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法治，后果是灾难性的

在党的全面领导和正确部署下，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是当今中国正在进行的伟大事业。但是，少数领导干部对法治的重要性认识还不到位，对法治建设的把握还停留在表层。对此，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如果在抓法治建设上喊口号、练虚功、摆花架，只是叶公好龙，并不真抓实干，短时间内可能看不出什么大的危害，一旦问题到了积重难返的地步，后果就是灾难性的。”

没有法治，就会导致老百姓没有安全感，特别是在人身安全方面。在一个社会中，如果没有法定程序和法定权利的切实保障，任何公民不论身居何职、身处何地，即便是执法人员、领导干部自身，都难以免除不法侵害，还可能身陷囹圄。1998年，昆明市公安局民警杜培武因涉嫌故意杀害其妻子和县公安局副局长被刑事拘留，在遭受多次刑讯逼供后承认并编造了杀人过程。在庭审中，他曾向法官出示被刑讯逼供的证据“血衣”，但两级法院均未采信，且最终判处杜培武死刑，缓期2年执行。2000年，因杀人案真凶落网，云南省高院再审才宣告他无罪释放。2010年，河南省平舆县法院原院长刘德山因涉嫌构成黑社会“保护伞”被调查，其间他遭受各种刑讯逼供。一年后，经最高人民法院批复，河南浚县法院和鹤壁中级法院相继裁定刘德山无罪。此刻，这位曾经的法院院长才倍感法治的可贵，他深刻反省说：如果将来还有机会做法官，对被告人的权利，会更加重视；对办案程序的审查，会更加严格；对案件最终的判决，会更加慎重。可见，没有法治规则的约束，司法权也可能异化为“暴戾”之兽，执法者也难免被反噬沦为“受害者”，非但不能实现司法公正，还可能造成更多司法不公。

没有法治，就难以有持久的经济活力和良好的营商环境，最终可能损害国家竞争力。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营商环境是最重要的社会环境。法治环境好，企业家才可能安心创业，才会有长久投资的热情，才可能创造持久的经济活力。反之，没有法治的保障，任何经济体都无法保持持续的增长，反而可能导致大量资本外逃。在今天的国际格局中，法治已经成为最核心的国家竞争力之一。理论上，巨大的国内市场是我国企业参与国际竞争的一大优势。我们可以对产品的市场信息进行大数据分析，及时对产品升级换代，从而对国外同类产品形成技术优势，更快地占领整个市场。但实践却存在这样的情况：当某个企业刚刚完成一项产品的升级换代时，很快“山寨”产品就出现了，而且比“正版”产品可能更快占领了整个市场。执法机制的不健全、产权保护的不到位，使得我们的创新型企业在将市场优势转化成产业优势的过程中面临巨大阻力。

没有法治，就难有真正的依法决策、民主决策和科学决策，最终可能导致资源的极大浪费和重大损失。政府决策作为行政权力运行最重要、最核心的方式之一，理应受到最严格的规制。没有决策的法治化，也就无法建成法治国家和法治政府。如果没有法律约束，可能导致领导干部的决策以“政绩”为导向，出现“盲目决策”“拍脑袋决策”的情形。对此，必须把决策纳入法治化轨道，依法规范政府的决策行为。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不断推进决策法治化进程，并于今年制定和实施《重大行政决策程序暂行条例》，对重大行政决策事项范围、重大行政决策的作出和调整程序、重大行政决策责任追究等方面作出了具体规定。

没有法治，就难以有效化解纠纷矛盾，无法实现社会的长治久安。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类社会发展的事实证明，依法治理是最可靠、最稳定的治理。”在新一轮的“棚户区改造”过程中，少数党员干部缺乏基本的法治思维和法治能力，采取停水停电等暴力胁迫的方法甚至采取对被拆迁户亲属停职等“不当联结”的方法开展工作，恶化了干群关系。在推进移风易俗的改革过程中，个别地方政府由于改革依据不明、程序不当、措施违法，甚至出现过激做法。此种“改革”，会使老百姓感觉“很受伤”。对于群体访事件，如果不能从根本上依法解决源头问题，单纯依赖“接访”机制来事后予以管控，不仅社会成本高昂，而且会助长一些不合理诉求，形成“小闹小解决、大闹大解决、不闹不解决”的怪象。

当今中国，正在经历着深刻的社会转型进程，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是历史的必然，是现实的需要，也是时代的抉择。因为，没有法治的社会转型，意味着财富持续增长的同时，伴随着贫富的极度分化；没有法治的社会转型，意味着维稳成本持续增长的同时，伴随着社会张力的失控；没有法治的社会转型，意味着执政队伍持续壮大的同时，伴随着执政能力的弱化。

（胡建淼专家工作室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