桁林：新征程、新阶段、新理念、新战略（4）

四、共同富裕：未来持续发展的动力

实现共同富裕，防止两极分化，是未来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所在，我们所有的制度改革都是围绕着这一关键问题展开的。如果两个国家都达到了小康水平，总量和人均指标大致相当，其中一个结构比较匀称，而另外一个贫富分化差距较大，那么这两个国家的社会稳定性的差异就是显而易见的，即前者的稳定性、抗风险能力显然要强于后者，而后者恰恰陷入发展起来之后的陷阱之中。所以，我们的高质量的小康社会，不是只有少数人富有而多数人贫穷的小康社会。从维护社会稳定这一大局来看，我们也要强调共同富裕，尤其是在发展起来之后要更加注重共同富裕。

社会主义的本质，一是着眼于生产力的发展，二是着眼于实现共同富裕，两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因此，我们要防止走向极端，导致两极分化现象滋生扩大。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在总量与人均达标的同时还要满足结构性条件，方能反映其全面性、稳定性。小康社会是否稳定、是否可持续，关键在于结构是否稳定、是否惠及大多数人。党的十八大提出的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其“全面性”正体现在这里，即收入分配结构呈正态分布时，过于富裕和过于贫穷的都是极少数，大多数人都处于中间水平、收入结构的中间层，而中间层分布是否均匀直接关系着社会的稳定。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党的十九大报告12次提到公平，与国内发展有关的主要涉及两个方面：一是竞争公平，清理废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各种规定和做法，实现产权有效激励、要素自由流动、价格反应灵活、企业优胜劣汰，其中就包括司法公正；二是社会公平，在幼有所育、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上不断取得新进展。

（一）要认清“共富”的自身逻辑与先决条件

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到共同富裕，既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理论的内在逻辑，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先富”政策着眼于克服平均主义，打破“大锅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可以说，没有“先富”一定不会有共同富裕，反而会陷于共同贫困状态而难以自拔。当然，“先富”也并不必然导致“共富”，“共富”有着自己的逻辑和先决条件，其前提是不能损害效率。

第一，“共富”政策在初次分配和再分配过程中的影响是有限的。超过一定限度，不仅有损效率、影响产出，还会导致逆向选择，如资源闲置、弃之不顾，甚至还出现撤资、跑路等现象。计划经济最终让位给市场经济的根本原因就在于缺乏应有的动机和动力，也就失去了活力。任何措施都不如价格机制来得简单、直接和管用。促使创造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的最有效办法，也是唯一的途径，就是赋予它们正常合理的价格和回报。一般来讲，提高税率时，税收总额也会相应增加，但增长幅度不如税率提高得快，呈递减性，超过一定限度，税收反而会减少。所以，这里就有一个平衡的问题，解决好这一问题也是我们制定最优汇率的目的。

第二，市场竞争性和资本流动性有碍于“共富”政策的实现。这两方面是制衡关系，由于地区之间、国家之间对国际投资竞相拉拢，导致招商引资的普遍优惠，力度一个赛过一个，如“三减两免”、土地“零作价”等。地区间资本流入和流出就成了未来经济实力和竞争力的风向标，显然对于“共富”政策也是一种限制，这是我们在制定政策和执行政策当中必须要关注到的，也涉及未来经济的持续发展。所以我们讲，见汤见底的“大锅饭”非但不是共享，而恰恰是改革的对象。党的十九大报告在阐述共享原则时有一个明显变化：不再单提共享，而是将共建共享紧密地联系起来。这恰好说明了共享不是单纯的社会财富再分配，而是着眼于未来发展，满足社会化生产的要求。

第三，共建是共享的前提条件，没有共建就没有共享的资源。共建是为了更好地共享，而共建也是社会再生产的需要，即过去不需要和做不到的在现代技术和分工条件下成为需要和可能。只有建立在共建共享基础上的相互合作关系才能不断做大，这在处理国际国内经济关系时已成为一项重要的原则，也是新发展理念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强调共享的上述特征非常重要，即要纠正人们认识上和工作中的误区，以为富起来之后就可以全面实现社会财富的再分配，无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的国情。

（二）要认清“共富”的根本不在两极，而在于大多数人

未来可持续发展的源泉在哪里？在于发挥大多数人的主动性和创造性。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由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进程中，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成了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所以，共享型发展方式必然成为新时代的主题，这也是新发展理念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什么是真正的共享？如何才能真正做到共享？我们不能只在公共财政、福利经济上做文章，必须落脚到社会生产和财富创造上，必须着眼于创造社会财富的主力军，即占人口绝大多数的中间层收入者。这些人的利益有没有得到充分保障、主动性和创造性有没有得到充分发挥，才是共享型经济的根本所在，才是最大的共享。离开了这个根本点，谈其他的都是“南辕北辙”。

与此对照，两极分化就存有歧义。要说收入差距拉大就是“两极分化”，显然名不符实。正常的收入分布状况，有其常态的结构：正态分布，中间分布密度大，高收入和低收入两头所占人数少，呈纺锤形。只有中间层大量沦为低收入阶层，才能说明收入分配结构恶化，也才是两极分化的本义。在整个收入分配结构中，真正筑底的是占人口绝大多数的中间层。如果中间层收入是趋于提高的，所谓的“分化”只是整体向善的第一步；反过来，收入分配状态整体趋恶也是从中间层收入“分化”开始的。中间层形成了收入分配的洼地，才是收入分配结构恶化的开始。

