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04】当前国际战略形势及中国的战略选择

当今时代，国际力量对比和全球治理体系加速调整，世界地缘战略格局深度演变，全球经济、科技、军事竞争态势正在发生历史性变化。针对国际形势的历史性变革，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放眼世界，我们面对的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现在的中国正处于由大向强发展的关键阶段，既面临前所未有的机遇，也面临前所未有的风险挑战。

当前国际战略形势发展变化的主要特征

当前，国际战略形势总体和平稳定，但不稳定性、不确定性因素也十分突出，大国战略竞争加剧，各种争端与摩擦此起彼伏、相互交织。乌克兰危机、中东乱局、美欧民粹主义、逆全球化、贸易摩擦等一系列具有全局性和战略性影响的重大事件，对国际战略形势产生重大冲击。

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并未改变，但面临不确定性因素的严重冲击。一是强权政治和冷战思维仍然是威胁世界和平与稳定的重要根源。世界强国为实现所谓“绝对安全”，以强大军事实力为支撑，对其他国家频繁实施或威胁实施军事干涉；为实现经济利益最大化，逆全球化潮流而动，试图重塑国际经贸规则；打着“民主”“人权”旗号，向发展中国家输出民主模式、推动“颜色革命”，企图颠覆对方政权。二是保护主义、民粹主义、民族主义相互叠加，冲突和对抗氛围加剧。强调本国利益、忽视共同利益；强调竞争、忽视合作；追求短期利益、排斥长期政策，世界和平面临诸多不确定因素。三是国际恐怖主义势力从中东向全球范围外溢，对世界安全和稳定形成严重威胁。乌克兰危机、叙利亚内战和巴以冲突等热点问题导致的局部地区动荡等，对世界和平与发展造成严重冲击。

国际力量对比加速调整，但“一超多强”格局难以出现大的变化。当前国际体系加速转型，突出表现为国际力量对比显著变化，即西方传统大国影响力下降和非西方新兴大国力量上升。一是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大国群体性崛起，其经济和政治地位提升，其群体性影响力号召力不断增强，使得世界力量中心更趋多元。以美国为代表的世界强国整体实力和影响力相对下降，特别是受国内政治斗争、中东乱局、恐怖主义威胁等因素制约，在全球事务中的主导地位明显下降。二是西方势力内部面临激烈的政治博弈和复杂难解的社会治理难题，主导世界的能力总体呈下降趋势。三是非国家行为体大量涌现并日益成为国际舞台上的重要力量。国际和地区性组织成为全球治理体系中的重要力量，大型跨国公司的国际影响不断扩展，各类非政府组织积极参与国际事务和社会交往，成为政府扩展影响的重要渠道。尽管如此，世界力量格局也难以在短时期内发生颠覆性转变，美国“一超”地位难以改变。今后一个时期，东西方的力量对比态势将继续发生变化，但这种升降兴衰、转移更替将是个长期过程。

地缘政治思维回归，大国之间竞争与博弈加剧。历史上，地缘政治思维曾主导了近半个世纪的冷战。冷战结束后，西方大国地缘政治思维不仅没有减弱，而且有不断强化趋势。美国越来越强调从地缘政治角度来思考问题。2019年6月29日，在美国颁布的《印太战略报告》中，明确把中国和俄罗斯作为主要战略对手。在欧洲，美国推动北约实施多轮东扩，不断挤压俄战略空间。俄罗斯则凭借自身军事优势在格鲁吉亚、乌克兰、叙利亚问题上与美持续角力。在亚太，美国不断强化对华战略竞争。美国推进“印太战略”，试图构建“亚洲版北约”，在更大范围内对冲中国崛起，拓宽美国的战略回旋空间，使美国更自如地充当“离岸平衡手”。大国竞争加速从传统领域向新兴领域扩展。太空、网络、深海、极地成为大国战略竞争的新领域和争夺战略制高点的新平台。

现有国际体系遭受严重冲击，秩序之争成为当今国际斗争焦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国际制度和规则是在美国等西方国家的主导下建立起来的。依靠这套体系，西方特别是美国享受着制度上的红利。但现在美国认为，当前的国际制度和规则在很大程度上妨碍了美国的利益拓展。在美国看来，在现有体系秩序之下，新兴国家有选择地利用规则获取经济利益而逃避了责任，成为国际经济体系的获益者；而美国作为领导者，其付出的成本和收益是极不匹配的。两年来，美国退出巴黎气候协定、伊核协议、人权理事会等一系列协议和组织，试图打破旧有秩序，建立新的游戏规则。美国提出改变现有制度、体系，并非要放弃领导地位，而是要使现有秩序碎片化，重构对美国有利的制度规则。这样，美国不仅可以继续依靠制度获利，而且可以使美国逐步从国际责任中退出，从而能够以较低的成本、对美国有利的方式维持其霸权地位。在新旧秩序的转换过程中，新兴国家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力量不断壮大，也希望改变以往西方大国主导国际秩序的局面，建立更加公平、更能反映发展中国家诉求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秩序之争的核心是规则之争，而规则之争的背后则是主导权之争。

