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思想必须力戒五种错误倾向

解放思想必须力戒五种错误倾向

【中图分类号】D261    【文献标识码】A

中国共产党解放思想的光辉历史,同时也是反对错误倾向、同错误思想进行坚决斗争的历史。无论是在革命、建设和改革的过程中,还是在把握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当下,在系统总结、挖掘、学习我们党解放思想正确经验的同时,我们还应汲取过往的深刻教训。

解放思想要力戒“空谈”

认识的最终目的是为了指导实践,而非在思想认识里打圈圈,更不应该是只说不做的空谈论道。在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光辉历程中,解放思想同党领导中国人民取得的丰功伟绩紧密相连,同党的理论创新紧密相连。解放思想、理论创新需要人们去思考、去探索、去实践,就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进程而言,它需要党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形成符合中国实际、具有中国特色的革命和建设理论,用以指导中国实践。

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奋斗历程是一部解放思想的历史,也是一部实实在在的创业史、奋斗史。党成立后不久,就制定了最低纲领和最高纲领,并马上付诸行动,大力开展工人运动和农民运动,为掀起全国规模的大革命准备了一定条件。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党作为执政党,面临的国内外环境发生了很大变化。面对市场经济等外部环境的冲击,个别党员干部的信念发生了动摇、革命意志衰退,虽然没有做违法犯罪的事情,但其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意识早已淡化,甚至抛到脑后,思想僵化、固化成为常态,习惯于躺在功劳簿上睡大觉,用老眼光来看待新问题;也有的遭遇本领恐慌,内心焦虑,但却不知如何是好,面对上级决策和文件精神,做不到真正解放思想,最后只好以文件落实文件、以会议落实会议,整日间在文山会海中推动工作,在高谈阔论中“踏石留印,抓铁有痕”。这种空谈论道的行为与中央一贯提倡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精神是背道而驰的。

空谈误国,实干兴邦。社会主义是干出来的,不干,半点马克思主义都没有。没有切实的行动,再美好的蓝图也只能是空中楼阁、镜花水月。空谈论道的党员干部,不仅对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毫无裨益,而且还严重损害了我们党在人民中的光辉形象。

反对空谈,崇尚实干,这既是历史的教训和现实的告诫,更是广大党员干部的使命所在。促行动、抓落实,把新时代“两阶段”的美好蓝图变成现实,是当下最重要的任务。我们整个国家和整个民族都在和时间赛跑,很多必须要干的事情躲不过,慢不得,也等不起,必须“撸起袖子加油干”。在党中央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大原则下,各地方、各单位一定要解放思想,开动脑筋,深刻领会中央精神和决策部署,在全国一盘棋的大棋局中谋划落子之策,把中央的决策部署精神切实转化为本地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行动。

解放思想要力戒“蛮干”

从理论与实践相联系的维度看,解放思想不仅是中国共产党的思想理论武器,更是党指导实践的有力工具。邓小平明确指出:“我们讲解放思想,是指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打破习惯势力和主观偏见的束缚,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①只有思想解放了,才能摆脱偏见和束缚,才能想出新办法,才能创造性地改造世界。正是在解放思想的正确指引下,几代中国共产党人接续奋斗,谱写了一曲曲独具风采的时代华章,讲述了一个个激荡人心的中国故事,引起了世界范围的广泛关注。

但解放思想绝不是脱离实际的蛮干。不解放思想,就很难出新思路、好办法。但解放思想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特别是在非常时期如稍有不慎,就极有可能堕入脱离实际的胡思乱想、随心所欲的胡作非为的境地。这种以解放思想之名的胡想蛮干一旦占了上风,就会给革命、建设和改革造成极大损失。

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面临着向何处去的道路选择。“八七”会议后,党内因对国民党屠杀政策的仇恨和对陈独秀右倾错误的愤怒而增长起来的“左”倾情绪占了上风,形成“左”倾盲动主义并在党中央一度占据了统治地位。这种错误倾向混淆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界限,在革命的性质问题上,错误地认为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都已成为革命对象,力主没收民族资本家的工厂;在革命形势判断上,过分夸大敌人统治危机和革命力量发展,武断地认为革命形势是“不断高涨”,进而主张各地武装暴动。在这种错误倾向的指挥下,党的事业和革命力量招致了许多重大损失。在党内许多同志的严肃批评和有力抵制下,1928年初,党中央终于终结了这种错误的思想倾向和蛮干行为。