毫无疑问，收入分配结构恶化是导致中等收入陷阱的元凶，主要是由初始资源分配不公造成的。初始资源分配不公会扭曲竞争规则，让大部分人输在起跑线上，由此产生一系列后续的连锁反应和马太效应，收入分配结构越加恶化。我们为什么要破除垄断？就是要破除发展起点上的不公。分化是中间层的分化，重点不在两极。两极分化只是浮现出来的表面现象，所以不能只讲两极，而应更多关注中间层的结构变化。关注两极分化是为了聚焦和预测中间层的动向，只有中间层大多数人有了新的更好的发展机会，整个收入分配结构才得以不断改善，缩小两极分化才有了原动力。消除两极分化主要是消除中间层的分化，这也涉及未来可持续发展的动力与潜力。消除两极分化应着眼于让占人口大多数的中间层有新的发展机会，最大化发展生产力。这是巩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基础的根本所在。

所谓让市场在配置资源中起决定性作用，首先是经济主体能有独立意志，市场有确定的规则，能够预见到行为的后果。只有完善市场制度，健全市场秩序，才能促进各方面的资源和要素的有效投入。如果不依法办事，没有稳定的预期，就不可能有更多资源和要素的投入。

所以，真正的共享是把各种资源要素调动起来，使得中间层的大部分人有新的发展机会，破除掉各种垄断。对于少数贫困人口、“最后的硬骨头”，我们可以通过财政、再分配、社会援助等各种各样的方式解决。机制性、关键性的是大多数人，是再生产关系当中持续发展的动力，这是我们必须充分认识到的。

（三）必须要实现从制度的现代化到人的现代化

制度现代化不是要不要的问题，要害在于实现什么样的制度现代化，制度现代化被赋予什么样的内容，这些才是实质问题。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了制度现代化所要实现的目标，是要“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包括上层建筑在内的所有制度设计、各个环节，都要围绕着这“三让”来实现、展开，这是点睛之笔。制度所要达到的目标就是制度现代化的准绳，制度所要达到的程度就是制度现代化实现的程度。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其目的就是“三让”，这既是经济发展的动力，也是推动政治发展的根本力量。制度现代化要着眼于人，充分挖掘并发挥每个人创造社会财富的潜力，现代化发展的根本方向就是人的现代化实质所在。

第一，围绕着社会财富创造这条主线做大文章，意味着整个社会转向了以经济建设和创造财富为中心。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党的工作重心转向了经济建设这个中心环节，全神贯注抓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尽管历史上的每个社会都以经济为基础，但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把物质财富创造提到如此高度，这是过去任何时代都不曾有过的现象，也是唯物史观当代性的表现。

第二，生产方式的重心下移到普遍个人的层面，尽可能地调动一切生产要素投入和创造财富的积极性，触及之广、之深是过去任何一个时代所没有过的。生产要素价值实现的背后，是人的价值的实现，归根结底是在调动人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这就需要我们更加注重普遍的正向激励，做到各尽所能、各得其所，使得整个社会形成最大的合力。

“三让”反映了以经济建设和创造财富为中心且具有包容性的制度特征。只有这样的制度才会带来更广大的社会合作秩序，才能容纳以前社会所容纳不了的生产力和社会财富。社会财富是自动涌现的、源源不断的，不需要外力强制推动。在当前以内循环为主的条件下，这样的合力更加宝贵，也是我们未来发展的潜力所在。

这样一条真理性的认识是历史发展的“大道”，人类社会正在不断靠近这条“大道”。人类社会有理由对这条“大道”表现出乐观向上的期许，无论路径多么曲折，这条“大道”就在那儿，这是我们过去70年反复实践得出来的经验。只有走这条“正道”，我们的发展才是良性的、可持续的，才能使越来越多的人获得自由发展的机会，从而施展个人的抱负，表现出人的价值的普遍提升和对人的普遍尊重。所以说，人类社会不断地趋向于每个人的自由发展，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又跟整个社会财富的创造息息相关，且相关性越来越强，如同《共产党宣言》中讲的——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

第三，要着眼于人的现代化。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是从兜底的角度实现挖掘并充分发挥每个人创造社会财富的潜力这一根本目的。这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正是人的现代化实质所在。唯物史观立足于社会财富的创造，也就是既不能离开社会财富的创造来谈个人的自由发展，也不能离开社会财富的创造来谈公平分配。所以，我们决不能只着眼于分配结果而不以生产为前提，否则结果可想而知。

总之，制度现代化要以“三让”为准绳，制度现代化和社会主义制度先进性之间不存在根本对立，而且制度现代化还是社会主义制度先进性的应有品质。从制度现代化到人的现代化是认识上的又一次重大飞跃，即要着眼于人，不仅要实现包括人在内的一切生产要素的价值，还要充分发挥人的潜能。人的现代化是制度现代化的根本目的，也是其最终尺度。所以，立足于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未来30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就是发挥大多数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加快实现共同富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