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提升国际话语权的中国探索

【中图分类号】D601    【文献标识码】A

话语权是国际社会博弈和竞争的一项重要目标。所谓国际话语权，是世界范围内国与国之间以及地区之间争夺的一种话语权力。从政党的角度来看，所谓政党的国际话语权也就是“一个国家的政党和政党制度在国际政党政治事务中设置议题、制定规则、掌控舆论、裁定是非和判断价值的能力和权力”①。

长期以来，西方通过媒介帝国主义以及强大的军事、经济实力在国际社会上享有话语霸权，尤其是随着苏联解体、东欧巨变，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陷入低潮，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福山的“历史终结论”等话语甚嚣尘上，中国及其他发展中国家长期受制于西方霸权话语。对此，中国共产党必须构建自己的有影响力的国际话语体系，才能在国际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国际话语权建设问题，强调“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要努力提高国际话语权”。②

中国共产党的话语权变迁及阶段性特征

第一阶段：以斗争方式创立国际话语权。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在话语权问题上就深深打下了斗争的印记。毛泽东说：“权利是争来的，不是送来的，这世界上有一个‘争’字，我们的同志不要忘记了。”③推翻封建主义、帝国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使命以及面对当时国民党的围剿，让中国共产党一开始就不得不坚持斗争的路线，主张“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八年抗战，取得反法西斯斗争的巨大胜利，让中国共产党获得了巨大的国际声望。毛泽东在延安会见美国记者斯特朗时，表达了对帝国主义的藐视和对战胜国民党反动派的信心。他指出：“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埃德加·斯诺的《西行漫记》更是让世界了解了真实的中国共产党，看到了中国共产党艰苦卓绝的奋斗和发展历程。

斗争可以分为国内斗争和国际斗争，还可以分为武装斗争和舆论斗争。在早期斗争中，中国共产党紧随国际共运，受到共产国际的指导。早期党的主要任务是求得生存，夺取政权，解放全国，一心专注于国内斗争。这一时期，虽然中国共产党享有越来越大的国际声誉，但是其国际话语权几乎为空白，可以说处于失语状态。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的国际话语权才逐步形成。在新中国成立的前三十年，国家的国防基础设施建设取得了巨大成绩，为国际话语权打下了坚实的硬实力基础。这一时期国际话语权主要通过舆论斗争获得。为了加强同各民主党派的团结合作，中国共产党确立了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多党合作方针。为了实行真正的民主制度，中国共产党将民主集中制作为基本组织制度和领导制度。然而对于中国的政党制度，一些西方国家一直抱着怀疑、抹黑的态度，认为中国的民主集中制不是真正的民主。反观西方的民主制，看似实行普选，但是却很容易受到政商势力的操控和民粹主义的牵引以及多党为了争夺选票和领导权而相互倾轧等问题的困扰。正如美国库恩基金会主席罗伯特·劳伦斯·库恩所说：“现在以及不远的将来，中国共产党执政仍是最佳的选择。不切实际的民主制会将资源转变为政治上的无休止的争论，从而牺牲中长期的经济与社会收益。”④因此，多党合作制、政治协商制、民主集中制是中国共产党对世界党政理论的重大贡献。2014年习近平主席在柏林发表演讲时指出：“我们将从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大义出发，贡献处理当代国际关系的中国智慧，贡献完善全球治理的中国方案，为人类社会应对21世纪的各种挑战作出自己的贡献。”2017年中国共产党与世界200多个政党和政治组织领导人举行高层对话，就世界形势和发展趋势达成共识，再一次充分彰显了中国共产党在党政问题上的国际话语影响力。

除了政党理论，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提出了一系列对外交往主张，大多体现了斗争的意识。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的国际话语权主要是以政治斗争为主，争取第三世界的支持，故而毛泽东的“三个世界划分”理论成为中国国际话语的重要体现。这一时期的话语权大多是为了维护中国的独立和主权、保卫和平、维护第三世界利益以及构建中国政党制度的正当性、合法性而提出来的。中国提出了“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一边倒”“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求同存异”“三个世界划分”“一条线、一大片”等外交主张。在面对中苏关系恶化以及美国的反华政策时，又提出“两个拳头打人”战略，同时强调发展“两个中间地带”的思想。正是通过斗争，才有了后面的尼克松访华和中美关系的缓和以及中国进入联合国等外交成果，也换来了后三十年的“以合作为主、斗争为辅”的国际话语权制度模式。从这些国际话语不难看出，中国共产党主要采取了两条路线，一是与亚非拉第三世界开展合作，争取第三世界的支持；二是继续与西方展开对抗，以斗争求得合作，这实际上也是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阵营之间对抗的延续。在这个过程中，意识形态之间的斗争成为中国共产党国际话语的主要表达形式。