在付出巨大牺牲后,经过艰苦探索,党终于确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领导,确立了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团结带领全国人民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围绕新中国基本政治制度建立方面,党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精神的指引下,既充分照顾到我国历史传统、现实国情和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又从事关社会主义制度巩固和发展、国家长治久安的大局出发,确立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成为社会主义国家中运用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解决本国民族问题的实践典范。

1956年底,我国成功完成了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建立起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开始向着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目标进军。这本是我国独立探索本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良好开端,但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过程中,由于诸多因素的影响,特别是在一系列胜利和成就面前,党内一些干部和群众不那么冷静了,变得不那么谨慎了。在社会主义阵营和资本主义阵营全面对抗的大背景下,在20世纪50年代后期,在“破除迷信,解放思想”的口号下,我国先后掀起“大跃进”运动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狂潮,在“敢想”“敢说”“敢干”的“左”的氛围下,“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不怕想不到,就怕做不到”,“夺高产,放卫星,确保亩产十万斤”等口号此起彼伏,响彻全国。这种形式的所谓解放思想,脱离了现实国情,脱离了具体实际,脱离了科学理论,本质上就是唯心主义的主观臆造和幻想。最终,这些运动不仅没能创造出人间奇迹,反而受到了历史的无情惩戒,给党和国家的事业造成了巨大损失。不久以后,以“反修防修”为目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更是将整个国家推入了十年内乱的深渊,迟滞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

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告诉我们,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可以加速或延缓,但工业化、城市化的发展阶段却不能超越。违背客观规律,脱离具体国情,无论人们的思想多么“解放”,目标多么鼓动人心,举措多么富有勇气,但终究难免失败的下场。

解放思想要力戒“分散”

新问题不断涌现,要求我们不断解放思想。在此过程中,保持齐头并进、整齐划一的状态是难以做到的,而且也没这个必要。但解放思想不是让每个人按照自己的想法各行其是,而是要力戒“分散”,努力做到在解放思想中统一思想,在尊重差异中取得共识,最终把思想统一到中央的方针政策和决策部署上来。从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历史来看,坚持在解放思想中统一思想,坚持解放思想与统一思想相统一,始终是党领导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一条宝贵经验。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解放思想的过程就是统一思想的过程,解放思想的目的是为了更好统一思想。思想统一了,才能最大限度凝聚改革共识,形成改革合力。”②

著名的延安整风运动,就为这一论断提供了强有力的历史注脚。1942年初,为纠正党内的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提高全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水平,我们党开展了全党整风运动。通过自学、听课、讨论、党内组织生活等多种形式,广大党员干部特别是党的高级干部解放思想,联系党的历史和自身革命经历,进一步认清了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和右倾错误对党的事业造成的巨大危害,从思想根源上破除了将共产国际指示神圣化和经验教条化的错误倾向,进一步认识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必要性、重要性,从而使全党在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达到空前的团结和统一,为夺取抗日战争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和组织基础。

战胜敌人、赢得胜利,需要在解放思想中统一思想,改革开放和“四化”建设,也需要在解放思想中统一思想。受体制惯性和传统思维的影响,粉碎“四人帮”后的中国仍在“两个凡是”束缚下的僵化道路上踯躅前行。为了开辟新局面,在1978年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邓小平号召要“拨乱反正,打破精神枷锁,使我们的思想来个大解放”③。此后不久,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邓小平发表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旗帜鲜明地指出,当前进行的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实际上也是要不要解放思想的争论。他郑重告诫全党:“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④经过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通过,标志着全党胜利完成指导思想的拨乱反正任务。经过一次次的思想解放和艰辛探索,到1987年党的十三大,我们党明确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抓住了我们党治国理政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成果,也是解放思想的重大成果。为了顺利完成这个目标,党中央号召要把全党的思想统一到中央的认识判断和决策部署上来。邓小平更是在1992年的南方谈话中斩钉截铁地指出,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只有坚持这条路线,人民才会相信你,拥护你。谁要改变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老百姓不答应,谁就会被打倒。2016年7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建党9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党的基本路线是国家的生命线、人民的幸福线,我们要坚持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作为兴国之要、把四项基本原则作为立国之本、把改革开放作为强国之路,不能有丝毫动摇。”⑤当然,伴随着解放思想的历史进程,我国也曾出现过反对初级阶段基本路线和反对社会主义制度的资产阶级自由化风潮,给党和国家的事业造成了重大损失,这方面的教训我们要始终牢记、认真汲取。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我们党要统揽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就更需要开动脑筋,解放思想,也更需要在解放思想中统一思想、凝聚共识、推进改革。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既是我们党不断解放思想的结果,也是新时代统一思想和进一步推动思想解放的强大理论武器。我们要努力学习和掌握好这一理论武器,经常对标对表,坚决反对分散主义和自由化的错误倾向,不断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

