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运动与马克思主义的传播（4）

第一，中国无产阶级身受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和封建势力三重压迫的严重性和残酷性为世界各国少见。一是劳动时间特别长。工人一般每天工作在12小时以上，有的达16小时。二是劳动强度特别大。中外资本家经常以增加劳动定额、加速机器运转等办法来加重剥削，致使许多工人的健康恶化，有的被活活累死。三是劳动报酬特别低。同样的工种。与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相比，工资水平往往不及外国的一半。四是劳动条件特别差。厂房车间简陋，缺乏必要的劳动保护措施，工伤事故频繁。五是劳动人权特别缺。各工矿企业普遍实行包身工制、童工制、养成工制等，工人的自由和权利得不到起码保障。在这样的残酷剥削和压迫下，中国无产阶级具有着改变悲惨境遇的强烈要求，因而是最富有革命的坚决性和彻底性的阶级。

第二，作为中国无产阶级主体的产业工人多集中在大城市和大企业。由于中国的地理环境和资源状况，也由于外国资本入侵造成的开放级差，近代工业的布局很不平衡。产业工人的绝大部分集中在沿海和交通沿线的少数大城市和大企业中。如上海、广州、武汉、天津、青岛、唐山、萍乡安源等地。仅上海、广州、武汉三市工人，在甲午战争前夕就占全国工人总数的77％以上。这样的集中状况，有利于无产阶级的组织和团结，形成相对强大的斗争力量。

第三，中国无产阶级与广大农民和手工业者存在天然联系，便于形成广泛的革命联盟。工矿企业的工人大多数出身于破产的农民或手工业者，能够充分了解无地和少地的广大农民的痛苦和底层社会群众的要求和愿望，在反帝反封建革命斗争中，有利于建立以工农联盟为主体的革命同盟军。

中国无产阶级的这些特点和优点，必然使其成为近代中国一个革命性很强的领导阶级。

（二）五四运动创造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结合的历史条件。中国无产阶级形成后，工人的斗争也渐渐开展起来。从辛亥革命到五四爱国运动前，累计罢工150余次，超过辛亥革命前数十年的总和。五四学生爱国运动爆发后，到六月初推向上海这个中国工商业最发达、工人力量最强大的城市，发生了大规模的工人罢工和商店罢市，将五四爱国运动推向了新高潮。那时上海的产业工人近20万，加上其他行业的工人和店员共有50万。参加罢工的在高潮时达到10多万人。上海工人的罢工还推动了全国各地的罢工。罢工浪潮迅速扩展到20多个省100多个城市。这样大规模的罢工，是中国近代历史上从未发生过的事。它说明中国工人开始觉醒了。社会底层的觉醒是社会变革的先兆。工人阶级以独立姿态走上政治舞台，既充分显示工人阶级的强大力量，也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创造了条件。

这里要回答一个问题：为什么马克思主义一定要与工人运动相结合？好多年轻人都提出这样的疑问。其实，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观点。从理论上说，马克思早就讲过：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如果说马克思主义是批判旧世界、推翻旧制度的先进精神武器，那么工人运动就可视为对旧世界、旧制度进行批判和摧毁的先进物质力量。批判旧世界、推翻旧制度光有马克思主义这个先进精神武器不够，一定要有掌握这个精神武器的先进物质力量，这就是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工人阶级。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的结合，实际上就是先进精神武器与先进物质力量的结合。而且这个结合不是外加的，而是两者在前进过程中的内在要求。

马克思在讲上面的话的同时，还讲道：哲学把无产阶级当作是自己的物质武器，同样地，无产阶级也把哲学当作自己的精神武器。马克思在这里讲的“哲学”，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哲学，用现在的话语来解释，可以视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或马克思主义理论。在百年前的中国，尽管工人阶级力量还不够强大，但从五四爱国运动后全国发生的大规模罢工看，中国工人阶级正在觉醒。他们要求得自身解放，并且作为一个领导阶级来领导中国革命，就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作为精神武器。在那时，中国无产阶级并没有认识到自己的这个重要历史使命。这就需要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先进知识分子去与他们结合，启发他们的觉悟，使之由自在的阶级变成自为的阶级。五四运动使这个结合由理论走向现实，或者说，马克思主义理论从此才真正接了地气。

（三）中国先进知识分子与工人运动结合后的双向飞跃。一般地说，中国先进知识分子是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主要载体。五四运动后，许多先进知识分子走向社会，了解中国社会的实际状况。与非马克思主义的三次论争，也推动他们研究中国的实际问题。胡适尽管提出了“多研究些问题”主张，但他及其追随者却很少走向社会作实际调查和了解劳工的具体问题。恰恰是通过论争受到感悟的赞同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开始走向工农，具体考察广大劳动者的实际生活状况。这是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相结合的良好开端。所谓“双向飞跃”，即是一方面，中国先进知识分子通过“结合”开始实现自己的思想飞跃，成为中国第一批共产主义者；另一方面，通过接受马克思主义理论初步了解自己历史使命的工人阶级，开始实现由自在阶级到自为阶级的飞跃，使创建马克思主义政党有了先进阶级基础。

