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勇：国学经典教育的意义和价值（3）

三、国学经典教育就是素质教育

（一）通识教育和素质教育

前文中提到，中国的素质教育和美国的通识教育有着内在的一致性。美国实施的是通识教育，学生上大学之后，前一、两年，甚至整个大学四年，都不分科分专业地学习，而是学习通识教育。通识教育的课程可能有几千门，其中有两大核心课程：一个是人类文明，一个是经典研读。人类文明是世界各个国家、各个民族、各个地区的历史，比如地中海沿岸史、太平洋周边史、欧洲中世纪史、中国唐代史等；经典研读就是对伯拉图、亚里士多德到康德、罗蒂等著作的研读，每一本书可能要开一个学期，甚至一个学年，比如《理想国》《爱弥儿》《民主主义与教育》等。

我国的素质教育，在我看来，就是要学习我们民族的历史和文化，研读我们民族的经典。我想以我的导师的经历，来说明素质教育如何优化一个人的素质、开拓一个人的眼界。我的硕士导师叫张舜徽。他是中国历史文献学会的第一、第二、第三任会长，是我国第一个历史文献学的博士生导师。张舜徽先生在很多学者看来，是一位真正的国学大师。比如中国文化研究所所长刘梦溪先生就曾表示，20世纪至今这一百年，能够荣获“国学大师”称号的，只有章太炎、黄侃、王国维、钱穆、张舜徽这五个人足以当之。

张舜徽先生一生完成学术著作24部，共计八百万字。这样一个鼎鼎大名的学者，却没有上过一天的学堂，完全是接受的传统家族式教育，而所学的内容也都是国学经典，都是传统文化。

张舜徽先生的父亲张淮玉，自幼聪明过人，有过目成诵之能；但他对八股文向来深恶痛绝，也不参加科举考试，一生精研朴学，尤长于天文历算。张舜徽先生自七岁发蒙，其父以王筠的《文字蒙求》为课本；稍长即读《说文解字》，段玉裁的《说文解字注》、王筠的《说文解字句读》《说文解字释例》都是他这一时期的常备书。十六岁后，张舜徽先生开始研究郝懿行的《尔雅义疏》，并于十七岁时撰写了《尔雅义疏跋》，这是他一生上千万字的浩博著作中的第一篇学术论文。张舜徽先生对文字和训诂的兴趣与功底就是这时培养起来的，其父虽然深恶八股，但对四书五经非常看重，在张舜徽具备了文字基础之后，即开始让他读经。因为自己的学术兴趣和治学观念，张淮玉并不要求儿子死记硬背，他认为，不知天文，不足以读《诗经》和《尚书》，因此引导张舜徽学习天文与历算；《尚书》佶屈聱牙，于是指导张舜徽对照《史记》阅读。由此可知，由于父亲的治学旨趣和张舜徽本人的气质，他从一开始读书就偏重学问，而不是文章，这一点对他以后几十年的治学生涯具有深刻的影响。民国初年的沅江依旧很闭塞，尤其是僻处乡下的长岛。但张淮玉崇尚新知，非常留心各种新出版物，并为张舜徽订购了《东方杂志》《学衡》《少年杂志》，还把当时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国文和历史教材买来给他看。也是在这个时期，张舜徽接触到了梁启超的新著《清代学术概论》，这本书对他影响至巨。他在《庭闱受学记》中曾说：“生平服膺乾嘉诸儒之学，盖自此始。”

张舜徽先生17岁的时候父亲去世了。他的姑父余嘉锡也是我们国内鼎鼎有名的学者。余嘉锡看到张舜徽先生的父亲去世了，他又是个可造之才，便写了一封信，邀请他住在自己家，一住就是三年。每天白天，张舜徽先生到当时的北京图书馆看书，晚上就和姑父讨论学问。张舜徽先生晚年写了一篇文章，叫《八十自叙》。里面就提到这三年是他一生当中读书进展最速的时期。由于姑父的介绍，张舜徽先生结识了当时很多的学术名流，包括吴承仕、沈兼士、钱玄同、陈坦、邓之诚、马衡、高步瀛等。同时，张舜徽先生还常以同乡后学的身份，向杨树达、黎锦熙、骆鸿凯等湖南学者请疑问教。正是这样一个好的启蒙教育和这三年的学习，为张舜徽先生成为一个现代学者奠定了很坚实的素质基础。

在跟张舜徽先生学习的过程中，他最常教导我们的一句话是“言之无文，传之不远”，意思是如果一个人写的文章没有文采、讲的话不生动，就很难流传开，很难得打动读者、听众。所以他对我们写好文章特别重视。

那么，如何“言之有文”呢？张舜徽先生告诉我们，一定要多背长篇古文，比如司马迁的《报任安书》、贾谊的《治安策》、王安石的《上仁宗皇帝万言书》，他认为，背诵这些名篇可以“养气”。“气”是看不见摸不着的，但是我们可以称一个人讲的话很有气势、文章写得很有气韵。可见，“气”是我们能够感受到的，是实实在在存在的。张舜徽先生认为，背诵这些古文之后，就能够感受到汉语的气势和气韵，可以驾轻就熟地驾驭汉语，可以写得一手好文章。

很多把孩子送到国学班的家长跟我说，他们也不知道让孩子学了国学有什么好处，只知道孩子如果把国学学好了，应付一篇高考作文不成问题。我们暂且不说这些家长的功利用心，至少这些家长都意识到了学国学、读古文和写作文之间的内在关系，这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吟诗也会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