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运动与马克思主义的传播（3）

（二）关于“社会主义问题”的论争

由于谈论社会主义的人越来越多，“问题与主义”的争论还没有完结，关于“社会主义问题”论争的锣鼓敲响了。参加过“研究系”、主编《解放与改造》半月刊，并与梁启超等成立讲学社的张东荪，早些时就介绍过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反对马克思关于社会主义的文章。从1920年9月起的10个月内，他在陪同英国哲学家罗素来华讲学期间，又多次发表文章对罗素劝告中国“暂不主张社会主义”，当务之急是“开发中国资源”、发展实业的言论表示非常赞同。他在上海《时事新报》撰写的《由内地旅行而得之又一教训》等文说：救中国只有一条路，就是增加富力，开发实业。其方法之最能速成者，莫若资本主义。随后，梁启超发表文章支持张东荪的观点，反对中国实行社会主义。他俩同罗素一样，自称信奉基尔特社会主义，实际上主张发展资本主义。基尔特是英文Guild的译音，意为“行会”。基尔特社会主义认为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是不需要的，依靠职工的行会组织就可以改变资本主义国家的性质。这是一种借社会主义之名来维护资本主义制度、欺骗工人阶级的思想理论。在他们看来，中国经济落后，大多数人民无知识，“绝对不能建立建设劳动阶级的国家”，也不能建立共产党，对社会主义只可“冷静研究”，宣传“亦可少做”，否则就是制造“伪劳农革命”。他们认为，中国必须依靠“绅商阶级”来发展资本主义。应当指出，张、梁提出的发展实业、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的主张，有符合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社会经济发展要求的合理因素，但他们只是消极地静待资本主义的兴起和发展，并不明白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下，中国资本主义无法获得充分发展，只有通过革命手段，完成反帝反封建任务、实现国家独立和人民民主后，才能充分发展实业和实现国家富强的目标。他们怀着十分恐惧的心情，极力反对在中国宣传社会主义和建立马克思主义政党，这是完全错误的。

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纷纷撰文批驳张、梁言论。1920年12月，陈独秀通过《新青年》将张、梁等“研究系”人的言论汇集一起，开辟了《关于社会主义的讨论》专栏，正式拉开这场论争的帷幕。他反对张、梁观点，明确指出：要“使中国人‘都’得着人的生活，非废除资本主义生产制采用社会主义生产制不可”。“此时我们中国不但有讲社会主义的可能，而且有急于讲社会主义的必要。”【陈独秀：《关于社会主义的讨论》，《新青年》第8卷第4号，1920年12月1日；《社会主义批评——在广州公立法政学校演词》《广东群报》1921年1月19日。】他还写道：中国遭受外国帝国主义侵略和掠夺的现状，“除了中国劳动者联合起来组织革命团体，改变生产制度，是无法挽救的”。“中国劳动（农工）团体为反抗资本家资本主义制度而战，就是为保全中国独立而战。只有劳动团体能够达到中国独立之目的”。【陈独秀：《独秀复东荪先生底信》（1920年12月），《新青年》第8卷第4号。】李大钊发表多篇文章指出：罗素等人鼓吹只有资本主义才能发展实业，其谬至极。今日在中国想发展实业，非由纯粹生产者组织政府，依社会主义的组织经营实业不可。“中国实业之振兴，必在社会主义之实行”。【李大钊：《社会主义下之实业》，《曙光》第2卷第2号，1921年3月。】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素有研究、翻译了《马克思经济学说》和《唯物史观解说》等书的李达撰文进一步指出：中国是万国的商场，是各资本国经济竞争的焦点，“各资本国在中国培植的经济势力，早已根深蒂固，牢不可破。当着产业万分幼稚的时代又伏在各国政治的经济的重重势力之下的中国，要想发展资本主义和各资本国为经济战争，恐怕要糟到极点了。”【李达：《讨论社会主义并质梁任公》，《新青年》第9卷第1号，1921年5月1日。】

在这场论争中，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们对资本主义发展实业采取完全否定态度，表明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还带有幼稚性，不能完全从中国具体实际出发来看待资本主义。他们在那么短时间接受马克思主义，这是难以避免的。难能可贵的是他们将世界的社会主义流派分为5种，逐一地进行比较分析。陈独秀旗帜鲜明地指出：“只有俄国的共产党在名义上，实质上，都真的是马格斯（马克思）主义”。这是对各种社会主义思潮的一次清理和总结，对于先进分子摆脱形形色色非马克思主义影响，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发展方向创造了有利条件。这也是关于“社会主义问题”论争的重要历史意义。

