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发展格局下中国城乡区域经济的顶层设计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以下简称规划《建议》）明确指出，要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是由我国经济发展阶段、国内国际形势以及我国基本经济制度所决定的，是未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和必由之路。在双循环条件下，我国城乡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是未来我国经济进一步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

从宏观经济形势来看，特别是新冠肺炎疫情出现后，全球经济都在下滑。中国在疫情防控方面取得了世界公认的成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布《世界经济展望报告》，预计2020年中国是全球唯一实现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但从产业经济发展来看，中国的产业经济也缺乏新支柱。从外经外贸来看，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形势也依然严峻。

目前，我国城乡经济发展形势非常好，同时也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一个亮点。中国是个大国，国内市场具有巨大潜力。能否抓住城乡区域协调发展的机遇，仍然是能否确保未来相当长时期我国经济保持中高速增长的一个重要环节所在。

规划《建议》对我国城乡区域未来发展提出了三个方面的要求：一是优化国土空间布局，二是推进区域协调发展，三是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我主要就其中的一个重要方面，也就是推进区域协调发展，来谈谈我的学习体会。

一、国民经济发展具有良好的优化区域经济格局的效应

2020年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打乱了中国和世界经济发展的正常进程。我国政府采取了及时正确的防疫措施，在世界上率先取得阶段性控制的重大战略成果，国民经济也率先得到较好的恢复。在这种背景下，2020年5月全国“两会”召开，2020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的当年经济工作总体思路和主要政策是：在疫情防控常态化前提下，继续做好四个坚持（坚持稳中求进、坚持新发展理念、坚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坚持改革开放）、三项工作（打好三大攻坚战，加大“六稳”工作力度、重点做好“六保”工作，实施扩大内需战略）、三个目标（维护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大局、完成脱贫攻坚目标任务、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主要政策：积极的财政政策要更加积极有为，稳健的货币政策要更加灵活适度，就业优先政策要全面强化，三大攻坚战政策要全面落实等。这些经济发展的总体战略和主要政策，有力地支持了我国区域经济的恢复和发展。

面对疫情的严重影响，国家加大了宏观政策实施力度，着力稳企业保就业，为区域经济稳定发展打下了良好基础。积极的财政政策要更加积极有为，2020年财政赤字规模比去年增加1万亿元，赤字率达3.6%以上，比上年提高0.8%；同时发行1万亿元抗疫特别国债。这2万亿元资金全部转给地方，并建立特殊的直达基层的转移支付机制，为恢复和稳定区域经济奠定坚实基础。稳健的货币政策要更加灵活适度，引导广义货币供应量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明显高于去年，为地方和企业融资创造更加宽松的环境。就业优先政策要全面强化，努力稳定现有就业，积极增加新的就业，积极推行地方探索出来的一些行之有效的新就业办法。

我国区域科技创新能力也得到了进一步提升，为提高区域科技创新支撑能力,提出了重点项目攻关“揭榜挂帅”，谁能干就让谁干,激发了科技创新资源密集地区的创新活力。为推动制造业升级和新兴产业发展,国家大幅增加了制造业中长期贷款,有力地抵抗了疫情的冲击,对沿海东部地区稳定经济作用尤为突出；在抗疫中，电商网购、在线服务等新业态发挥了重要作用，对大中城市和疫情严重的城市运行起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在疫情中，毫不放松脱贫攻坚战和农业农村工作，深化东西部扶贫协作和中央单位定点扶贫，增加产粮大县奖励，恢复生猪生产，更好地确保了中西部和东北部农业大省区脱贫和经济稳定。实施扩大内需战略，有效减低了疫情对我国区域发展的冲击。推动消费回升，支持生活服务业恢复发展，推动线上线下融合，支持各地发展地摊经济；鼓励城市改造升级步行商业街，拓展农村消费，鼓励电商快递进农村。扩大有效投资，今年拟安排地方政府专项债券3.75万亿元，比去年增加1.6万亿元，重点支持“两新一重”建设，提升县城公共设施和服务能力。发挥中心城市和城市群综合带动作用，加快落实区域发展战略，实施好支持湖北发展一揽子政策。

