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的构成要素不只是物质

考古学是关于过去的学问。这是长久以来考古人深以为是的一种认识，《考古学大百科全书》也将考古学定义为：考古学是通过古代物质遗存研究古代社会的一门学科。考古学不仅仅是关于过去某个时代、某个时代侧面的学问，考古学研究的对象是人类过去所创造的一切物质遗存，考古学应该能够看到人类几百年乃至于数百万年来一路走过的印痕，更能发现蕴藏在脚印中的智慧密码，就像罗伯特·凯利所说的那样，这些密码或隐或现，呈现出规律性的排列与组合。因此，考古学应该也是关于古代社会发展规律的一门学问。

考古学更是一门关于未来社会发展的学科。考古学可以通过一把手铲和考古人的智慧，以及我们对历史与当下、未来的认知，将人类的历史，特别是近千年以来人类文明产生、发展及演变的历程，更加清晰地展示出来。不仅如此，考古学更是一门从遥远过去走向无限未来的学科，在构建未来社会中的思维方式、行为处事方式、社会治理体系等方面提供不可替代的智慧。

考古学学术目标应该是思考人类文化发展演变规律的。诚如苏秉琦先生所认为的，中国考古学首要的任务是说清楚中华文化、中华文明形成过程，而要达到这一学术目标，就需要首先构建关于文明构成要素的认知框架。

自考古学家柴尔德上世纪初提出文明起源的物质要素标准以来，这个标准基本上获得了全球文明研究者的普遍认同，即判断一个文化体是否进入文明状态有三大标志——文字、金属和城市。在这一过程中，一些不同区域的文明体或还有些补充和调整，但基本上都是按照物质文化要素的研究思路在开展各类研究。

考古实践表明，文明研究的难度超出我们的想象，不论是内涵的丰富性、形态的多样性，还是发展阶段的差异性。可以这么说，世界上没有任何文明是完全一致的，也不可能是一蹴而成的。那么，我们按照物质文化因素来作为判断文明的标准到底是否合理呢？至少从中国考古学的实践经验来看，路径和研究思路应该还有进一步丰富的可能性。那么，我们又回归到问题的出发点，就是文明到底是什么？既然国家是文明的集大成，那国家是什么，它的标志又是什么呢？

文明是一头大象，百十年来的学术实践，使得我们已经从不同学科、不同侧面、不同深度，或多或少摸到了文明的某些部分。但是，文明这头大象整体应该是什么样子呢？新时代，当我们站在前贤们肩膀上的时候，到了需要从理论上对文明这头“大象”进行界定和描述的时候了。

文明是由社会治理观、宇宙观、核心文化价值观等三观构成的。国家产生必备的条件是有一套行之有效的强制性的社会治理体系，还要有一套为社会治理体系提供合理性与合法性、关于天地人相互关系的宇宙观的知识体系，并且，还要形成人和人之间如何相处的共识的核心文化价值观；宇宙观是一个文明体下人们思维方式的来源，核心文化价值观是这个文明体下人们行为处事方式的依据。这个体系笔者称之为三观理念下的文明，换句话说，文明和文明之间的根本区别，也许并不是物质表象的不同，而是思维方式和行为处事方式的区别，物质要素也许并不是讨论文明进程的充分必要条件。考古学所能看到的物质文化，就是这三观共同作用下的产物。让文物活起来的是蕴藏在物质文化里边的这三种观念，尤其是核心文化价值观。

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记得起历史沧桑，看得见岁月留痕，留得住文化根脉”。

从一个时间点、一个地区、一个国家、一个区域去看当今的变化，当然可以看出些许端倪。但如果我们以数千年时间为单位去观察人类社会发展进程的话，会怎么样呢？在数千年中国文明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有三个时代是特殊的，即文明起源前后、战国到秦代、鸦片战争到今天，后两者经历的时间为200年左右。这三个时代都具有风云骤变、波诡云谲的特征，都有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感觉，历史上思想交锋最剧烈的就是这三个时代。这三个时代又都是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时期，文明起源后造就了大约2500年的王国文明，秦统一后造就了约2000年的帝国文明，而当下，中国文明正在经历第三次质变。

经历了数千年王国与帝国文明的演变，我们形成了以汉字为书写和交流的语言、以中心四方和阴阳五行为宇宙观、以礼和规矩为核心文化价值观的完整体系。概括地说，既往的中国文明蕴含于这五个词：中、对立、变通、礼、规矩。

我们正经历着从考古实践到考古学的发展变化，在此之前，考古重建了近代以来的民族自信心；今后，考古学一定能将遥远的过去和无限的未来血肉相连，为构建新时代的思维方式和行为处事方式提供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