第二阶段：以合作为主、斗争为辅，争取国际话语权。这一时期主要是从邓小平改革直至胡锦涛执政时期。中国共产党不断推动“南北对话”“南南合作”，显示大国担当。随着苏联解体、东欧巨变，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陷入低潮。西方在冷战中取得的胜利让自身的国际话语权得到进一步加强，于是“历史终结论”“文明冲突论”“霸权稳定论”“社会主义失败论”等论调甚嚣尘上。与此同时，西方又在世界各地兜售所谓的“自由”“民主”“人权”等“普世价值观”。此时的中国共产党主要采取了韬光养晦的战略，着力发展自身硬实力，尤其是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目标。1981年，邓小平提出了“一国两制”的科学构想，香港、澳门的回归以及“一国两制”的成功实施让西方刮目相看。中国共产党为解决国际争端和难题提出了自己独特的方案，这可视作中国共产党在构建国际话语权中摒弃意识形态之争的一种努力。其后，江泽民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70周年大会上指出：“我们要继续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积极发展同一切国家的友好关系。”⑤中国逐步打破和扭转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1989年政治风波以后对中国实行制裁、封堵和遏制的严重态势，全面恢复、改善和发展了同“东西南北”各种性质、各种类型国家的外交关系，开辟了“后冷战时代新型的伙伴关系模式”。

这一阶段中国共产党国际话语权的主要特征体现为，以合作为主、斗争为辅。合作的结果之一是中国建立了全球贸易网络，实现了经济的飞速发展。随着中国综合实力的增强，这时的话语权背后拥有了更多的硬实力支撑，合作不再只局限于亚非拉美第三世界，而是积极与西方世界开展具有广度和深度的合作，强调发展新型伙伴关系。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激发了世界探索中国发展奥秘的愿望，中国崛起、中国模式、中国方案成为世界热议的主要国际话语。但是，这些话语中也不免激起了西方对中国崛起的忧虑和恐惧。2011年9月，《中国的和平发展》白皮书系统论述了中国和平发展的总体目标、对外方针政策、世界意义等内容。北京奥运会、世博会、亚运会的成功举办，更让世界看到中国“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也大大提升了中国在国际上的话语权。

第三阶段：以合作为根本，以斗争与竞争求合作，全面提升国际话语权。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国际话语权建设问题，提出了由“一带一路”、文明交流互鉴、总体国家安全观、人类命运共同体等概念组成的中国特色的国际话语体系。与此同时，美国前总统特朗普挑起贸易战、科技战等，企图遏制中国发展。美国智库和媒体也纷纷炮制“中国威胁论”“人权高于主权论”“中国病毒论”“新疆种族灭绝论”等话语陷阱，向中国和中国共产党发起舆论总攻。面对西方挑衅，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战略定力，对种种舆论攻势作出了有力回应，使中国经济的巨轮在波涛汹涌的大海行稳致远。

总体而言，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国际话语体系呈现出以合作为主，以斗争和竞争求合作的特征。一方面，中国不怕事也不惹事，面对美国等西方国家的无理挑衅，敢于正面应对，在不得已时敢于通过斗争求得合作的机会，或以竞争来实现合作。另一方面又开诚布公谋求合作，以合作为根本。2021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领导人峰会上的主旨讲话中指出，在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时，中国共产党要协同世界其它政党担负起为人民谋幸福、为人类谋进步的五大责任，即引领方向、凝聚共识、促进发展、加强合作、完善治理。他还指出：“中国共产党将积极推动完善全球治理，为人类社会携手应对共同挑战作出新贡献。”中国共产党追求合作共赢、公平正义的话语建构和行动指向，赢得了世界各国政党的热烈反响。可以说，这一阶段中国的国际话语体系是在道义性话语这一最高层次上的集中发力，不再拘泥于具体的国际事务，而是着眼于全球、全世界、全人类，体现了极大的超越性、道义性。这一阶段中国的国际话语体系还体现了整体性、系统性、包容性等特征，其中人类命运共同体是最终目标和方向，总体国家安全观为人类命运共同体保驾护航，文明交流互鉴是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方式路径，“一带一路”是对新型全球化、新型全球治理和文明交流互鉴的具体实施。这些国际话语并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构成了一个有机的系统和整体。

