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此轮生产领域价格结构性上涨

一季度，我国经济增长迎来“开门红”：GDP同比增长18.3%，物价走势也总体稳定。然而，PPI（生产者物价指数）结构性上涨和大宗商品价格未来的走势也值得关注。

今年以来，在全球流动性宽松、供给短期短缺等因素推动下，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大幅上涨，造成我国生产领域价格结构性上涨。一季度，我国PPI同比上涨2.1%。分月看，1月份，PPI同比上涨0.3%，时隔11个月后同比首次上涨；2月份，同比涨幅扩大至1.7%；3月份，同比涨幅快速扩大至4.4%。从结构上看，PPI涨幅随产业链自上而下逐级递减。一季度，生产链上游行业中，采掘工业价格上涨6.6%，原材料工业价格上涨4.0%，加工工业价格上涨2.0%；而下游的生活资料行业价格走势相对平稳。

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大幅上涨，是造成我国PPI结构性上涨的直接原因。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美国为推动经济复苏采取一系列刺激性财政政策。特朗普政府早在2020年3月便签署了2万亿美元的救市计划。拜登政府执政后，又相继签署1.9万亿美元的纾困救助法案，公布了2.3万亿美元的基础设施计划。这些举措导致大量资金涌入原材料市场、消费市场及股市，引起美国物价水平的全面腾升。由于美元在国际市场上具有霸权地位，进而引起全球性大宗商品物价大幅上涨。从2020年4月至2021年2月，能源价格指数上涨了172%，铜、铁、银等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则分别上涨了67%、94%和82%。一季度，国际能源平均价格环比上涨了35.3%，非能源价格平均价格环比上涨了11.8%，涨幅达到了近年来的相对高位。由于我国大宗商品的对外依存度较高，故产业链上游企业的生产资料价格受到国际价格的显著影响。一季度，与国际大宗商品价格走势关联程度较高的石油、钢材、有色金属等行业，合计影响PPI同比上涨约2.13个百分点，超过PPI总涨幅。

缺乏大宗商品的定价权是PPI结构性上涨的深层原因。虽然我国是全球铁矿石消耗最大和进口最多的国家以及全球第一大原油进口国，但我国对大宗商品的国际定价权能力却很弱，尚未成为国际贸易的价格制定者，目前只能被动接受国际市场的价格。我国在大宗商品上的定价权与我国贸易大国的地位并不匹配，导致我国进出口大宗商品的价格随国际市场价格而波动。

供给弹性不足是PPI持续上涨的另一重要原因。在疫情的冲击下，矿产开采、生产加工、商品运输等多个环节一度受到阻碍，生产资料由于流通受阻而供给不足且价格攀升。即使是在当下，虽然疫苗接种计划在我国快速有序推行，但大部分发展中国家囿于人力、物力、财力等多方面因素仍然难以获得充足疫苗，甚至难以稳定国内疫情，全球供应链的完全恢复仍需较长时间，国际供给弹性仍需进一步加强。同时，我国正处于由高速度增长向高质量发展的转型期，产能的绿色转型及高质量转型还要求过往的高污染性、高消耗性生产方式急需叫停，这也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高耗能产品的供给数量，推动了相关价格的提升。

为此，可从如下三方面促进物价保持总体稳定。一是要提升我国大宗商品的国际定价权，提升生产领域价格的独立自主性。这既需充分发挥政府和民间力量，不断提升科技自立自强能力，通过提升产品质量来获得国际贸易竞争力和国际定价话语权；又需加强推进金融改革，通过夯实人民币国际化水平和推进期货市场建设，全面提升我国大宗商品的定价力和定价权。二是要防止全球性通胀对我国经济的冲击，合理制定生产计划，优化配置生产性资源。在国际货币市场上，政府不仅要充当“守夜人”的职责，而且要扮演好“管理者”的角色。政府既要及时监测并提前预测国内外货币走势，加强预期管理以提升应对水平；又要注重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灵活使用，发挥政府干预在处理国际生产领域价格上涨问题中的积极作用。三是要增强供给弹性，对冲供给收缩对价格的影响。针对新冠肺炎疫情造成的供给不足问题，各国在治理本国疫情的同时，还需关注全球免疫落差，合作加强疫情防控力度，畅通国际流通环节。在国内生产中，政府还需平衡产业转型与经济复苏的关系，谨慎对待直接限产、关停等对供给侧冲击较强的政策措施，逐步推动绿色循环可持续产能对高耗能高污染产能的替换，以降低供给压力，增强供给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