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12】仁心仁术医脉相承：从传统医疗机构到现代医院

从传统中医学到现代医学，从古代宫廷太医院到现代医疗机构，中国的医学和医疗机构随着时代变迁不断发展，各种医疗技术手段逐步更新，医疗体系渐趋完善。而在这一过程中，医者治病救人的初心和造福民众的愿望始终未变。

古代国家最高医药管理机构

中医学历史悠久，源远流长。据现有文献记载，中国古代医事制度从《周礼》开始逐步确立，完备于唐、宋，继承于金、元、明、清。《周礼》中有食医、疾医、疡医、兽医4种医官的记载。但魏晋以前，医政管理基本上是医官管理，国家尚未成立专门管理机构，如秦、汉设有太医令、太医丞。西晋至北宋，先后出现了医署、太医院、太医局及翰林医官院等中央医疗管理机构。金代始设太医院，隶属于宣徽院。元、明、清三朝虽对太医院的具体制度有所调整，但无一不沿用“太医院”这一机构名称，且金、元、明（明成祖及以后）、清四代均定都于北京，故称北京太医院。

北京太医院作为金、元、明、清四代宫廷医疗核心机构，成为国家最高医药管理机构。关于太医院的具体职责，在《大清会典》中记载道：“掌医之政令，率其属以共医事；掌九科之法以治疾；掌灸制之法以治药。专诊视疾病，修合药饵之事。”太医院的主要职能是诊视疾病，修合药饵。医官们按术业专攻分为九科。宫廷内的诊疗活动皆由太医院派遣御医负责。除诊疗外，太医院还以选派、考核医官的形式管理军队和监狱的医生，并下设教习厅、医学馆，行使医学教育的职责。太医院衙署内还设有生药库，收贮每年各省解纳至京的地道药材。进入太医院做医官有两种途径：一是由医学馆培养人才，每年分四季（后改为两季）考试录用；二是由京外大臣保荐，由礼部和太医院考试授职。

太医院的医官医术超群，所开医方也被世人奉为宫廷秘方，如元代的《饮膳正要》、明代的《御药院方》、清代的《太医院秘藏膏丹丸散方剂》等。新中国成立后，由后人整理出版的相关医方，如《慈禧光绪医方选议》《清宫药引精华》《清宫代茶饮精华》等都成为研究中国中医药的重要书籍。太医院的历史沿革、医方秘籍、职官制度、诊疗制度、教育考试乃至祭祀制度无不反映了中国古代传统的医药文化。可以说，北京太医院是北京最重要的历史和文化遗产之一，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文化价值和医学价值。

1905年，清政府推行新政，设卫生科，后升为卫生司，成为与太医院并立的医政机构。1908年，太医院因光绪与慈禧病逝得咎，自院使以下全部革职，太医院作为国家最高医政机构的历史走到了尽头。

近现代国家医学机构中的翘楚

在中国古代社会，国家医疗卫生机构只是一个宫廷内的机构，与民间社会关系有限。到了近代，由于西方医学传教士的引介、清政府外派使节的考察以及世界卫生实践等多重因素的影响，西方的近代卫生观念和机制开始引起了中国社会的关注。西医东渐对中国传统医疗格局乃至社会生活和文化心理都产生了广泛深刻的影响。

协和医院的发展是近代中国医学发展的缩影。协和医院的前身是由英国伦敦会的医学传教士建立的医院，中文名为“北京施医院”或“京施医院”。该院也是近代北京第一所西式医院。德贞医生接管医院期间，创立了正规的医院管理制度，倡导了新医学教育，并使中国医学的上层精英逐渐接纳了西方医学。1900年，北京施医院毁于战火，德贞病逝于北京。1901年，科龄医生入京，重建北京施医院。此时的清政府在义和团事件和八国联军入侵的双重打击下，实施新政，鼓励创办新式学堂，保护传教事业，重视并支持教会医疗事业。1905年，科龄向清廷陈请创办医学院，慈禧太后应允。1906年2月，协和医学堂开学，开始正式培养中国医学学生。协和医学堂集教学研究与临床实验于一身，成为晚清唯一在政府备案的教会医学校。协和医生医术精湛，治学严谨，很快获得了各国驻京人士以及清政府的信任。1907年2月22日，清外务部将协和医学堂列入专为驻京外国人看病的指定医院，每月补贴银两。作为唯一在清政府备案的教会医学校，协和医学堂的师生参与了1910—1911年东北肺鼠疫的防疫工作。在肺鼠疫的防疫过程中，协和医学堂的师生们在东北、天津、北京建立殊功。

1911年辛亥革命后，协和医学堂失去清政府资助，经费匮乏。正逢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支持医学、公共卫生和教育事业的发展，基金会经过细致考察，收购了协和医学堂的全部财产，还投资收购了北京东单三条豫王府全部房地产，在其原址上建造了具有东方建筑艺术特色的北京协和医学院。协和医学院的建立旨在制定标准，培养医学人才，引领中国未来的医学发展方向。在短短20余年的时间里，协和医学院成为远东最好的医学中心，培养了一大批享誉国内外的著名临床医学家、医学科学家、医学教育家、护理学家和医政管理家，可谓人才济济，硕果累累。