中国共产党国际话语体系形成的原因

中国共产党国际话语体系经历了从无到有，从弱到强，从散乱到体系，从较低层次的事务性话语到制度性话语再到最高层次的道义性话语的转变过程。之所以出现这种变化，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的原因：

与中国的综合实力提升和不同时期的历史使命相关。话语权作为一种软实力，与经济、军事等硬实力相辅相成。硬实力越强，话语权相应也就越大。过去，中国在积贫积弱的情况下很难形成自己的国际话语权。随着中国的崛起，中国与世界的联系越来越密切，中国深度参与国际分工与协作，在各类国际事务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在世界的影响力越来越大。这时中国共产党的国际话语权也从萌芽阶段进入到全面提升阶段。随着国内主要矛盾的变化，中国共产党的任务也从最初的寻求国家独立、人民解放向国家富强、人民幸福乃至维护世界和平转移。这种目标任务的变化也要求中国共产党必须构筑与时俱进的国际话语体系。

与国际社会形势变化和需求相关。在中国崛起的过程中，世界形势也发生了极大的变化。一方面，西方自身遭遇了危机，经济上的衰落、种族主义和民粹主义的泛滥，让人们开始审视和反思西方所谓的优越制度、价值观和话语体系，加之新兴国家的挑战、西方阵营内外民众对西方话语霸权的不满与厌倦，导致这时西方的国际话语体系开始出现颓势。另一方面，由西方国际话语颓势而造成的价值真空也需要新的、更为公平公正的价值观来填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正是站在全人类的高度上，摒弃博弈竞争模式排他性的一种合作共赢模式。这一模式主张求同存异、和平发展、普遍安全、公平正义与国际关系民主化。这样的国际话语体系对世界大多数人民具有巨大的吸引力。

未来国际话语权争夺趋势

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背景下，美国妄图逆势而动，继续维护其霸权地位，遏制中国就自然成为其全球称霸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对国际话语权争夺方面，美国采取了多管齐下、软硬兼施的复合型策略，对中国共产党增强国际话语权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这主要表现在：

中美意识形态交锋激烈。美国维护霸权地位必然重视其对外的文化与价值观规制。美式全球化以民族国家为工具，以民主自由为名，以维护美元和美军在全球的硬实力霸权为实，以互联网为基础，打造了运用全媒体对全球施加影响和支配的软霸权。美式全球化要求美国将民主自由价值观念推销到全球，从意识形态上维护其文化霸权，从而永久地实现“美利坚治下的和平”。正如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所言，美国始终认为自身有义务向世界的每个角落传播其价值观。⑥因此，美式全球化的重要表现即为“文化帝国主义”。过去多年来美国在全球范围内大肆推行“普世价值”，大搞“颜色革命”，实施“和平演变”。尤其是在遏制中国议题上，美国民主党和共和党共识多、分歧少，较易通过相关遏制中国法案。在美国军工集团、华尔街金融食利者主导下，美国国会、政府、智库、媒体积极维护全球化大资本集团利益，极限打压中国及中国共产党。中美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激烈交锋从未断绝，美国对中国展开的价值观外交成为其炮制“中国威胁论”的重要支撑。

现实制度性话语权面临挑战。从地缘政治看，以美国为代表的七国集团针对中国“一带一路”倡议，带头组建以价值为驱动、密切协作、市场主导、高标准、多边金融机构支持的“重建更美好世界”（简称：B3W）伙伴关系。在以往“亚太再平衡”战略基础上，美国抛出所谓印太战略，拉拢日本、印度、澳大利亚等国在该地区从军事安全、经济发展以及地区影响力等方面对中国进行围堵。目前为止，拜登政府企图带头成立的“世界民主同盟”还徒有虚名、华而不实，延续旧时冷战思维，大肆鼓吹维护“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借以消解中国倡导的多边合作秩序。长远来看，未来在全球治理领域，极有可能发生以美国为首的海权国家与以中俄为代表的陆权国家在相关国际组织、议程设置领域的制度性、规则性话语权博弈与较量，美国咄咄逼人的战略进攻态势成为中国共产党增强国际话语权的现实制度性挑战。但是，这同时也是中国共产党展现建构全球政党命运共同体诚意和召唤力的契机。

