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智奎：马克思主义传播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3）

（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

第一，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翻译。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传入中国，在19世纪末就开始了。1899年，上海广学会创办的《万国公报》上发表的《大同学》中提到了“马克思”，这是中文报刊上最早的马克思的中译名。但这并不是中国人自己的译著。中国人在自己的著述中，首次提到马克思的是梁启超。他在1902年9月的《新民丛报》上发表的《进化论革命者颉德之学说》中，把麦喀士（即马克思）称为“社会主义之泰斗”。

我国最早介绍马克思、恩格斯的生平并摘译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朱执信。1905年，他在同盟会机关报《民报》第2号发表的《德意志社会革命家小传》一文中，第一次比较详细地叙述了马克思恩格斯的生平活动，介绍了《共产党宣言》的写作背景和中心思想，并节译了其中的十项纲领。这是中国人第一次著文介绍《共产党宣言》。

《共产党宣言》第一个中文译本是陈望道于1920年翻译的。期间，还发生了一个小故事：一天，陈望道的母亲送来粽子给儿子当点心充饥，外加一碟红糖，留沾粽子。过了一阵，母亲来取碗筷，惊奇地发现儿子满嘴乌黑，红糖却原封未动。老人家爱怜又带几分生气，问道：“吃完啦，这糖甜不甜呀？”陈望道仍浑然不觉，头也不抬说：“甜，真甜。”习近平总书记多次谈及这个故事，以党史上的感人故事，激励广大干部保持理想，坚守信仰。

《反杜林论》的第一个全译本是吴黎平在1930年译成，但是他的劳动结果出版之后，这位译者就被国民党逮捕入狱了。《资本论》的第一个中文全译本费了十年工夫。郭大力和王亚南于1928年开始翻译，第一卷译稿尚未问世，就在1932年被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炮火烧毁。1934年两位译者又再次从头开始翻译，一直到1938年，才由读书、生活、新知三联书店印制出版。

第二，马克思主义从日本间接传入中国。在中共早期成员中，留日学生占了很大的比例。陈独秀去日本最早，从1901年至1915年前后达5次之多。五四运动前后，李大钊、李汉俊、李达、陈望道、董必武、周恩来、彭湃、施存统、周佛海等，先后赴日本留学。在留日群体中，以李大钊、李汉俊、李达为优秀代表，“三李”的理论素养较高，社会影响最大。

那么，他们为什么要到日本留学？日本经过1868年“明治维新”一跃成为强国，吸引了许多中国青年到日本寻找救国的出路。20世纪初，中国形成留学日本热潮，从1900年的百人增加到1905年五六千人。与此同时，日本也出现了社会主义思想的高潮，社会主义者界利彦等创办《新社会》杂志，刊登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文章；社会主义先驱者幸德秋水写的《社会主义神髓》于1903年译成中文，成为第一部介绍马克思主义的译著。

十月革命后，中国留日学生不断地把日文版的马克思主义文献翻译到中国。1919年1月，日本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河上肇创办《社会问题研究》，山川均创办理论刊物《社会主义研究》，陆续发表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和译文，对中国思想界影响很大。1920年，幸德秋水所著《广长舌》和《二十世纪之怪物帝国主义》，译成中文出版，在当时中国颇为流行。“社会主义”一词也是在此时从日语中引进的。

李大钊同志于1914年1月到日本留学，考入东京早稻田大学政治本科学习，并于1916年5月回国。这期间，正是袁世凯大闹恢复帝制的时候，李大钊同志积极组织神州学会，参加留日学生总会，秘密进行反袁活动。留日期间，李大钊同志受幸德秋水和河上肇的讲授和著作影响较大，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

五四运动后，在“问题”与“主义”论争中，李大钊同志在1919年8月写了《再论问题与主义》，有力地批驳了胡适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和实验主义，捍卫了马克思主义的阵地，帮助广大青年划清了马克思主义与改良主义的界限，为马克思主义传播开辟了道路。9月，李大钊发表了著名论文《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是我国第一部系统地全面介绍马克思主义的论著。

