需要由经济价值与生态价值的背离向两者耦合转变。生态文明制度不断完善,但需要由行政强制向法律约束转变。京津冀生态建设圈初步形成,但需要从单一的大气治理向全方位区域联动转变。这要求北京在疏解非首都功能、推进内涵式发展的同时,加大京津冀协同发展力度,与其他省市同心同向处理好减量与发展的关系,从源头上治理环境污染,全面保护生态系统。

北京已进入由粗放式城市治理转向精细化城市治理的阶段。确定了人口规模上限,人口控制随产业疏解取得初步成效,但常住人口并非都是举家外迁,存在外迁人口返流的可能性,人口疏解的成效尚需巩固。确定了城市建设规模上限,落实生态控制线、城市开发边界取得初步成效,城市“摊大饼”式发展得到遏制,但城市“做厚饼”式的发展尚需改变。“疏解整治促提升”工作取得重大进展,“背街小巷”“开墙打洞”“地下空间”等方面的治理取得明显成效,但规范的、方便群众生活的服务网点尚需健全。通过控制增量和限行等措施使交通拥堵得到初步缓解,但大交通治理格局尚未形成,交通拥堵形势依然严峻。这要求北京要做好减量发展,在缩减人口规模、建设规模的基础上实现精治、共治和法治。

责任编辑:王梓辰校对:刘佳星最后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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