国际战略形势发展演变的可能趋势

当前，在世界秩序、国际观念、国家间博弈模式深度调整的大背景下，国际社会可能会发生颠覆我们传统认知的重大变化。

美国等西方国家有无可能建立起排他性的新的国际体系？历史上美国通过建立排他性体系遏制对手早已有之。冷战初期，美国纠集整个西方世界对当时的苏联进行全面封锁，迫使斯大林不得不于1952年提出两个平行市场的理论并付诸实践，后又联合东欧国家成立了对应于欧共体的“经互会”。当前，西方国家与新兴国家之间，特别是中美之间在各领域的相互依赖程度使得美国建立排他性体系受到极大制约。但随着双方博弈对抗不断加剧，形成这种国际体系的现实危险性依然存在。尤其是近几年来，美国在“政治上孤立、经济上遏制”中国，采取了许多实质性措施。在科技方面，美国设立科技“柏林墙”，把对中国的技术管制从军用技术和军民两用技术扩展到新型技术和基础性技术。自2018年以来，西方发达国家先后制定新法律或修订原有法律，收紧本国对外资安全的审查机制。美国对华政策中的意识形态因素也在显著增加。因此，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提醒国际社会：警惕世界出现大分裂。美国根深蒂固的冷战思维和霸权观念，正在推动这一危险趋势深入发展。对于中国来说，应当未雨绸缪，做好准备，理性应对。

军备竞赛升级有无可能使世界回到冷战时的危险状态？美苏冷战时期，双方军备竞赛的白热化曾数次令世界走向核战争的边缘。正是基于对这一危险的理性认识，双方于1972年和1987年相继签署了《反导条约》《中导条约》，这对缓解双方紧张对峙形势、避免核战争发挥了积极作用。当前，在大国竞争加剧的背景下，军备竞赛的阴影又重新回归国际舞台。2019年，美国正式退出《中导条约》，这是美国自2002年退出《反导条约》以来的又一重大战略举动。它意味着美国在发展进攻性战略武器方面已经挣脱了所有束缚。俄罗斯则与美国针锋相对。2019年2月5日，俄国防部长绍伊古命令研发海基“口径”发射系统的陆基版本以及陆基高超音速中程和中短程导弹，相关研制工作将在2022年前完成。普京要求国防部重点关注“匕首”空射超音速弹道导弹、“别列斯韦特”激光武器、“先锋”高超音速滑翔系统、“萨尔马特”重型导弹、“波塞冬”无人潜航器等武器进展。当前，无论从经济实力和国家发展目标看，俄罗斯并无同美国重启军备竞赛的意愿，但美国一旦在欧洲部署中程导弹，将对俄罗斯构成重大战略威胁,这是俄罗斯对美国作出强硬反应的重要原因。美国重启军备竞赛并非仅仅针对俄罗斯。兰德公司2016年就提出，美国可沿日本到南海再到波斯湾一线部署陆基弹道导弹，迫使中国耗费巨资建造导弹防御系统。在中国实力不断上升的背景下，通过军备竞赛消耗中国、迟滞中国的崛起，也是美国国家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当前大国和地区性的军备竞赛初露端倪，未来朝什么方向发展，既考验大国政治家的智慧，也考验全人类的理性。

贸易保护主义、民粹主义、极端民族主义的蔓延有无可能侵蚀甚至摧毁战后建立起来的国际体系和观念？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一系列利于维护国际社会繁荣稳定的政治经济规则建立起来，通过相应制度安排解决国际矛盾问题，逐渐成为各国共识。冷战结束后，国际制度进一步完善，国际观念进一步发展进步，以民主、平等、协商、合作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理念已经深入人心。但近年来，贸易保护主义、民粹主义、极端民族主义的盛行为人类发展进步的进程投下了阴影。民粹主义等逆潮流而动的观念背后，凸显的是贫富阶层的分化、本地人和外来移民的冲突，反映的是各国特别是西方世界深层次的社会矛盾。这些观念体现在内外政策上，具体表现为：政治层面趋向保守主义，经济层面趋向贸易保护主义，社会层面趋向本土主义。由此带来的结果是，很多国家都在构建自己的“利益孤岛”，都在采取所有可能的手段捍卫和扩大自身利益。在现实中，我们可以看到，美国向几乎所有主要经济体同时挥舞起贸易大棒，许多欧洲国家采取了极为严厉的限制移民政策。在这一背景下，包容与合作的氛围在削弱，冲突和对抗的氛围在上升，既有国际体系和国际观念正在面临严重冲击。