促进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相结合，起领军作用的还是李大钊和陈独秀。李大钊早在五四爱国运动前夜就撰文提出：“要想把现代的新文明，从根底输入到社会里面，非把知识阶级与劳工阶级打成一气不可。我甚希望我们中国的青年认清这个道理。”【《李大钊文集》（2），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87页。】在他的指导下，成立的北京大学平民教育讲演团，就是进步知识分子接近劳动群众传播新思想的创举。在五四运动爆发前的5月1日，他帮助北京《晨报》出版《劳动节纪念》专号，撰文指出：这一天“是工人的祝典日”，也是斗争得来的。在中国报纸上公开纪念“五一节”，这是首开先河。次年，在李大钊和陈独秀的推动下，《新青年》出版纪念专号。五一那天，李大钊还主持在北大召开有工人和学生500人参加的纪念大会，发表了关于劳动运动和社会主义问题的演讲。他领导的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成立后，先是在长辛店办劳动实习学校，帮助建立工会组织；接着出版《劳动者》周刊和《工人周刊》等，对工人们进行启蒙教育。1921年五一节后，创办的长辛店工人俱乐部成为北方劳动界的一颗明星。此外，北京共产主义小组还去郑州、天津、唐山等地开展工人运动。

在上海的陈独秀，经过五四爱国运动的洗礼，愈益感到要进行社会革命，必须到产业工人中去。他先到码头工人中了解罢工情况，到中华工业协会、中华工业总会等劳动团体进行调查。1920年4月，他出席上海码头工人发起的“船务栈房工界联合会”成立大会，在演说中表达了“劳动创造世界”的观点，称赞世界上只有做工的人最有用、最贵重，希望工人群众开展劳动运动。他还到工人群众居住区开展调查，了解工人的生活和劳动状况。在编辑出版的《新青年》“劳动节纪念号”专刊发表的28篇文章中，大部分是反映上海、北京、天津、南京、长沙、唐山、无锡、芜湖等地工人状况，还介绍了各国劳动组织和工人运动状况。陈独秀本人撰写了《上海厚生纱厂湖南女工问题》调查报告。这个纪念专号的编辑发行，是中国先进知识分子与工人运动结合的初步结晶。1920年4月中旬，陈独秀还联合中华工业协会等7个工界团体筹备召开“世界劳动节纪念大会”，他被推选为筹备会顾问。在他指导下，上海各业5000多工人在五一节这天集会，喊出“劳工万岁”口号，通过了《上海工人宣言》。接着，他主持创办《劳动界》等刊物，向工人宣传马克思主义，组织真正的工会。在他的影响下，俞秀松等一批进步青年深入到工厂做工，调查研究如何开展工人运动。

除北京、上海外,在天津、南京、武汉、广州、长沙等地也有一批进步青年到工厂开展劳工运动。先进思想力量与先进物质力量的结合，就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奠定了思想基础和阶级基础。

五、中国共产党的创建是五四运动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必然结果

由于十月革命对中国先进分子的强烈冲击，也由于巴黎和会上中国遭受的巨大耻辱和对欧美国家寄予巨大希望的破灭，五四运动后决心走十月革命道路，坚信马克思列宁主义能够救中国的先进分子越来越多。

最早积极推崇十月革命的李大钊，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宣传，愈益倾向于以俄国人为践行榜样。他明确指出：俄罗斯之革命是立于社会主义之革命，预示着社会主义革命时代到来；俄罗斯布尔什维主义“是奉德国社会主义经济学家马客士（Marx）为宗主的”，布尔什维主义是“二十世纪世界革命的新信条”。他预言“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今后的世界是劳工的世界”。【李大钊：《Bolshevism的胜利》，《新青年》第5卷第5号，1918年10月15日。】

陈独秀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经历深刻变化后，在1920年9月发表的《谈政治》一文中指出：世界不平等的根源在于“少数游懒的消费的资产阶级”的存在，“要扫除这种不平、这种痛苦，只有被压迫的生产的劳动阶级自己造成新的强力，自己站在国家地位，利用政治、法律等机关，把那压迫的资产阶级完全征服，然后才可望将财产私有、工银劳动等制度废去，将过于不平等的经济状况除去”。他明确表示，赞成马克思主义“用革命的手段建设劳动阶级（即生产阶级）的国家，创造那禁止对内外一切掠夺的政治、法律，为现代社会第一需要”的观点。【陈独秀：《谈政治》，《新青年》第8卷第1号，1920年9月1日。】这表明陈独秀已经抛弃了曾经感兴趣过的无政府主义、社会民主主义等思潮，完全赞同经过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而践行的马克思主义。

当时许多先进知识分子的思想发展变化的状况大体都是如此。参加过辛亥革命的董必武、林伯渠、吴玉章等年长一些的先进分子，结合自己的亲身经历，通过对马克思主义的学习和研究，抛弃了过去对旧的资产阶级共和制的憧憬，转变为信仰走十月革命道路的马克思主义。年轻一代先进知识分子以毛泽东、周恩来、瞿秋白、张闻天、邓中夏、蔡和森、恽代英等为代表，更是向往十月革命后新建立的社会主义社会，用以作为改造中国的模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