在要素市场化改革中，地方政府和企业获得更多自主权。赋予省级政府建设用地更大自主权；在企业改革中，实施国企改革三年行动，限期清偿政府机构拖欠民营和中小企业款项，促进地方企业尽快复工复产；在深化“放管服”改革中，放宽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登记经营场所限制，持续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在稳外贸中，支持地方企业增订单稳岗位保就业，支持出口产品转内销，开拓巨大的国内内地市场；在利用外资上，赋予自贸试验区更大改革开放自主权，加快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在中西部地区增设自贸试验区、综合保税区，增加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在共建“一带一路”上，发挥地方企业主体作用；在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上，推动签署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二、城乡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顶层设计

在宏观经济增长进入新常态、产业经济依然过剩、仍然缺乏新支柱以及外向型经济遇到越来越大困难的形势下，我国城乡区域经济却成为为数不多的发展亮点之一，涌现出众多地区热点，表现出巨大的活力。我国城乡区域经济发展的突出表现，得益于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成功实施的一系列城乡区域经济均衡协调和可持续发展战略和政策、超大规模国内需求潜力和巨大的空间市场回旋余地，也是未来继续保持我国国民经济整体中高速增长，确保“六稳”和“六保”目标顺利实现，以及构建经济高质量发展和“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重要基础和有力抓手。

“十四五”时期，我国将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现代化城乡区域经济体系，作为“十九大”提出的构建“6+1”个现代化经济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必将继续发挥其巨大国内需求和市场回旋余地的独特作用。为使城乡区域经济体系更好地发挥稳增长、调结构、促发展和保民生的重要作用，更好地支撑经济高质量发展和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形成，有必要进一步完善我国城乡区域经济新体系的顶层设计。

（一）经济活动空间区域分析的两个维度

1.“点线面”空间结构体系

从纯粹区域空间的角度看，城乡区域经济活动的国土空间展开和利用只有“点线面”三种基本形态，并有规律地结合在一起，形成有序的空间结构。

“点”，是主体，是高度集中的，但是这种点状的空间在国土空间面积中占比较小。从统计数据来看，城乡居民点所用土地仅占国土空间面积的3%左右，并且实际上绝大多数国家都基本如此。按照城乡居民点关系可以形成城市群绵延带、城市群、都市圈、都市县（中心城市所在县）、中心城市（或称都市，即地级及以上城市）、县城（县级市）、乡镇和村庄等空间结构。那么，区域经济发展的主体就是居民点状。“线”是区域经济的框架，是将城乡居民点连接起来的“线”，占国土资源的0.5%左右。用“线”将城乡居民点连接起来是有一定规律的。一般来说，可以按居民点的行政级别划分成若干层次的“直线三角形”连接网络。“面”指农田和生态，是基础，可进一步划分农田、草原、山地、丘陵和荒漠等。

2.“多层次”空间分区体系

城乡区域经济就是由“点线面”三种基本形态缺一不可地有机组合而成的空间结构组合体系，并按照国土空间范围尺度大小分别构成村庄域、乡镇域、县域、地（市）域、省区和国域（以及大洲域和全球域）等多个层次。为描述和研究便利，也可直接归纳为高层大尺度、中层中尺度和基层小尺度三个区域层次和体系（对大国而言）。基层小尺度空间分区体系中，县域是基础单元；中层中尺度空间分区体系是以地级市或者叫都市圈为基础来划分的；高层大尺度空间分区体系中省区是基础单元。理论和实践都表明，各层次城乡区域经济体系面临和需要解决的问题不同，需要分别加以深入分析和认识，并做出不同的战略规划和采取不同的政策措施。因此，进一步完善我国现代化城乡区域经济新体系，就需要从以上三个层次的顶层设计入手。

（二）城乡区域经济发展面临的问题

我国经济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突出地表现在城乡区域经济发展面临的各种问题上。这些问题可以概括为以下几方面：一是区域经济合理的“点线面”空间结构和多层次功能明确完善的区域经济体系尚未建立起来，这对一个国土空间面积辽阔的大国而言，是不可回避的至关重要的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必须解决的历史性课题；二是我国优势互补的城乡区域经济分工协作体系尚待进一步建立和完善；三是互联互通的城乡区域经济一体化体系尚待进一步建立和完善；四是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新机制和可持续发展新路径尚待进一步建立和完善；五是市场机制起决定作用和政府有效作用有机结合的成熟的城乡区域经济运行机制尚待进一步建立和完善。