大变局之下中国的战略选择

继续将国内发展置于优先地位，以雄厚的国力有效抵御各种战略风险。当前和未来一个时期，我国面临的外部战略风险呈现增强趋势，对国家安全发展构成严重挑战和冲击。随着国家实力的增强和战略威慑力的不断提升，发生大规模外敌入侵以及大国之间的全面对抗的可能性很小。除非国家核心利益面临迫在眉睫的现实危险，我们都应坚持既定战略，集中主要资源和精力，专注于国内发展和改革，不断提升自身实力，夯实国家发展基础。国与国的竞争既是实力的博弈，更是制度的较量。当前，中美之间的矛盾问题看起来体现在贸易、科技、金融等多方面，但背后支撑的是制度设计，是现代国家的治理能力。对于中国来说，无论是应对国内发展难题还是面对国际风险挑战，都应该把制度建设和治理能力建设摆到更加突出的位置。这是运用制度威力应对风险挑战、赢得主动的有力保证。

高举和平发展旗帜，加快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是对国际社会关注日益强大的中国发展方向的回应，也是对实现自身目标及其路径的必然选择。积极推动构建平等互利的世界政治经济新秩序，摒弃“以邻为壑”“零和思维”，秉持民主平等、合作共赢理念，在维护共同利益的基础上推进新秩序的建立。扩大各国利益交汇点，让利益惠及各国作为政策及行动的出发点，使新的规则制度体系能够反映最大多数国家的利益。把“一带一路”倡议作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载体。继续扎实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推动世界和平发展、实现全球有效治理。随着中国的发展强大，西方社会以及周边有关国家的疑虑也在同步上升。对于中国来说，如何营造和谐有利的国际关系，最大限度地化解国家迅速发展所带来的国际疑虑，减少因误解而出现的阻力和障碍，是目前必须面对和解决的问题。我们需要有效清晰地阐明自身意图，通过自身的善意行动以及与各国多层次多渠道的合作，取得世界的认同和理解。

既合作又斗争，保持中美战略关系的动态平衡。面对战略压力，片面的斗争或妥协思维都是不足取的。当前,中美在经济方面相互依赖程度不断加深，已形成荣损与共的局面。在传统安全领域，也都达到了某种程度的相互威慑相互制衡状态。从这一现实出发，将协调与合作作为处理大国关系的基本方式，在坚持国家利益的基础上加强同美国在全球和地区性问题上的合作，在不危及中国关键核心利益问题上，尽可能地积极合作，不断增强双方的政治互信和战略互信。涉及到领土主权等核心利益时，坚决维护国家利益不受侵犯。同时，在维护自由贸易体系、解决全球性问题方面，中国和欧洲、俄罗斯、日本等国家和地区有着共同的利益，应通过加强同各国在全球议题上的合作，夯实双方的信任基础，推动国际关系健康发展。

讲信修睦，营造对我有利的周边环境。和平稳定的周边形势不仅有助于中国继续深化同周边国家的互利合作，促进地区和平稳定与繁荣发展，还有利于使域外大国丧失介入地区事务的借口。积极落实“亲、诚、惠、容”的周边外交理念，按照政治上讲信修睦、经济上合作共赢、安全上守望相助、人文上心心相印、地区机制上开放包容的原则，在中国与周边国家尤其是东盟国家之间推动建立起一种涵盖利益、责任、命运在内的共同体。加强与周边地区安全合作，通过多渠道的功能性合作减少彼此敌意，加强战略信任，建立有效的危机管控机制，加紧推动与相关国家的谈判进程、会谈机制和建立有操作性的管控争议的框架机制，保证周边的安全稳定。

[参考文献]

[1][美]格雷厄姆·艾利森.注定一战：中美能避免修昔底德陷阱吗？[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

[2][美]亨利·基辛格.世界秩序[M].北京:中信出版社，2015.

[3][美]约翰·朱迪斯.民粹主义大爆炸[M].北京:中信出版社，2018.

（作者简介：刘万侠，国防大学国家安全学院国际战略教研室副主任、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