另外，“三李”中的李达曾说：“中国接受马克思主义得自日本的帮助很大，这是因为中国没人翻译，资产阶级学者根本不翻译，而我们的人又翻译不了。”1920年8月，李达回国后，参加《新青年》编辑工作，担任上海发起组的理论刊物《共产党》月刊主编。12月，李达发表《社会革命的商榷》《无政府主义之解剖》等文章，以鲜明的马克思主义立场，阐明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作用，有力批驳了无政府主义者的谬论。

第三，马克思主义从法国、德国等传入中国。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许多都有旅欧经历。五四运动后，周恩来、蔡和森、陈毅、邓小平、赵世炎、陈乔年、陈延年、王若飞、罗亦农、彭述之、向警予、朱德、蔡畅、聂荣臻、李维汉、李富春等赴法国勤工俭学。

比如，蔡和森。他1895年3月出生于上海，1913年进入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读书。期间，创办《湘江评论》，参加五四运动，在1919年底赴法国勤工俭学。在法国期间，他先后致信毛泽东等，明确提出：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拯救中国与改造世界，要发展中国革命，先要组织党——共产党。

周恩来等人在欧洲这个马克思主义的发源地，接受了有关革命的新思想、新理论。当年，中国共产党的巴黎组织称作“旅欧总支部”，由赵世炎任第一届总支书记，周恩来任第二届书记。旅欧总支部领导的范围不限于法国，而且包括德国和比利时。周恩来曾说，“世界上只有一个共产主义能使这个责任无国界无种界地放在无产阶级的肩上，也只有他能使中国民族得列于人类中间彼此一视同仁”。作为旅欧总支部的负责人，周恩来经常奔波于巴黎和柏林之间，而且在德国逗留的时间往往较长。在柏林，他认识了比自己年长十二岁的朱德。朱德后来通过周恩来介绍参加了中国共产党。

第四，列宁主义从苏联传入中国。列宁的著作是随着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传入中国的。1919年9月，北京《解放与改造》杂志刊载了列宁在1917年写的《俄国的政党和无产阶级的任务》一文，这是我国报刊上最早发表的列宁著作中译文。

此后，我国先进分子相继组织共产主义小组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团体，翻译和研究马列著作。1921年9月1日，中国共产党在建立和开展活动的初期，在上海正式成立了我党的第一个出版机构——人民出版社。党中央宣传主任李达亲自主持的人民出版社的任务是：秘密出版发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著作和翻译著述。1923年11月，中国共产党成立了第二个出版发行机构——上海书店，并以上海书店为中心，在全国建立了传播马列著作和革命书报的发行网。特别是在中央苏区革命根据地，尽管战斗频繁，条件极为艰难，仍然出版了《二月革命至十月革命》、《列宁论游击战争》等著作。

1921年，刘少奇、任弼时等人赴苏俄入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从1923年3月至1924年9月，在共产国际和苏联政府协助下，在巴黎的中共旅欧支部成员先后有三批赴东方大学学习，到1927年上半年，到东方大学学习的中共人员前后达百人以上。至1930年，莫斯科中山大学培养了1000多名毕业生，其中有叶挺、王稼祥、秦邦宪、王明、俞秀松、朱瑞、左权、乌兰夫、杨尚昆、陈赓、伍修权、张如心、陈伯达、刘伯承、凯丰等。

1921年冬天，东方大学中国班开始建立党的组织。刘少奇、罗亦农、彭述之、卜士奇、吴芳等首先由团转党，加入东方大学总支部，接着又组成了中共旅莫支部。1922年初，任弼时、肖劲光等先后也由团转党。中共旅莫支部委员会由刘少奇、罗亦农、彭述之、卜士奇、吴芳组成。可见，这些早期留苏的我们党的先驱代表人物成为后来传播、发展马克思主义的中坚力量。

毛泽东同志曾指出：“中国人找到马克思主义，是经过俄国人介绍的。在十月革命以前，中国人不但不知道列宁、斯大林，也不知道马克思、恩格斯。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的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

由此可见，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是从上述三条渠道传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