区域经济协调发展面临的这些问题都属于国民经济发展中长期问题，需要久久为功逐步加以解决。为此，国家每年都会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当年的城乡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战略措施，而且还会专门出台一些针对性较强的城乡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有关方面的战略、规划、政策和措施，以更加充分地利用我国辽阔国土空间资源巨大发展潜力，促进城乡区域经济在我国国民经济发展中发挥更大更好的作用。

（三）城乡区域经济格局的新变化和效果分析

主要包括城乡区域经济“点线面”空间结构变化、城乡区域经济体系的变化以及城乡区域经济水平、总量、速度格局变化效果分析等三个方面。

1.城乡区域经济的“点线面”空间结构变化

城乡居民“点”状空间结构变化：2019年，直辖市、地级市数量分别为4个和293个，未变；市辖区净减少5个，为965个。新设11个，撤销16个：设立上饶市广信区撤销上饶县，设立聊城市茌平区撤销茌平县，设立周口市淮阳区撤销淮阳县,设立百色市田阳区撤销田阳县，设立伊春市伊美区、乌翠区、友好区、金林区（撤销伊春市乌伊岭区、汤旺河区、新青区、红星区、五营区、带岭区、南岔区、乌马河区、伊春区、美溪区、翠峦区、友好区、上甘岭区、西林区、金山屯区），设立晋中市太谷区撤销太谷县，设立南昌市红谷滩区撤销南昌市湾里区（并入南昌市新建区），设立西宁市湟中区撤销湟中县；县级市净增加12个，达387个。安徽设立县级广德市（撤销广德县）、设立县级无为市（撤销无为县），湖南设立县级邵东市（撤销邵东县），四川设立县级射洪市（撤销射洪县），陕西设立县级子长市（撤销子长县），河南设立县级长垣市（撤销长垣县），黑龙江设立县级嫩江市（撤销嫩江县），浙江设立县级龙港市（撤销苍南县龙港镇），新疆设立县级胡杨河市、设立县级库车市（撤销库车县），广西设立县级平果市（撤销平果县），云南设立县级澄江市（撤销澄江县）；街道数量增加122个，达8515个；乡镇数减少1205个，为29210个。2016年，城镇村及工矿用地31.79万平方公里，比上年增加3649平方公里（2017年预报数，建设用地39.58万平方公里，比上年增加5344平方公里）。

交通网络“线”状空间结构变化：2019年，新建铁路投产里程8489公里，其中高速铁路5474公里，营运里程达13.98公里,其中高速铁路3.5万公里；新改建公路里程32.76万公里，其中高速公路8313公里,公路总里程达501.25公里,其中高速公路14.96公里。但铁路和公路网络里程和结构与国土空间一体化的顶层设计目标（指各层次城乡居民点间实现“直线三角形”连通所需要的网络线路总长）尚有较大距离，网络质量也更需要进一步提高。2016年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用地3.71万平方公里，比上年增加540平方公里。

农业和生态“面”状空间结构变化：农业用地有所减少。2016年，全国农业用地392.22万平方公里（不包括林业用地），其中耕地134.86万平方公里（20.23亿亩，为2017年预报数），比上年减少3204平方公里，园地14.266万平方公里，牧草地219.35万平方公里，水利设施建设用地3.60万平方公里，比上年增加500平方公里。生态用地也有所减少。林地252.90万平方公里，比上年减少900平方公里（据《2019年中国国土绿化状况公报》，2019年完成造林706.7万公顷、森林抚育773.3万公顷，种草改良草原314.7万公顷；森林面积220.45万平方公里，覆盖率22.96%，成为当年世界森林面积增加最多的国家）；其余为未利用地（以上未特别说明者均为2016年年底数，2019年最新数据需等到全国第三次国土资源普查之后）。