（三）关于与无政府主义的论争

无政府主义在被引进的新思潮中影响很大，许多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曾经都憧憬过无政府主义。中国是一个小资产阶级人口众多的国家，大批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不满现状，能反抗旧制度。无政府主义以革命的面貌出现，很适合他们的口味。在各种思想流派蜂涌而至时，马克思主义传播未在进步思想界内取得主流地位以前，它在青年知识分子群中很有市场。不仅陈独秀曾经对这种思潮很感兴趣，而且他的两个儿子在相当长时间是无政府主义的信徒。客观地说，无政府主义者对于揭露和批判封建军阀的专制统治，启发人们的思想觉悟起过积极作用。但是，这种思潮鼓吹个人绝对自由，鼓吹无政府状态和绝对平均主义，反对一切国家和一切权威，反对一切政治斗争和暴力革命，反对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和无产阶级专政，因而成为扩大马克思主义传播的一大障碍。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在与张、梁关于社会主义的论争还未结束时，另一场同黄凌霜等无政府主义者的交锋开始了。

这场论争同样是由对方主动挑起的。北京大学的刘师复、黄凌霜是宣扬无政府主义思想的主要代表。刘病逝后，黄继承刘的衣钵，宣扬克鲁泡特金否定阶级斗争的“互助论”（其迷惑性很大，追求进步的不少青年知识分子曾热衷于它），指责马克思主义是“集产主义”，声称只有无政府主义才是“共产主义”；反对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专政学说，攻击社会主义压制个人自由、各个人不能尽亨平等幸福，云云。

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对无政府主义的批判，主要围绕着革命的形式、国家的本质以及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性等问题展开。他们论述了无产阶级国家同剥削阶级国家的本质区别。一方面指出，中国无产阶级在帝国主义和资本家的掠夺之下，早已痛不堪痛，忍不堪忍，具有通过暴力革命夺取国家政权的强烈要求；另一方面又指出，只有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才能保护劳动者的利益，对于封建军阀、资产阶级的国家必须彻底推翻，而对于无产阶级的国家政权则必须巩固和加强。这是资本主义通向共产主义的正确道路。早期马克思主义者还批判无政府主义者的“绝对自由”思想，指出：在人类社会中，自由总是相对的，所谓“绝对自由”是根本不存在的。

马克思主义者与无政府主义思想的论争，其规模超过前两次。除在《新青年》、《共产党》等刊物进行外，还在一些社团和进步青年中展开。经过这次论争，虽有少数无政府主义者仍顽固坚持自己的立场，导致一些社团内马克思主义者同无政府主义者分裂，但更多受无政府主义影响的人则转向接受、信仰马克思主义，成为了无产阶级的忠诚战士。陈独秀的两个儿子陈延年、陈乔年就是杰出代表。

马克思主义与非马克思主义的上述三次论争，扩大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影响，也促进了它由思想理论传播向革命实际运动的转化。在三次论争过程中，积极传播马克思主义的第一代共产主义者得到锻炼，进一步坚定了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他们在马克思主义的广泛和深入传播中成长进步，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作了必要的思想准备。

四、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

是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内在要求

中国先进分子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鲜明特点，不是坐而论道，关在书斋里单纯地探究学理，而是躬行实践、贯彻理论，积极投身到实际斗争中去，努力用新学到的思想理论观察和分析中国社会的诸多问题。他们深入到工厂农村进行社会调查，了解民众疾苦，并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向民众宣传马克思主义，推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

（一）中国工人阶级的基本状况。由于外国资本的入侵，中国无产阶级先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而诞生。到五四爱国运动前夕，全国的产业工人在200万以上，日益成为近代中国的一支重要社会力量。近代中国的无产阶级，除产业工人这一主体外，还包括与产业工人处于相似地位、靠出卖劳动力生活、并与产业工人的机器大生产有直接或间接联系的各种非产业工人，包括苦力运输工人、手工业工人、农业雇工（雇农）、商业和金融业的普通职工（店员）等，总数达4000万左右。

中国无产阶级不仅具有其他各国无产阶级共同的特点，而且由于中国的特殊国情，还有不同于一般资本主义国家无产阶级的若干重要特点和优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