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后疫情时代我国的国际形象话语权

新冠肺炎疫情是百年来全球发生的最严重的传染病大流行，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遭遇的传播速度最快、感染范围最广、防控难度最大的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面对这场突如其来的疫情，我国以前所未有的反应速度与应对强度，用3个月左右的时间取得武汉保卫战、湖北保卫战的决定性成果，进而又接连打了几场局部地区聚集性疫情歼灭战，夺取了全国抗疫斗争重大战略成果。在此基础上，我国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抓紧恢复生产生活秩序，取得显著成效。

抗疫有力的大国典范

流行病的出现、传播是人类社会普遍存在的现象，无论从历史史实还是科学真理的角度来看，流行病的暴发具有很强的随机性、不确定性以及无差别性。流行病是需要全人类团结起来、共同应对的公共问题。

从抗疫初期到取得重大阶段性抗疫胜利的过程，充分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所具有的显著优势，这一优势是抵御风险挑战、提高国家治理效能的根本保证。在抗疫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以卓越的领导能力与规模治理的巨大优势，号令四面、组织八方共同应对，充分彰显了社会主义制度具有非凡的组织动员能力、统筹协调能力、贯彻执行能力和能够充分发挥集中力量办大事、办难事、办急事的独特优势。

我国独特的治理模式充分地转化为疫情防控的高效治理能力，与其他和我国相似体量的大国相比，成效与绩效都极为突出。世界上许多国家和组织，都对我国应对疫情的治理表现予以了客观公正的评价。

疾病控制需要在科学逻辑中进行推进。面对前所未知的新型传染性疾病，我国秉持科学精神和态度，把遵循科学规律贯穿到决策指挥、病患治疗、技术攻关、社会治理等各方面全过程。从新冠肺炎诊疗方案的总结与介绍、中西医药物结合治疗办法的尝试与推广、方舱医院模式的复制与推介以及在民众流动循踪管理、检测方案的大胆创新等方面，都鲜明体现出我国科技大国、创新大国的国际形象。中国的抗疫斗争，充分展现了中国精神、中国力量、中国担当，为全世界树立了一个抗疫有力的大国典范。

做好后疫情时代国际形象话语权的构建

精心设置议题。首先，借助科研力量及时开展后疫情时代中国国际形象调查评估研究，形成外宣研判基础。其次，组织海内外相关外宣、科研、慈善机构，围绕3个方面进行议题开发：一是疫情的全球挑战与国际社会的未来出路，强调全球合作与分工，防止以邻为壑的噪音。二是强化国际合作，纾困疫情冲击下的发展中国家，关注这些国家的后疫情恢复问题，展示我国务实朴实的国际形象。三是针对全球治理体系面临的公共卫生事业挑战提出改革动议，由于目前构建起来的全球化体系在应对全球公共卫生突发事件中存在明显不足，需要鼓励后发国家进行合作，对短板与不足进行合理的修正，调整发达国家民众对我国优势体制模式的认知偏差。此外，尽快建立联合牵头的国际性疫情互助组织或机构，致力于与WTO及世界各国开展合作，探讨如何改进世界性流行病防控体系，从而完善全球应对相似危险的能力。

推动话语下沉。首先，后疫情时代我国国际形象传播的话语重心，应该进一步实现受众层次的下沉，使得原本让国外政要精英熟悉的话语，下沉为能够让国外普通民众熟悉和理解的话语。例如，不仅要展现我国之于疫情的国际责任和担当，还要强调我国在开发普通民众能够低廉、便捷使用的防疫物品方面的巨大努力，以及我国在解决疫情冲击下的就业与民众福利上的具体成果与事实表现。其次，后疫情时代我国国际形象传播的话语方向，应该进一步实现故事层次的下沉，将我国防疫事业有关的生动故事、感人叙事，转化为文艺产品进行传播。利用民间公共外交资源，充分发挥民间资源在故事传播与讲述中的作用。再次，我国国际形象传播的话语逻辑要改变简单的因果逻辑，防止造成国外民众一些不必要的误解。从具体的、丰富的案例材料展开话语宣传，通过复杂但有条理的事实罗列，让受众更加全面地了解和认知我国防疫成就的原因以及基础性条件，从而降低逻辑上的跃迁性，减少认知上的负荷，让受众感受到我国在防疫中的表现，不仅说得好，而且做得比说得还要好，进而不断提升我国国际形象的美誉度。

求取最大公约数。首先，要寻求目标用户偏好差异的最大化。对外传播是对内宣传的延伸，但是既然是延伸，就有不同于对内宣传的特征。在对外传播中，国内公众普遍支持的观点，可能会引起国外读者、听众、观众或网民的误读。因此，应该适当考虑目标用户群体的差异性，在差异性这一前提下，兼顾代表性、公正性。也就是说，包容和理解别国部分民众的偏见、激进以及易被利用，这应该是开展国际形象外宣工作需要注意的地方，也是开展工作可以借助的有利契机。其次，适当借力借势。在国际舆论体系博弈竞争中，西强我弱的格局仍然没有发生根本改变。虽然我国一些媒体国际传播的步伐不断加快，但在目标国家的落地率还没有达到预期，外国公众仍然主要通过本国媒体了解和认识中国。因此，一定程度上，需要争取别国媒介客观公正报道我国国际形象。虽然这个过程会面临诸多阻碍，但是只要足够的诚意和耐心，精诚所至，金石为开，相信秉持媒体的职业操守，海外媒体会不断改进他们的认知态度。最后要注意“涓流效应”，因循“流量思维”，抓住舆论权力的源头，从高影响力和传播效力的媒介展开攻势，也就是跑到媒介世界的上游，从而起到“一石多鸟”的作用。“流量思维”即意味着要遵守媒介工作的职业性，职业性意味着敏感性，而敏感性会催生流量价值。这样，对我国国际形象的传播扩散，才会更加切实有效，才能真正实现借助他人之手，使得我国国际形象从“他塑”为主转向“我塑”为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