2.城乡区域经济体系的变化

高层或大尺度城乡区域经济体系变化。指以省域为基础单元的城乡区域经济体系，涉及整个国域、地带和重大流域等，反映的是整个全国国土空间资源的利用保护的高质量发展的均衡协调新格局。截至2020年上半年，作为一个大国，我国高层或大尺度城乡区域经济体系已经由“三大地带”，逐步演变形成为“四大板块+若干重大区域战略”的优化格局：即由西部大开发、东北全面振兴、中部地区崛起、东部率先发展组成的“四大板块”，加上由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共抓大保护长江经济带、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促进老少边贫衰地区加快发展和发展海洋经济组成的若干重大区域战略。该高层或大尺度城乡区域经济体系和格局，为进入高质量发展新阶段，构建现代化城乡区域经济新体系奠定了坚实基础。

中层或中尺度城乡区域经济体系变化。指以地（市）域基为本地域单元，涉及地级及以上城市行政区划范围内的国土空间资源的利用和保护。目前，我国中层或中尺度城乡区域经济体系逐步演变形成了以地级及以上中心城市为核心、以中心城市和其直接管辖的县域行政区组成的都市圈以及以3个及以上都市圈（或地级行政区）组成的城市群构成的覆盖全国国土的、层次分明的城乡区域经济一体化体系和格局。

基层或小尺度城乡区域经济体系变化。指以县域为基本地域单元，涉及县域、乡镇域和村域的国土空间资源利用和保护，体现的是城乡区域分工合作优势互补新格局的全面深化。目前，我国基层或小尺度城乡区域经济体系已经演化形成了297个地级及以上城市所在县域组成的制造业和服务业都市县和1881个农业县域（不含市辖区）。

3.区域经济发展水平、总量、速度格局变化的效果分析

区域经济发展水平格局变化。2019年，各省区经济发展水平格局继续保持相对平均差距略有缩小、绝对平均差距仍在扩大的基本态势。全国人均GDP达7.08万元，各省区人均GDP范围是16.42万元（北京）-3.14万元（甘肃），中位数5.65万元（海南）。各省区人均GDP平均相对差（=小值/大值*100%；为31个省区间相对差之平均值）为59.95%，比上年缩小0.23%，绝对差之平均（=大值-小值；为31个省区间绝对差之平均）达3.32万元/人，比上年扩大2037元/人。人均GDP排序前五位省区依然是北京、上海、江苏、浙江和福建，贵州前移2位，湖南和四川前移1位；最后五位省区是山西、吉林、广西、黑龙江和甘肃，山西再次沦为倒数第5位，甘肃连续六年排序倒数第一，辽宁、新疆、河北和山西后移1位，其余排序未变。

区域经济发展总量格局变化。2019年，主要决定于人均GDP和人口规模的各省区经济总量水平格局与上年保持一致，没有出现排序变化。全国GDP达99.08万亿元，各省区GDP范围是10.76万亿元（广东）-0.16亿元（西藏），各省区GDP中位数和平均值分别为2.47万亿元（江西）和3.17万亿元。排序前五位省区依然是广东、江苏、山东、浙江和河南；最后五位省区也依然是甘肃、海南、宁夏、青海和西藏；其他省区排序变化也没有变化。2020年上半年，受疫情的严重影响，湖北GDP被福建、湖南、安徽超越；江西反超辽宁，贵州反超山西和内蒙古，新疆反超天津。

区域经济发展速度格局变化。2019年，主要决定于投资增长率和投入产出率的各省区经济增长格局，呈现出满足当年各项经济投资政策要求的较大变动态势。在抵抗外部经济较大冲击和非大水漫灌式的稳增长措施（主要包括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以及中西部区域效应明显的基础设施建设和精准扶贫等）的多重因素作用下，我国GDP增长略降为6.1%，比上年降0.6个百分点。全国各省区总体趋势也随之下降，各省区增长范围降为8.3%（贵州）-3.0%（吉林），上限比上年降1.1个百分点（贵州），下限降0.4个百分点（天津），速度中位数是6.2%（新疆），比上年降0.6%（宁夏），其中：24个省区增速下降，较上年多3个省区，陕西降幅最大，达-2.1个百分点；5个省区增速逆向上扬，天津提升幅度最大，达1.4个百分点；其余省区与2019年持平。各省区速度排序前五位是贵州、云南、西藏、江西和湖南，前4个省区保持未变，湖南上升5位到第五位，排序升幅最大省区是重庆，上升11位到14位，其次是河北上升9位到12位；排序后五位是辽宁、内蒙古、天津、黑龙江和吉林，与上年一样，只是天津位次前移2位，黑龙江和吉林后移1位，辽宁和内蒙古位次未变，排序降幅最大省区是陕西，降17位到23位，其次是上海和广西，均降8位分别到22位和24位。2020年上半年，我国省区经济增长格局明显地与疫情严重程度密切相关，GDP增速不及全国平均增速（-1.6%）的省份有8个：湖北（-19.3%）、辽宁（-3.9%）、天津（-3.9%）、内蒙古（-3.8%）、北京（-3.2%）、上海（-2.6%）、海南（-2.6%）、广东（-2.5%）；GDP增速为正的省区16个，多数都是中西部省份：西藏（5.1%）、新疆（3.3）、甘肃（1.5%）、贵州（1.5%）、宁夏（1.3%）、湖南（1.3%）、青海（1%）、江西（0.9%）、江苏（0.9%）、广西（0.8%）、安徽（0.7%）、四川（0.6%）、云南（0.5%）、福建（0.5%）、浙江（0.5%）。

