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御道上的“交规公告牌”

古御道上的“交规公告牌”

 

古北口“仪制令”碑文。

交规并不是现代社会才有的,我国最早的交通规则——“仪制令”,早在唐代就出现了,距今已有1300多年的历史。

“仪制令”以设范立制,拆开来讲即为:礼仪、制度、命令,带有法规的强制性。

不过,“仪制令”虽兴起于唐代,但仅在文书中存在,没有立于道路宣示,到了宋代才真正被广泛使用。当时交通工具简单混杂,包括车、船、轿子、牲口几大类。为让百姓出行能够做到互相礼让,保证道路畅通和人身安全,宋太宗曾下诏,令京都开封和各州府,须在城内主要大街和重要交通路口设置“仪制令”,方式多以悬挂或竖立木牌为主,须人人遵守,违者依法论处。到了南宋时,“仪制令”这一有效的“交规公告牌”得到广泛认可,推广到大部分州县和城镇,并且刻石立碑的方式取代了悬挂木牌。

在京郊古北口的古御道上就曾出现过“仪制令”石碑。

古北口镇位于北京市密云区,南距北京市区120公里,北距河北省承德市区90公里,素有“京师锁钥”“燕京门户”之称,尤其以保存完好的古御道而闻名。

“仪制令”碑位于古北口正关(即铁门关)关门的西北侧,面临潮河,未入关门即先见石碑。碑有底座两层,碑身和底座均为花岗岩所制,总高约4米。碑身正面为皇帝敕令,背面中间刻“仪制令”,两侧刻有“贱避贵,轻避重,少避老,去避来”字样,老百姓称其为“龙牌”。设立“仪制令”,说明这条道路很重要,无论是官兵还是百姓,都要遵守这条道路的“交通规则”。1933年时“仪制令”碑依然存在,后不知去向。

这条道路是华北通往东北、内蒙古的重要通道之一。隆起的燕山山脉成为南北的自然地理分界——山南多为农耕民族,山北多为游牧民族。而南北之间的交流主要通过几条大河(白河、潮河、滦河等)切割形成的孔道。

古北口地处南北要冲,过铁门关经平冈沿老哈河可到达西辽河上游及东北地区;或沿大凌河到达辽东及朝鲜;也可沿潮河、滦河上行至多伦到达蒙古高原。古北口因此成为联系三大地理单元的交通要道,早在新石器中晚期就已成为南北文化交流的天然通道了,也是后来皇家御道的基础和前身。

战国时期,燕国在附近设置了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和辽东五郡,并修建了燕北长城,古北口属于渔阳郡。这条古道虽被利用起来,却没有特定的“管理单位”。

秦代时,此处设驰道,使这条古道连接到了华夏腹地和关中平原。汉代则已明确地实施有效统辖。以丝织品、漆器、汉式陶器、铁质农具等为代表的汉文化元素,通过古道源源不断地输出到东北亚腹地。东北亚腹地的几大民族与中原实现了沟通与交往,初步建构起东北亚的交通路网和文化传播脉络,并发生了不同文化间的交融与共生。唐代以后这条道路逐渐成为东北亚“丝绸之路”“茶马古道”和“多民族融合走廊”,成为华北、东北文化和经济交流的“高速公路”。但却没有明确的“管理方法”和“维护措施”。

到了辽代,这条道路位于上京临潢府(今巴林左旗)至南京析津府(今北京)之间,又宽广又便捷,于是华丽转身成了“皇家御道”,从此开始了“四代御道”之旅。

公元936年,石敬瑭割让燕云十六州给契丹,自此古北口划归辽国。“澶渊之盟”后,两国罢兵,各守旧界,通聘修好。辽国开始大规模扩建古御道,古北口商业渐兴,此处便设立了驿馆、税关,还修建了杨令公庙。富弼、欧阳修、王安石、苏辙等,都曾从这里出关出使辽国。

光修路还不行,还要制订交通规则,于是“仪制令”隆重登场。此处的“仪制令”设置于宋真宗景德元年(1004)之后,有可能是北京地区最早的“仪制令”。它的设置,标志着辽国御道真正形成,也标志着这条古道从此有了新的使命。欧阳修经此,留有诗云:“古关衰柳聚寒鸦,驻马城头日欲斜,犹去西楼二千里,行人到此莫思家。”可见这条路连接着“西楼两千里”,承载了诗人心中对家乡的恋恋不舍。

金迁都中都后,这条道路再次成为御道,线路拓展到了黑龙江、朝鲜等地。忽必烈称帝后,元大都至元上都开平(锡林郭勒盟)有四条“站赤道”(驿路),称为西路、驿路、辇路和古北口路。虽然古北口路比出居庸关的三条道路相对较远,但仍然是一条重要的皇家御路,此“仪制令”仍然发挥着重要的交通规则作用。

到了清代,关内外江山一统,承德的政治地位大幅提高。皇帝到木兰秋狝,演练军队,培养八旗兵的尚武精神;到热河离宫避暑,联络感情,接见蒙藏贵族,古北口是必经之地,御道也被改扩建成“京热御道”。不管御道怎么改,怎么扩建,“仪制令”依然保存完好。当年清帝往来驻跸,在此点将阅兵,远观潮河起落,近睹商旅熙攘,康熙曾诗兴大发,写下绝句:“断山逾北口,石壁开峻远。形胜固难凭,在德不在险。”

相关阅读
责任编辑:吴成玲校对:刘宇同最后修改: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