守俭自律的古代循吏

节俭的思想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先民在从事农业生产的过程中，认识到勤俭是持家兴业的根本。随着经济的发展、分工的细化、国家的出现，统治阶级为了更好地管理国家，亦提倡节俭的理念，这种理念的提倡和推广，对于净化社会风气、重塑政治生态具有重要的作用。

勤俭治家

古代循吏多数都坚持以节俭为原则治家持家。范仲淹父亲早亡，在其两岁的时候，随母亲改嫁到朱姓人家，生活非常清苦。艰苦条件培养了他崇高的志向和勤俭的作风。后来他回忆这段清贫生活，用一句诗来概括：“陶家瓮内，腌成碧绿青黄；措大口中，嚼出宫商角徵。”他走上仕途后，仍然以严格的节俭精神要求自己和家人。他在担任广德军司理参军时，想回苏州老家一趟，下属看他积蓄不够，就要为他筹措路费，却被他断然拒绝。他看到儿孙们穿着朴素，非常高兴，但仍不忘告诫儿孙：“贫贱时，无以为生，还得供养父母，吾之夫人亲自添薪做饭。当今吾已为官，享受厚禄，但吾常忧恨者，汝辈不知节俭，贪享富贵。”范仲淹治理家极严，对于可能出现的危害家风的事件都要提出严厉批评。他的儿子范纯仁娶了朝廷重臣王质的长女，儿媳在娘家过惯了养尊处优的生活，来到范家后，不适应俭朴清贫的生活。当范仲淹看到儿媳从娘家拿来上好的丝绸做帐幔时，就严厉批评儿子和儿媳：“罗绮非帷幔之物，吾家素清俭，安能以罗绮为幔坏吾家法，若将帷幔带入家门，吾将当众焚之于庭。”此后，范仲淹儿媳逐渐改变了先前的生活习惯，与范纯仁一起过上了清贫的日子。范仲淹去世后，家中没有余财，以至于“殆无新衣”，只能靠朋友筹钱以奉葬。他的儿子范纯仁继承了其父勤俭的家风，从布衣一直做到宰相高位，始终不改清廉之风，《宋史》评价其“位过其父，而几有父风”。范纯仁提倡的“惟俭可以助廉”铸就了他一代名臣的风范。

力矫时弊

古代循吏为了矫正奢华的不良社会习气，一般都要力倡节俭。在司马光生活的时代，正是北宋物质繁荣的时期，士大夫争于奢侈。官员家中设宴，如果没有皇宫酿造的酒、没有从远方采购的珍奇果蔬、饭菜的种类不够繁多、器皿上不摆满食物的话，都不好意思招待客人，因为担心被讥讽。差役穿得像士大夫，农民穿丝绸做成的鞋子，不同阶层的人都纷纷追求物质享受，奢华的社会风气日益浓厚。为了矫正这种不良的社会习气，司马光用文章陈明观点，深入浅出地提倡节俭精神，并身体力行，以矫时弊。司马光一生极为节俭，从1961年文物出版社影印的《宋司马光通鉴稿》中可以看出，他所用稿纸都是用过的，经常将淡墨的字迹涂掉后继续当新纸使用。当时，别人讥笑他寒碜，但他仍以节俭为美德，乐之如故。他在《训俭示康》中告诫儿女，自己是“寒族”出身，“吾本寒家，世以清白相承”，并引述孔子“与其不逊也宁固”的节俭思想，还讲述李沆的事作为范例——李沆任宰相之时，修建的住宅太过狭窄而遭到门人议论，但李沆回答说，这已经很阔绰了，司马光讲述此事，是为了说明高明的人是从精神层面认可节俭的。

始终如一

古代循吏为了营造良好的政治生态，一般都能以身作则，以上率下。曹操出生于富贵之家，从小衣食无忧，但他却能严谨自律。当时，北方经济发展缓慢，物资储备不丰，民生改善乏力，曹操于是力主节俭并身体力行。他自己的几件衣服已经穿了10多年，但每年都要对这些衣服进行缝补，以备继续穿用。“孤不好鲜饰严具，所用杂新皮韦笥，以黄韦缘中。遇乱事无韦笥，乃更作方竹严具，以皂韦衣之，粗皮作里，此孤之平常所用者也。”曹操的这段话成为他带头倡行节俭的真实写照。他还用这种节俭精神勉励家人和下属。他在家书《内戒令》中告诫家人不得燃香：“昔天下初定，吾便禁家内不得熏香。然诸女配国家，因此得烧香。吾不烧香，恨不遂初禁，令复禁不得烧香。其所藏衣，香著身亦不得。”当时，燃香是用香料改善室内空气的一种办法，是贵族的一种生活习惯，是奢侈生活的体现。作为一方权要，曹操能够厉行俭朴精神，告诫家人禁止燃香，可见其重视节俭的力度。

古代循吏将节俭的理念渗透到自己的生活中，使之成为一种纪律要求和生活习惯。《周易》中说，“用过乎俭”，强调一种用度节俭的生活习惯。汉朝名臣朱博生活非常节俭，“不好酒色游宴”，身份地位逐渐升高，但他对自己的严格要求一直不变，“食不重味，案上不过三杯”，一生守俭如一。汉朝名臣王良，在为官期间，“在位恭俭”。在他做大司徒司直时，属下的司徒史鲍恢因为要到东海办事，路过王良家，就顺便到他家问候，看是否有家书托自己带给王良，正遇王良的妻子穿着麻布衣裙，拖曳着柴禾从田地里回来。鲍恢问她：“我司徒史也，故来受书，欲见夫人。”她回答：“妾是也。苦掾，无书。”鲍恢没有想到堂堂王良大人的妻子竟然穿着如此简朴，但也心生敬佩之意，从中可见王家节俭之风。朱博和王良将节俭之风化为自己的生活常态，成为时人学习的榜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