（四）城乡区域经济新格局的顶层设计

1.优势互补的都市县和农业县城乡区域经济分工协作新体系的形成和发展（“28”分工协作新体系）

基层或小尺度城乡区域经济体系以县域为基本地域单元，涉及县域、乡镇域和村域。县域经济是城乡区域经济分工合作的基本地域单元，按照区域分工合作原理，可分为现代化都市县和现代化农业县两类。其中，现代化都市县是指以现代化服务业和以非农产品原材料制造业为主的地级以上城市所在的县域，包括首都都市县（北京中心6城区）、直辖市都市县、省会都市县、地级市都市县等；现代化农业县，指以规模化家庭农场为主的集约高效农业县域，其县城和建制镇主要从事以农产品为原料的加工和制造业，以及涉农辅助性服务业为主。

规划《建议》提出，要发展县域经济，推动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丰富乡村经济业态，拓展农民增收空间。统筹县域城镇和村庄规划建设，保护传统村落和乡村风貌。目前，我国基层小尺度城乡区域经济体系与美国成熟市场经济条件下已经成为美国县域经济格局的最终形态——即20%的县域为以非农产品为原料的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大小都市县”，其余80%均为发达的现代化农业县——相比，还有较大的距离。因此，进一步优化我国小尺度城乡区域经济体系的基本思路是：未来我国也将在工业化城镇化进一步推进的条件下，逐步使地级市单位数量增加一倍，使其占到县域单位数量的20%，其余80%的县域均以发展成为现代化大农业县为目的（简称县域经济发展的“28”分工协作新体系），以实现一个大国的县域经济空间格局顶层设计的最终目标。

2.互联互通的中心城市、都市圈和城市群空间市场一体化新格局的形成和构建

中层或中尺度城乡区域经济体系以地（市）域为基本地域单元，涉及地级及以上城市行政区划，具有一二三产业相对齐全的产业结构和完整的城乡区域类型结构，是城乡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基础，体现的是互联互通的空间市场一体化新格局的进一步优化完善。其中，中心城市、都市圈和城市群以其人口、面积和经济实力等指标划分为国际性、国家级、区域级等级别，以反映主次关系和发展政策支持重点。未来中层或中尺度城乡区域经济体系和格局进一步优化的基本思路是：

一是努力增加中心城市和都市圈的数量，构建带动能力更强的和覆盖面更广的城乡一体化空间结构体系。目前，我国地级及以上中心城市只有297座，占我国县域行政区划单位数仅10%左右。而国土面积与我国相差无几、人口仅为我国人口四分之一的美国，拥有相当于中国地级市空间区域的所谓“大小都市统计区”的单位数多达592个，占其3034个县域行政区划单元的20%左右。因此，未来我国地级及以上中心城市及其组成的都市圈单位数量至少应该增加一倍，达到600个左右，占比与美国的20%基本一致，才能起到有效地组织和提升我国辽阔的国土空间全面开发和保护的功能和作用。

