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运动与马克思主义的传播(2)

摘要:五四运动时期对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是中国共产党创建的理论之源。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建立中国共产党、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推进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是五四运动以来我国发生的三大历史性事件,是近代以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三大里程碑。

第三,研究讨论马克思主义思想团体的兴起是在五四时期。

随着马克思主义原著译作的出版,在北京、上海和全国一些大城市陆续成立了以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探讨社会改造为己任的学习团体。这些团体的主要成员都是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李大钊等在北京成立有《少年中国学会》、《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后者就是著名的“亢慕义斋”,“亢慕义”为英文Communism的英译,意为“共产主义”。陈独秀等在上海发起成立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毛泽东等在长沙成立有“新民学会”、“文化书社”和“俄罗斯研究会”,周恩来等在天津成立“觉悟社”,恽代英等在武汉成立“利群书社”、“共存社”,王尽美、邓恩铭等在济南成立“励新学会”,阮啸仙等在广州成立“新学生社”等。在那时,凡是学校和知识分子较多的地方,几乎都有学习和研讨马克思主义思想的社团组织。如雨后春笋般涌现的这些团体,其成员或是依托所办刊物发表文章和译作,或在内部展开学习讨论,或是通过团体经销有关书籍、刊物,对宣传马克思主义发挥着重要作用。

从以上三个方面看,我们完全有理由说,五四运动时期是比较系统传播原真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起点。

二、李大钊、陈独秀是比较系统传播

原真马克思主义的两大领军人物

五四时期,中国先进分子通过留学接受马克思主义,是非常重要的渠道。这主要来自三个方面:一是东去日本的留学生,将了解到的日本宣传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著作译成中文进行介绍,并且不少人成为中国首批马克思主义者,如上述的杨匏安、李达等。二是西去欧洲主要是勤工俭学的一批留学生,到法英德等国学习时对马克思主义著作刻苦攻读和研究,其中许多人成为了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者,如蔡和森、周恩来等。三是北去十月革命后的不少苏俄留学生,迅速成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忠实信徒,如刘少奇、任弼时等。

在众多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者中,有两位巨人最具号召力和影响力。他们是李大钊和陈独秀。为什么说他们是“比较系统传播原真马克思主义”呢?这是相对于此前对马克思主义的介绍比较零碎、带有随意性乃至曲解的解释而言,故强调他们宣传马克思主义的系统性和原真性。

首先讲李大钊。他在东渡日本留学3年回国后,思想处在急剧转变之中。一是在反对袁世凯的斗争中成为激进的革命民主主义者。其两篇关于“青春”的文章,可视为这一转变的代表作。他在1916年8月担任《晨钟报》主编的创刊号上发表《晨钟之使命》中提出《晨钟报》的任务,就是要担当创造“青春中华”的历史使命,为“青春中华”理想的实现而奋斗。一个月后,他在《新青年》第1号发表的《青春》一文,可视为《晨钟之使命》姊妹篇。李大钊寄历史重任于广大青年,要他们“为世界进文明,为人类造幸福,以青春之我,创建青春之家庭,青春之国家,青春之民族,青春之人类,青春之地球,青春之宇宙,资以乐其无涯之生”。二是受俄国十月革命的巨大影响,由激进的革命民主主义者转变为坚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1918年发表的《法俄革命之比较观》,指出俄罗斯之革命是立于社会主义上之革命,同法国大革命预示着世界进入资产阶级革命时代一样,俄国十月革命预示着社会主义革命时代之到来,是世界的新文明之曙光。在是年发表的另两篇文章《庶民的胜利》和《Bolshevism的胜利》中,进一步指出社会主义革命是世界历史的潮流,什么皇帝、军阀、军国主义、资本主义,“遇见这种不可当的潮流,都像枯黄的树叶遇见凛冽的秋风一般,一个一个的飞落在地”。【李大钊:《Bolshevism的胜利》,《新青年》第5卷第5号,1918年10月15日。】这三篇文章是先进的中国人对十月革命最早的宣传和评论。

