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运动与马克思主义的传播

五四运动是有着5000年灿烂文明历史的中华民族在近代发生的伟大政治文化运动。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建立中国共产党、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推进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是五四运动以来我国发生的三大历史性事件，是近代以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三大里程碑。这是对五四运动的高度评价。这三大历史性事件是一以贯之的，它的关键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建，有了这一个伟大历史性事件，后来两个伟大历史性事件才会接踵而至。也就是说，后两个大事件是第一个大事件历史的和逻辑的延伸。为什么能够产生第一个大事件呢？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五四运动时期对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这是中国共产党创建的理论之源。没有对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就不可能有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的中国共产党，也就不可能有后来的其他历史性事件。因此，尽管五四运动与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是个老话题，但这个老话题所具有的极端重要性，决定了对它还是有重新认识之必要。

一、五四运动是比较系统传播原真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起点

在学界，广义的五四运动包括1915年兴起的新文化运动和1919年五六月的广泛群众性爱国运动两大内涵，因为1915年兴起的新文化运动对1919年五四爱国群众运动起了启蒙、觉醒作用，是其重要的思想躁动阶段。从某种意义上说，没有新文化运动的思想躁动就没有五四这样空前规模的爱国群众运动，也不可能形成独特的爱国、进步、民主、科学的五四精神。我们说五四运动对近现代中国产生了具有深刻影响的三大历史性事件，说五四运动的马克思主义传播是创建中国共产党的理论之源，这都只有从五四运动广义论维度来言，才能全面揭示。

从五四运动的广义论看，对马克思主义有比较系统性、原真性的传播应当从新文化运动说起，即是说五四运动是比较系统传播原真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起点。

第一，对马克思主义大量比较系统的传播是从新文化运动后的五四时期开始的。

晚清末年的1899年上海《万国公报》第121期刊载的《大同学》一文，用中文提到马克思和恩格斯，还引用了《共产党宣言》著作。这可能是马克思名字和马克思主义学说首次出现在神州大地。1902年9月至1906年间，维新派领袖梁启超在《新民丛报》上发表多篇文章谈及他不赞同的马克思及其思想轮廓。在孙中山主持成立同盟会3个月后，1905年11月革命派先驱朱执信在新创办的《民报》第2期上发表《德意志社会革命家小传》的文章，以6000多字长篇介绍了马克思、恩格斯的生平和他们的学说，这表明了革命派的倾向。孙中山本人，还有宋教仁、廖仲凯等革命党重要领导人在演说或文章中都提到过马克思其人。一些宣传无政府主义的刊物也涉及到马克思、恩格斯。但是，以上介绍较多地是片断的，有的是零碎的，还有曲解和持批判立场的。这些介绍的范围窄、读者少、说不上有多大社会影响。

五四新文化运动掀起后的情况大不一样。在文化觉醒和思想启蒙过程中，有两大事件对新文化运动的发展方向产生了重要影响。一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将西方资本主义制度固有的矛盾暴露无遗。战争的极端残酷、欧洲参战国的衰败和社会混乱，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更加痛苦不堪。还有，战争期间，西方列强疯狂掠夺中国资源和大量征集中国人去欧洲战场充当劳工，其劳动条件和生活环境极其恶劣。这些都促使先进的中国人对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的认识走向觉醒，开始反思和批判西方资本主义制度。二是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极大地鼓舞了中国人民，特别是其先进分子。中国国情与俄国有相似的一面，尽管俄国的工业和资本主义经济比中国发达许多。在俄国布尔什维克党和列宁领导下，工农大众推翻沙皇和资产阶级政府，建立起新型社会主义国家，成了社会的主人。这使在苦苦求索救国救民真理、对西方资本主义制度感到失望的中国先进分子在茫茫黑暗中看到了光明。

以掀起新文化运动的《新青年》为主要代表，各种期刊大量地、比较系统地介绍马克思主义。《新青年》开辟了持续半年之久的《马克思研究》专号。还有《每周评论》、《民国日报》、《建设》，以及毛泽东创办的《湘江评论》、周恩来参与创办的《觉悟》等一批报刊，都纷纷介绍马克思和他的学说。在那时的400多种新刊物中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文章达200多篇。杨匏安（广东籍留日生）在《广东中华新报》连载19天次发表的《马克思主义》一文，对马克思主义产生的历史及其三个组成部分作了简要阐述。李达（湖南籍留日生）在翻译多本宣传马克思主义著作的同时还撰写了多篇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文章。李汉俊（湖北籍留日生）通晓日、德、英、法四国文字，发表了60多篇译文和文章，大力宣传马克思主义。上述期刊和作者文章都有不小影响。这样集中地介绍国外的一种思想理论，在中国近代报刊史上极其少见。

第二，对马克思主义原著有完整的翻译本子是在五四时期。

随着介绍马克思学说的广泛和深入，对马克思主义原著翻译的需求如久旱盼雨。正是从五四时期始，对马克思主义原著有较多地完整翻译。上述报刊发表宣传马克思主义的200多篇文章中，很大部分就是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译文。作为宣传马克思主义主要阵地的《新青年》，先后出版了8本马克思主义著作。《共产党宣言》先是出了若干节译本。《每周评论》在摘译《共产党宣言》第二章时加的按语指出：这个宣言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最先最重大的意见，是表示新时代的文书。但如此重要的著作仅有节译本，满足不了先进分子的渴求，社会急需完整译本。

在北京五四爱国运动转移到上海掀起新高潮后，1919年6月创刊的《星期评论》编辑部非常急切地希望译出《共产党宣言》全文。这个翻译工作交给了留学日本归来、精通日文和英文的进步青年陈望道。那时翻译进步书籍要冒很大风险，他回浙江义乌老家秘密翻译。1920年4月下旬，陈望道完成这部经典翻译，经陈独秀、李汉俊校对，于8月在上海出版。这是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在中国的第一个全译本。这个本子受到进步知识分子热烈欢迎。印有马克思头像的红色封面本子，初版千余册很快销售一空。应读者要求，9月又再版印有马克思头像兰色封面的本子1000册。这在马克思主义著作的中国出版史上是创记录的。

除《共产党宣言》外，马克思主义其他重要著作也相继出版不少。如马克思的《＜资本论＞第一版序言》（费觉天译）、《＜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范寿康译），《（雇佣）劳动与资本》（食力译），恩格斯的《反杜林论》（徐苏中译）、《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郑次川译）、《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恽代英译）等。那时还翻译出版了许多阐释马克思主义原理的著作。如《马克斯（思）资本论入门》（马尔西著，李汉俊译），《阶级斗争》（考茨基著，恽代英译），《马克思经济学说》（考茨基著，李达译），《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河上肇著，渊泉译），《社会主义史》（刻尔朴著，李季译）等。上述著作有全译的，也有节译的。所有这些译著都扩大了马克思主义的影响，是哺育一代先进分子的丰盈乳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