二是通过不断构建新的城市群体系，实现城市生活方式有效覆盖整个国土空间范围的目标。为此要进一步增加城市群的数量并不断提升其辐射功能和能力。目前，我国已经规划的各类城市群达21个，国土覆盖面积还有限。美国相当于我国城市群的空间区域是所谓的“联合都市统计区”，大约有175个，覆盖美国人口和国土面积为80%左右。未来我国城市群单位数量应该进一步增加到70多个左右（美国要求2个都市统计区就可以形成联合都市统计区，而我国需要3个及以上都市圈才能形成城市群，并可分为成熟型、半成熟型、未成熟型三类），争取做到城市群覆盖全部国土（美国是按照县域与中心城市年度人员交往率达15%的标准纳入都市统计区和联合都市统计区，我国是“市管县”，并不需要这样的标准，这有利于城市功能的辐射，可以做到城市群空间全国覆盖）。

3.细化的区域协调和可持续发展的新型跨省区综合经济区体系的形成和构建（“448”方案）

高层或大尺度城乡区域经济体系以省域为基础单元的城乡区域经济体系，涉及整个国域、地带和重大流域等。高层或大尺度城乡区域经济格局，为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进一步完善和优化我国现代化城乡区域经济新体系的顶层设计奠定了坚实基础。其未来进一步完善和优化的基本思路是，在现有“三大地带”和“四大板块”纵向宏观城乡区域经济区块格局基础上（反映了我国区域经济的东西发展总量水平上的差距），纳入新近提出的“长江流域经济带（范围可包括长江流域、浙江东南沿海独立小流域和青藏高原）”和“黄河流域生态和高质量发展带（范围可包括黄淮海河流域及新疆）”，正在酝酿的“黑松辽流域经济区（包括东北三省区）”和“珠江流域经济带（范围可包括珠江流域、福建及福建东南沿海独立小流域以及海南省）”等横向宏观经济地带区块结构（反映了我国区域经济的南北发展结构上的不同），通过上述纵向横向宏观经济地带区块的区划，可以初步细化形成11大新型跨省区综合经济区区块结构体系（相当于11个成熟的、半成熟的和未成熟的城市群绵延带体系）：即东北板块经济区，包括东北三省区；东部地区，包括华北京津冀鲁四省区、华东沪苏浙三省区、东南粤闽琼三省区；中部地区，包括黄河中游晋豫两省区、长江中游鄂湘皖赣川渝六省区、珠江中上游云贵桂三省区；远西部，包括西北蒙新地区、西南青藏地区等。

在以上11个初步划分的新型跨省区综合经济区基础上，还要考虑跨省综合经济区自身的一些共同的特点，如这些经济区未来发展方向的一致性、发展面临的共同问题、需要共同建设的基础设施以及省区数目的适当增减调整等等，对其作进一步调整和合并：一是在大黄淮海大流域地区，将中部划分出来的黄河中游晋豫两省区并于华北地区，形成大华北地区，以便于黄河中下游综合治理和统筹华北平原（即黄淮海平原）与周边山区的共同治理与发展；二是在黄河上游地区和西北地区，将近西部的黄河上游陕甘宁三省区并于远西部西北地区的蒙新地区，形成大西北地区，以便于统筹解决我国西北地区严重缺乏生态用水的问题；三是在长江上中游地区，将远西部西南青藏地区并于近西部的长江中游渝成两省区，形成长江上中游地区，以便统筹长江上中游地区生态环境保护和发展。

由此，按照“四大流域”排列，最终形成以下八大新型跨省区综合经济区新方案（简称“448”方案）：一是黑松辽流域地区：东北地区（辽吉黑三省区）；二是黄淮海流域和新疆地区：大华北地区（京津冀鲁豫晋六省区）和大西北地区（陕甘宁蒙新五省区）；三是长江流域、浙江沿海独立流域地区和青藏高原地区：华东长江下游地区（沪苏浙三省区）华中地区（鄂湘皖赣四省区）和大西南区（长江中游川渝和长江黄河源头的青藏等四省区）；四是珠江流域和福建沿海独立流域地区：东南珠江下游区（粤闽琼三省区及港澳台）和西南珠江中上游地区（云贵桂三省区）。

进一步细化的宏观区域体系新方案，将更好地体现东西向流域经济对我国区域经济的塑造和巨大影响，也能更好地反映和更有效地指导未来我国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大保护和高效利用的大方向。

（据宣讲家网站报告录音整理

责任编辑：婧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