李大钊发表的许多文章,在那时马克思主义传播运动中起着主导作用,特别是《我的马克思主义观》长文。这是他宣传原真性马克思主义最重要的代表作,在1919年10月、11月分两期发表在《新青年》上。该文充分肯定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地位,系统地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他指出:马克思的学说“是完全自成一个有机的有系统的组织”。其中的马克思历史论揭示社会物质发展动因和阶级关系,阐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阶级和阶级斗争的理论;马克思的经济论阐明“余工余值说”,揭露“现代资本主义的秘密”和“资本家掠夺劳工的生产方式”,这是马克思经济学说的根本观念。马克思以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原理观察现代社会的经济状况,对资本主义经济组织进行分析研究,预见资本主义制度必然为社会主义制度所代替,而“实现社会主义的手段、方法仍在最后的阶级斗争。”由此,李大钊说:马克思的“这三部理论,都有不可分的关系。而阶级竞争说恰如一条金线,把这三大原理从根本上联络起来。”【李大钊:《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上),《新青年》第6卷第5号,1919年5月。】该文的发表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进入系统传播阶段的主要标志,也是李大钊本人实现从革命民主主义者到马克思主义的转折标志。由此,他成为了在中国系统传播原真马克思主义的第一人。

再说陈独秀。他比李大钊大10岁,留学、逃亡日本3次之多。两人在日本期间就相识,尽管一些政治观点相左。陈独秀有着反对军阀统治、谋求民众幸福的历史担当精神,是个有强烈行动气质的革命家。他早年参加过反清秘密组织,辛亥革命后任安徽省都督府秘书长,还参加了讨袁的“二次革命”。1915年9月,他在上海创办并主编《青年杂志》(次年改为《新青年》),掀起了新文化运动狂飙。他高举民主与科学两面大旗,为德先生和赛先生呐喊,勇敢、坚决地向传统的封建思想、道德、文化宣战,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他在1917年初被蔡元培“三顾茅庐”受聘为北京大学文科学长后,《新青年》转移到北京出刊。他不仅继续主持《新青年》编辑部工作,而且还与李大钊等创办《每周评论》,在思想战线上冲锋陷阵、勇往直前。五四爱国运动爆发后,他积极参与领导,并因起草和亲自散发《北京市民宣言》而被捕,成为名符其实“五四运动的总司令”。

陈独秀由积极宣传民主与科学升华为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受到李大钊的不小影响,在时间上无疑比李大钊晚些。他创办《新青年》,为德先生和赛先生呐喊,既是资产阶级文艺复兴运动的回响,也打上了向往欧美在中国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的烙印。他最初对俄国十月革命并不十分赞同,上述李大钊讴歌十月革命的文章给他很大启发。随着对俄国十月革命后的情况和对马克思、列宁的思想理论有了越来越深入的认识之后,他对马克思主义的体悟愈益赞同列宁认为的“无产阶级专政”是马克思主义真谛的观点。这样,他对马克思主义的看法渐渐发生了变化。1919年12月,他在《告北京劳动界》一文中指出,18世纪以来的民主是资产阶级向封建阶级作斗争的旗帜;20世纪的民主是无产阶级向资产阶级斗争的旗帜。1920年3月的《马尔塞斯人口论与中国人口问题》文章,开始谈论马克思主义,批判马尔塞斯的理论,但对马克思的唯物史观还没有完全认可。两个月后,他的思想有不小变化,在《劳动者的觉悟》演说中,表达了“劳动创造世界”、“做工的人最有用最可贵”的马克思主义观点。他指出:古人所说“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这句话应当倒过来说“劳力者治人,劳心者治于人”,才是正理。是年9月发表的《谈政治》一文,同《劳动者的觉悟》一起,是他从一般的评介、议论转向赞同、拥护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代表作。

陈独秀的思想由激进民主主义转变为马克思主义后,与李大钊一起,成为中国影响最广泛、最重要的马克思主义传播者。他领导的《新青年》进一步成为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主要阵地。