七七事变发生后，红十字会华北分会派遣协和医学院学生前往卢沟桥、天津、廊坊等地服务。北平沦陷后，卫戍医院伤兵由协和医院接管，保障了对伤兵们的救治。协和医院护士郭庆兰投奔聂荣臻领导的部队，在白求恩卫生学校当教员。护士陈辉容成为抗日游击队的医生。协和医院宗教交际部主任李庆丰加入共产党，利用工作上的便利，在医院礼堂组织爱国职工大规模地为八路军秘密生产消毒急救包、裁剪绷带，向根据地输送了大批的器械和药品。协和医院医生魏一斋投身革命圣地延安的医学工作。1940年，毛泽东写下了“为革命服务，敬赠魏大夫”，这是继白求恩之后，毛泽东第二次为一名医生题词表彰。一时间大批协和人云集抗战前线。昔日的白衣天使穿上军装，承担了大量的医疗组织、训练工作，成为各救护队的领导和骨干。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1942年1月19日，协和医学院被日军接收，教学及医疗工作被勒令终止。1200名华籍员工被遣散，学生们隐蔽转往其他学校学习，教职员另谋工作。医院虽被关闭，但协和人依然忘我工作，投身到建设和服务国立医院的工作之中，如国防医学院、中央研究院医学研究所等。

1947年秋协和医学院复校。1948年协和医院第一批科室开张。1949年协和医学院、协和医院由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和卫生部全部接管，学校的组织结构和规章制度不变，经费由教育部划拨，教职工原职原薪，学生可领人民助学金，校名改为“中国协和医学院”，协和医院定名“北京协和医院”。

名医荟萃医脉相承

协和人在医学探究的道路上，孜孜不倦，精益求精，不断开拓创新，取得了非凡的成就。19世纪20年代，林可胜、吴宪建立了完整的生理学和生化学体系，成为中国生命科学研究的奠基者。陈克恢关于麻黄素的研究是最成功的中药研究之一。在三位杰出协和人的努力下，中国生命科学研究进入第一个黄金时代。病理系的胡正祥教授收集整理千余件有价值的病理标本和照片，出版了中国第一部以国内病理资料为主的《病理学》。微生物系的汤飞凡将沙眼病毒滴入自己眼中，40天内不做治疗，收集了可靠的临床资料，彻底解决了70余年关于沙眼病原的争论。1970年，国际上将沙眼病毒和其他几种介于病毒和细菌之间的、对抗菌素敏感的生物命名为衣原体，汤飞凡成为衣原体之父。他的发现使危害全球的沙眼病以惊人的速度减少。我国最早的青霉素研制工作也是由汤飞凡主持和领导的，迈出了我国研制抗生素的第一步。皮肤科的李洪迥教授创建了我国第一个先天梅毒防治门诊，治疗孕妇梅毒和先天性梅毒。他撰写的《梅毒学》成为我国梅毒学研究的指导范本。新中国成立后，李洪迥奔波在全国八省区消灭性病的主战场，培训医生，指挥督战，为新中国在20世纪60年代全面消灭性病立下了汗马功劳。

协和医学院的诸福棠是我国现代儿科医学的奠基人。他从事预防小儿麻疹的研究。经过反复试验，他制成了大量胎盘球蛋白，成功预防了麻疹患儿的并发症，被美国《时代周刊》誉为“儿童福音”。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协和医院被日军关闭，诸福棠创办北平私立儿童医院。新中国成立后，他将医院无偿献给国家，改称为北京市第二儿童医院。协和妇产科的林巧稚将毕生奉献给了协和医院和妇婴工作。她被誉为“万婴之母”“妇女的保护神”。吴英恺是协和著名的胸外科专家。1943年吴英恺到重庆，担任山沟里新改建的重庆中央医院外科主任，开展了过去国内无先例的动脉导管结扎术及多种外科新手术。1948年吴英恺重返协和，接任外科系主任，成为协和外科第一位中国籍主任。1956年吴英恺离开协和，相继创建了中国最好的两所心血管病医院——阜外医院和安贞医院，为中国心胸外科培养大批栋梁之材。

除了治病救人之外，协和人还推动了中国近代公共卫生事业的发展，其中以刘瑞恒为代表。刘瑞恒出生于河北农民家庭，1903年考入北洋大学堂，16岁被选送美国，入哈佛大学读书，1913年获医学博士学位。1918年，他任协和医学外科助教。1920—1921年他赴美进修，专攻癌症外科。回国后，他任北京协和医院第一任华人院长和中华医学会会长。1924年，通州某乡村新生儿频繁死亡，刘瑞恒派人调查，发现原因仅是产后破伤风所致。他对医院人员进行了简单的卫生教育培训，便解决了这一难题。该事件深深触动了他。刘瑞恒认为，医学应该为更广大的民众服务。于是，他决定放弃自己的外科本行，转而从事公共卫生事业。次年，他与协和公共卫生教授美国人兰安生一道在北京建立了第一卫生事务所，开创了中国公共卫生事业的先河。

今天，我们的医疗卫生事业蓬勃发展，但依然不能忘记前人走过的路。从传统医疗机构到现代医院，仁心仁术，医脉相承，是世世代代从事医疗卫生工作的人们坚持的信仰，不变的承诺。

（作者：任超，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