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志明：【学党史】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百年历程（3）

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

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在百年历史进程中，我们始终围绕的是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人民幸福，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在一百年的历史进程中，中国共产党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创造性地探索和回答了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可以分为四个时期：一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二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三是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四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

（一）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我们党就坚持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但我们也需要指出，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认识，也经历了由浅入深、由感性到理性、由少数人认识到形成全党共识的艰难历史过程。

毛泽东同志指出：“自从一八四〇年英国人侵略中国以来……所有这一切侵略战争，加上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的侵略和压迫，造成了中国人对于帝国主义的仇恨，使中国人想一想，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迫使中国人的革命精神发扬起来，从斗争中团结起来。斗争，失败，再斗争，再失败，再斗争，积一百零九年的经验，积几百次大小斗争的经验，军事的和政治的、经济的和文化的、流血的和不流血的经验，方才获得今天这样的基本上的成功。”“在这个反抗运动中，在一个很长的时期内，即从一八四〇年的鸦片战争到一九一九年的五四运动的前夜，共计七十多年中，中国人没有什么思想武器可以抗御帝国主义。旧的顽固的封建主义的思想武器打了败仗了，抵不住，宣告破产了。不得已，中国人被迫从帝国主义的老家即西方资产阶级革命时代的武器库中学来了进化论、天赋人权论和资产阶级共和国等项思想武器和政治方案，组织过政党，举行过革命，以为可以外御列强，内建民国。但是这些东西也和封建主义的思想武器一样，软弱得很，又是抵不住，败下阵来，宣告破产了。一九一七年的俄国革命唤醒了中国人，中国人学得了一样新的东西，这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产生了共产党，这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孙中山也提倡‘以俄为师’，主张‘联俄联共’。总之是从此以后，中国改换了方向。”

在找到马克思列宁主义这样的武器后，革命先驱们开始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陈独秀、李大钊等人都积极传播马克思主义，也倡导运用马克思主义改造中国社会。党的早期领导人李大钊也曾提出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应用到中国的实践中的一些思想，但是在党的幼年时期，对这个问题还没有形成深刻的、完整的、统一的认识，当时主要精力都放在宣传马克思主义上面。1920年，李大钊在《社会主义与社会运动》一文中写道：“以下再谈谈社会主义的理想。因各地、各时之情形不同，务求其适合者行之，遂发生共性与特性结合的一种新制度（共性是普遍者，特性是随时随地不同者），故中国将来发生之时，必与英、德、俄……有异。”

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形成完整、深刻、系统认识的，是毛泽东同志，当然这也经历了一个过程。《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一文中，在关于主观主义的部分，毛泽东同志提出了纠正的方法，其中前两条是：（一）教育党员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去作政治形势的分析和阶级势力的估量，以代替主观主义的分析和估量。（二）使党员注意社会经济的调查和研究，由此来决定斗争的策略和工作的方法，使同志们知道离开了实际情况的调查，就要堕入空想和盲动的深坑。第一条强调的就是要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分析中国的具体实际，这是一条基本要求。第二条讲的是怎样运用，做好基本工作就是要开展调查和研究。

1930年，毛泽东同志在《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全面论述了调查研究的理论，提出了共产党人要从斗争中创造新局面的思想路线的问题，其实质就是强调马克思主义必须要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毛泽东同志指出：“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

1935年召开的遵义会议，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正确解决了关乎党和红军前途命运的三个全局性问题，即引领红军向哪里去的战略方向问题，使党和红军摆脱被动局面的军事指挥问题，结束“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在中央的统治问题，从思想上确保了红军长征胜利。从遵义会议里面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照搬理论写不出自己辉煌的历史，复制别人的模式开辟不出自己的道路，按照城市中心论而不走农村包围城市道路是没有前途和出路的。毛泽东同志曾说，我们真正懂得独立自主是从遵义会议开始的。

1938年，毛泽东同志在中国共产党第六届中央委员会扩大的第六次全体会议上的政治报告《论新阶段》中明确提出：“对于中国共产党说来，就是要学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的环境。成为伟大中华民族的一部分而和这个民族血肉相联的共产党员，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

1939年，毛泽东同志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强调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

1941年，毛泽东同志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写道：“中国共产党的二十年，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日益结合的二十年。如果我们回想一下，我党在幼年时期，我们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认识和对于中国革命的认识是何等肤浅，何等贫乏，则现在我们对于这些的认识是深刻得多，丰富得多了。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一百年来，其优秀人物奋斗牺牲，前仆后继，摸索救国救民的真理，是可歌可泣的。但是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十月革命之后，才找到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最好的真理，作为解放我们民族的最好的武器，而中国共产党则是拿起这个武器的倡导者、宣传者和组织者。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一经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就使中国革命的面目为之一新。”

同时，对中国革命认识的深刻、全面，也更加有利于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更加有利于使得革命不断取得新的胜利。

1942年，延安整风运动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成为全党的共识。这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个基本历史进程，但它不是一帆风顺的，也不是高歌猛进的，而是经历了艰难的过程。毛泽东同志1941年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指出：“不注重研究现状，不注重研究历史，不注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应用。这些都是极坏的作风。”这些作风在一些党员干部中间是存在的，因此要提高全体共产党员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和理论水平。毛泽东同志曾在1938年《论新阶段》中指出：“如果我们党有一百个至二百个系统地而不是零碎地、实际地而不是空洞地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同志，就会大大地提高我们党的战斗力量。”1941年，中央作出决定，“号召我们的同志学习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认真地研究中国的历史，研究中国的经济、政治、军事和文化，对每一问题要根据详细的材料加以具体的分析，然后引出理论性的结论来。”

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开拓者，毛泽东同志创造性地解决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深刻分析中国社会形态和阶级状况，经过不懈探索，弄清了中国革命的性质、对象、任务、动力，提出通过新民主主义革命走向社会主义的两步走战略，制定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总路线，开辟了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胜利的革命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