解放思想要力戒“过线”

解放思想需要去大胆地探索、思考,但在整个过程中,我们要始终保持头脑清醒,要讲政治、讲大局,强化底线思维,特别是要坚持正确的政治立场,严守法律红线和道德底线,力戒“过线”。从2014年5月到2018年7月,针对秦岭生态环境保护和违建别墅严重破坏生态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先后6次作出重要批示指示。违建别墅案件之所以发生、发展,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有关党组织的政治建设缺失缺位,一些领导干部不讲政治,阳奉阴违,对政治纪律缺乏敬畏,踩踏政治红线,最终他们都受到了党纪、国法的严惩。

解放思想不仅要坚持正确政治立场,严守政治纪律,同时还要严守法律红线和道德底线。曾几何时,一些领导干部“见了绿灯抢着走,见了黄灯闯着走,见了红灯绕着走”的从政经验,竟被当成“解放思想”的先锋、改革开放的典型加以大肆炫耀。其实,这并不是真正的解放思想,而是刻意规避法律规定和政府监管,由此而造成的严重后果可想而知。比如,国家对投资项目的审批有着严格规定,特别是对一些事关国家宏观调控的重点产业项目,一般都有一套比较规范的审批程序。面对严格规定,有些地方政府或主管部门为了提高本单位财政收入,增加政绩,他们不是去转换工作思路,调整投资方向,而是打着“解放思想”的幌子,把自己想上马的产业项目化整为零,拆分成几个甚至是十几个小项目,分头做工作,向有关部门报批。这样的“解放思想”,既违反了中央政令统一的权威性,又踩踏了法律红线和道德底线,造成的损失十分惨重、教训十分深刻。

解放思想要力戒“怠惰”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创新是改革开放的生命。实践发展永无止境,解放思想永无止境。”解放思想不是一朝一夕、一劳永逸的事情,而是一个永恒的奋斗主题。

首先,事物的复杂性决定了我们认识事物的本质不可能一次完成,而是需要一个过程。这也就决定了解放思想、深化认识需要一个过程。改革开放后,我们党大抵上花了14年的时间,才对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确定什么样的目标模式、对计划与市场的关系有了明确的认识。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逐步引入和发展非公有制经济成分;1982年党的十二大提出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1984年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指出,我国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商品经济;1987年党的十三大提出,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的体制应该是计划与市场内在统一的体制;1989年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提出,建立适应有计划商品经济发展的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经济体制和运行机制;1992年党的十四大正式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新经济体制目标确立的过程,就是解放思想的过程,也是认识逐步深化的过程。

其次,事物不仅复杂,而且还处于不断发展变化之中。事物本身发展了,要求对它的思想认识也必须随之向前发展,这就决定了人的思想必须随之不断解放。在解放思想这个问题上,我们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需要一代又一代人接续奋斗。我们的认识必将超越前人,后人也终将超越我们。自1992年党的十四大以来,对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我们党一直在根据实践拓展和认识深化寻找新的科学定位。党的十五大提出“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党的十六大提出“在更大程度上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党的十七大提出“从制度上更好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党的十八大提出“更大程度更广范围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党的十九大提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可以看出,随着实践的不断发展,我们党对政府和市场关系的认识也在不断深化。

由上,事物的复杂性及其发展变化决定了我们要始终解放思想,力戒“怠惰”。一旦解放思想停止了,或者我们的认识跟不上时代的变化、事物的变化,那么我们的事业就将遭受损失或者失败。

解放思想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大法宝。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途上,面对世情、国情、党情的不断变化,我们要接过前人的接力棒,力戒“空谈”“蛮干”“分散”“过线”“怠惰”这五种错误倾向,更加解放思想,更加实事求是,努力做到“蹄疾而步稳,勇毅而笃行”,争取跑出一个好成绩,不断开创新发展阶段的崭新局面。

(作者为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第三研究部研究员)

【注释】

①③④《邓小平文选》(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79、119、143页。

②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习近平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论述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38页。

⑤习近平:《论中国共产党历史》,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1年,第126页。

责任编辑:王梓辰校对:刘宇同最后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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