舆论式抹黑策略造成威胁。美国右派比如蓬佩奥之流妖魔化中国共产党，企图削弱中国共产党的全球影响力，将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割裂对立，挑拨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的关系，进而颠覆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国内的合法性与领导权。美国在国际社会中煽动国际舆论抹黑中国共产党的着力点在于，利用或捏造一些容易吸引世界公众眼球的焦点性事件与中国内政问题。

美国在全球推行舆论战，将上述问题话语“武器化”，大肆渲染“中国威胁论”“中共威胁论”，刻画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好斗、中国发展威胁的“锐实力”形象。西方利益集团，比如“人权观察”组织等国际反华组织、国际主流媒体集团和智库等积极跟进，在新疆、西藏、香港、台湾地方议题，以及人权议题、新冠肺炎疫情溯源问题上积极制造噱头，吸引世界公众目光，甚至制造连环议题造谣抹黑中国国际形象。因此，在全球舆论场，一场舆论恶战刚刚开始，未来将会持续较长时期。这场舆论恶战表现为美国领衔的西方政党与以中国共产党为代表的世界进步政党之间的话语权斗争，这种斗争不仅是道义上的交锋，更是战略上的博弈，也是相关具体政策、措施和人才等方面的竞争。能否打好这场国际话语权斗争，进而赢得世界人民的认同、信任和支持，对于中国共产党维护和提升国际话语权至关重要。

中国共产党国际话语权未来走向与突破

努力开创中国特色新型政党关系新局面。建立新型政党关系是习近平外交思想和中国共产党对外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政党外交是国家总体外交的基础，对于增强国际话语权、建立新型政党关系的重要意义不言而喻。首先，应该展现更为包容的新型政党外交价值理念。要深刻而全面地阐释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时代要义和价值内涵，建立求同存异、相互尊重、互学互鉴的新型政党关系。其次，创新完善政党外交交流体制机制。与历史上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西方极化政党政治不同，中国共产党推行的政党外交超越现有对立的意识形态格局，更为包容，更加以人为本。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指导下，中国共产党积极推动与世界所有政党对话，海纳百川、互学互鉴，履行大国大党责任，积极完善全球治理。

因此，中国共产党通过政党外交推动的新型政党关系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的作用更为持重。此外，还应充分发挥政党外交的信息交流作用，扩大联络渠道。积极建构政党交流对话关系网络，超越以往国际共运的意识形态差异逻辑，积极分享中国共产党的成功密码。架起政党、政府、公众之间沟通的桥梁，以政党外交推动政府外交、民间外交，推动中国新型政党外交关系与其他外交合作机制的战略性对焦与对接，充分发挥政党外交影响公众意见机制，构建全球新型政党关系机制，召唤世界其他国家政党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为重要关切。

深刻把握与积极推进中国共产党的实践与文明转向。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善于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善于总结经验教训，善于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改造外部客观世界。在百年波澜壮阔的辉煌建党历程中，中国共产党实现了自身的实践与文明转向，具有强烈的实践性、进取性、开放性、文明性。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理论，也是实践的理论。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积极运用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方法，践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带领中国人民创造性地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打破了“西方中心论”，为增强中国共产党国际话语权奠定了坚实基础。中国共产党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的政党,也是为人类进步事业而奋斗的政党。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开创性地提出并积极推动共建“一带一路”，并将其作为制度化平台，坚持建设“五通”“五路”，实实在在地为推进新型全球化、解决日益突出的全球问题贡献切实可行且更为可持续、普惠包容的中国方案，积极推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中国共产党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同西方现代文明有益因素相结合。积极建设文明型政党，在复杂多变的国际格局与国际秩序变局中追寻和开创世界文明演进方向，引领人类走向更加美好的未来。数百年来，西方政党发展实践昭示西方政党被西方价值观所禁锢，比如美国民主党和共和党植根于盎格鲁—撒克逊文明，很难提出真正能够超越政党竞争范畴的普惠全球大众、关照全人类福祉的政治理念，更遑论与之相关的具体实践。一般情况下，世界多数国家多数政党都公开代表特殊利益集团的利益。但是，中国共产党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积极吸纳人类文明一切进步因素，创造性地实现自身文明进化转型，进而成为引领世界政党进步发展方向的文明型政党。这种文明型政党深入挖掘和继承创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内涵，比如“以人民为中心”思想就深受传统文化中“亲民、富民、乐民、安民”思想浸润。同时在互学互鉴中积极吸纳西方现代科技文明、商业文明等合理因素，注重中国与世界共生，致力于整体文明复兴，坚持通过沟通与对话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共产党超越了西方意义上的政党内涵，不是为少数利益群体谋利益，而是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同时史无前例地对外倡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倡导共同自由、共同富裕，为全人类进步事业谋发展。因此，中国共产党的实践与文明转向必将有力召唤世界各国进步政党共同为人类进步事业、为人类文明创新发展作出独特贡献。