三、“三次论争”是马克思主义在先进分子中成为

传播主流的重要历史节点

五四时期,在鞭挞封建礼教的新文化运动中,各种西方社会思潮纷至沓来。不断涌现的新媒体竞相宣传感兴趣的思想学说,可谓“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百舸争流”。即使被视为“社会主义”思想传播进来的,也是五花八门,名目繁多,异常庞杂。除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和俄国的布尔什维主义思想之外,还有无政府主义、工团主义、工读互助主义、新村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社会民主主义等等。由于美国哲学家杜威来华讲学和陪同他的学生胡适的大力宣传,美国实用主义也有很大影响。这种情况反映在新文化运动阵营内部,思想倾向发生明显分化。就对马克思主义的看法和态度而言,有的充满信仰,将其视为改造中国的思想武器;有的只认为它是一种学问,作单纯的学理研究;有的则将其视为“过激主义”理论,研究防范它的对策;有的直接表示鄙视、反对态度。对马克思主义的不同看法和态度,决定了在传播马克思主义时不可避免地会与其他所谓新思潮发生争论。这样的争论对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既是考试,也是考验。真理会愈辩愈明,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们考试及格、考验通过,扩大了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对马克思主义的赞同者、信仰者、践行者愈来愈多,马克思主义在先进分子中开始确立其主流地位。

马克思主义传播过程中有三次大的论争。

(一)关于“问题与主义”的论争

胡适作为新文化运动的重要倡导者和文学革命的主要发起者,对于推进中国近代历史的进步起过积极作用。但是,他的思想一直倾向于所谓温和改良,反对激进革命;对五四学生爱国运动持保留态度。他在《每周评论》上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在思想界引起激烈争论。该文以实验主义立论,主张多多研究这个那个具体问题,不要侈谈什么主义的新奇奥妙,声称“空谈好听的‘主义’,是极容易的事”,“是阿猫阿狗都能做的事”。胡适反对人们谈论各种主义,实际上是在这种说法的掩盖之下反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反对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反对中国需要通过革命来解决社会问题。他后来承认,发表这篇文章的目的,是让人不要被马克思、列宁“牵着鼻子走”。【胡适:《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每周评论》第31号,1919年7月20日;《介绍我自己的思想》(1930年11月27日),《胡适论学近著》第1集卷5,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第645页。】

胡适的文章发表后,李大钊、蓝公武等撰文提出异议。先是参加过辛亥革命并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的蓝公武在其担任过社长的《国民公报》发文表示不同意见。胡适文章刊出一个月后,李大钊也在《每周评论》上发表《再论问题与主义》一文与之商讨。李大钊与胡适都是新文化运动的主角,他们的个人关系不错,但不少政治观点相左。李大钊在文中明确表示:我是喜欢谈布尔什维主义的,它的流行是世界文化的一大变动。我们应该研究它、介绍它,把它的实际情况昭告人类社会。他指出:我们的社会运动固然要研究实际问题,同时也要“宣传理想的主义。这是交相为用的,这是并行不悖的”。一方面,研究问题必须以学理为根据,有主义作准则,“一个社会问题的解决,必须靠着社会上多数人共同的运动”;要想使一个社会问题成为多数人共同的问题,“必须先有一个共同趋向的理想、主义”,因此谈主义是必要的。另一方面,“一个社会主义者,为使他的主义在世界上发生一些影响,必须要研究怎么可以把他的理想尽量应用于环绕着他的实境”。而我们只要把主义拿来作工具,用以为实际的活动,它“会因时、因所、因事的性质情形生一种适应环境的变化”。【李大钊:《再论问题与主义》,《每周评论》第35号,1919年8月17日。】

“问题与主义”之争,尽管是进步知识分子内部对中国思想发展和近代中国历史命运的讨论,但它实际上是中国需要不需要马克思主义、需要不需要革命的论争。胡适劝说人们少谈些主义,宣扬中国不需要经过深刻革命就能解决他所说的问题。李大钊明确指出:社会革命就是阶级斗争,这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重要内容,如果不重视阶级斗争,不去用这个理论作根据启发广大工人觉悟,联合起来进行实际的运动,那么经济的革命恐怕永远不能实现。在这场论争中,李大钊和各地年轻的马克思主义者依据当时的认识水平,论证了马克思主义适合中国的国情需要,阐述了在中国进行一次彻底社会革命的必要性。这对于推动人们进一步探讨如何用马克思主义改造中国社会起了重要的积极作用。

责任编辑:李贤博校对:总编室最后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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