开拓传播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新路径。依靠军事力量进行殖民掠夺的霸权主义行径不得人心，这个世界并不应该是少数金融食利者宰制他人的乐园，也不是非黑即白的二元对立世界，而是全人类共同的家园，是涵盖广大中产阶级、普通大众的世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集古今中外文明之大成，从道义上讲，对人类未来、对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引领作用。我们理应坚持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向全球传播。一是将《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等系列著作进行对外传播。当前《习近平谈治国理政》三卷本已陆续翻译出版多语种版本，并面向海内外发行，外界反馈好，受众接受度高。二是做好专题化对外传播工作。深入宣介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习近平法治思想、习近平外交思想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创新国际传播路径，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强化新媒体运用能力，将新媒体的数字化和交互性特征融入国际受众需求环境，提升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宣介的吸引力、影响力，提高传播实效。三是做好引领式解读工作。国内虽然陆续成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研究院等专业化研究机构，但在国外，还欠缺类似的研究机构。少有的西方中国研究机构中有学者在跟踪研究中国领导人的思想，但有的出发点似乎带有抹黑和打压中国的动机。因此，可尝试在广大发展中国家或跨国非营利性组织中成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机构。创新话语表达方式，用国际社会听得懂的语言在学术论坛、学术研究对话等公共空间中进行传播，帮助国际社会精准、全面、深入地解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完善制度性话语权平台。2017年启动的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可看做中国共产党积极主动构建新型政党关系和制度性话语权的一种尝试。这种尝试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政党交往的国际主义原则，团结了最广泛的政治力量，最大限度地凝聚共识，建构了国际政党交流合作网络，打造了以对话与沟通为基本范式的政党协商机制，并将其制度化、常态化。未来中国共产党掌握国际话语权，应进一步完善这种沟通协商机制，加强政党外交与政府外交、民间外交等其他合作机制建设，通过与世界政党一起积极谋划推动新型全球化、新型全球治理和加强文明交流互鉴策略方针政策的制定，加大同世界各国政党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更加美好世界的力度和可能性。应借助制度化建设平台，强化议题设置，积极建构定位明确、特色鲜明、功能互补、覆盖广泛的制度化议程设置格局，以对冲西方舆论鼓动策略。全天候研判国际社会涉及中国共产党的舆论态势，针对不同地区舆论态势，有的放矢地实施精准传播策略，通过制度化平台凝聚或培育最广泛国际共识。比如在传播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时，可以在生态文明国际论坛框架中探寻国际民众参与渠道，以及探索建设涵盖智库、科技、经济发展等诸多领域的关于生态文明治理的全球交流平台，不断加强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全球传播的制度化建设。

总之，面对国际社会尤其西方社会对中国共产党的不解、误解或曲解，面对西方资本主义模式正把西方自身和人类带入穷途末路的现实，向世界生动展示“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的“营销工作”迫在眉睫。通过新型政党关系平台，构筑国际社会学习理解中国共产党的建党历史、执政经验和执政理念的广泛合力，增强中国共产党的国际话语权，应该提到中国共产党的议事日程上。只有这样，才能顺应世界政党和世界人民的共同期待，把握人类进步的大趋势，与世界政党和世界人民一起构建人类新型文明！

（作者为山东大学（威海）文化与传播学院特聘教授，山东大学（威海）全球胜任力研究院创院院长；衡阳师范学院副教授赵立敏、重庆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博士后江灏锋对本文亦有贡献）

【注释】

①华正学：《构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国际话语权的历史逻辑与现实路径》，《统一战线学研究》，2021年第2期。

②习近平：《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 着力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人民日报》，2014年1月1日。

③《毛泽东文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316页。

④[美]罗伯特·劳伦斯·库恩著，吕鹏、李荣山等译：《中国三十年：人类社会的一次伟大变迁》，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8年，第26页。

⑤《江泽民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651页。

⑥[美]亨利·基辛格著，胡利平、林华等译：《论中国》，北京：中信出版社，2012年，第5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