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内在逻辑

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内在逻辑

[中图分类号] D24; G30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529-1445(2021)11-0043-05

始终不渝走和平发展道路,在坚持自己和平发展的同时,致力于维护世界和平,积极促进各国共同发展繁荣,是我们党的一贯主张。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多个场合宣示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决心。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三次集体学习时指出:“走和平发展道路,是我们党根据时代发展潮流和我国根本利益作出的战略抉择。”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德国科尔伯基金会演讲时指出:“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不是权宜之计,更不是外交辞令,而是从历史、现实、未来的客观判断中得出的结论,是思想自信和实践自觉的有机统一。”2017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上指出:“中国无论发展到什么程度,都永远不称霸,永远不搞扩张。”2021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指出:“中国人民从来没有欺负、压迫、奴役过其他国家人民,过去没有,现在没有,将来也不会有。”和平发展是我们党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为世界文明进步作出更大贡献的战略抉择。

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和平发展的政治保障

从理论逻辑上看,中国共产党是由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武装起来的政党。中国共产党始终将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的利益放在首位,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侵略战争和扩张霸权,因为战争和霸权只会严重损害人民的利益。

从实践逻辑看,中国共产党始终是维护和平和遏制战争的坚实力量。自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之日起,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就成为了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和使命。我们党深知要想实现人民幸福、民族复兴和国家富强就必须避免和减少战争。但是,面对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旧中国,面对三座大山的沉重压迫,唯有武装革命才能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我们党以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其实质是反对战争、争取和平。无数的共产党人为了反对民族压迫、争取国内和平,抛头颅、洒热血,历经28年的浴血奋战赢得了革命的胜利。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结束了近代中国百年的屈辱历史,为人民赢得了和平稳定的发展环境,壮大了世界和平力量。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与他国发生的几次战争,都是为了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威胁和反对对我国边境的侵犯,都是为了捍卫国家利益和保障人民拥有和平生活环境的自卫战争。这些战争,我们虽都取得了胜利,但从未占领他国的一寸土地。改革开放后,面对美苏争霸的国际局势以及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的历史任务,邓小平指出:“我们有信心,如果反霸权主义斗争搞得好,可以延缓战争的爆发,争取更长一点时间的和平。这是可能的,我们也正是这样努力的。不仅世界人民,我们自己也确确实实需要一个和平的环境。”在新时代背景下,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走和平发展道路,是中国对国际社会关注中国发展走向的回应,更是中国人民对实现自身发展目标的自信和自觉。”

综上所述,从争取和平发展到实现与维护和平发展,和平发展始终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历程的鲜明底色,也是中国共产党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鲜活证明。

社会主义制度:中国和平发展的制度基础

社会主义制度与和平道路间是否有内在联系?毋庸讳言,暴力革命是马克思、恩格斯提出的关于无产阶级斗争的基本形式。但从价值目标上看,暴力革命并不是马克思主义革命的目的,而是获取自身解放的手段。恩格斯在《共产主义原理》中就“能不能用和平的办法废除私有制”时说道:“共产主义者当然是最不反对这种办法的人。”由于无产阶级的发展受到了资产阶级的暴力压制,资产阶级迫使无产阶级只能进行暴力革命,“如果被压迫的无产阶级因此最终被推向革命,那时,我们共产主义者将用行动来捍卫无产者的事业”。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认为,人类社会实现永久和平的希望在于社会主义制度而非资本主义制度。1864年,马克思在《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中深刻批判了“那种为追求罪恶目的而利用民族偏见并在掠夺战争中洒流人民鲜血和浪费人民财富的对外政策”,认为这种阻碍工人结成兄弟般合作的政策实质就是资本主义的对外扩张。1870年,在《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关于普法战争的第一篇宣言》中,马克思又指出:“全世界工人阶级的联合终究会根绝一切战争”,“同那个经济贫困和政治昏聩的旧社会相对立,正在诞生一个新社会,而这个新社会的国际原则将是和平”。

从制度性质上看,以私有制为基础的资本主义是一种对生产资料实行排他性占有的制度,它竭力维护资产阶级的利益,赋予该阶级剥削本国民众和掠夺他国的特权和能力。在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由于党派纷争和集团利益冲突,绝大多数人的利益很难得到公平充分的保障,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间的矛盾以及资产阶级内部间的相互倾轧容易导致社会不稳,埋下战争的隐患。在对外关系层面,由于资本扩张的原始驱动,先发资本主义国家以控制全球市场和称霸世界为目标,不惜采用武力轰开他国的大门。对资本主义而言,在国内矛盾不断激化的情况下,对外战争可以“卓有成效地把工人对老板的愤怒取代掉”,即战争将使民族矛盾代替阶级矛盾而上升为主要矛盾,转移工人的视线。因此,暴力和战争成为资本主义发展的必然逻辑。

社会主义是建立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基础上的制度,这种制度强调资源分享,它主张消灭剥削,反对阶级压迫。在社会主义国家内部,尽管阶级斗争在一定范围内还将继续存在,但人民是国家的主人,民主和协商已成为解决内部矛盾的主要方式;在探索适合本国特色的发展道路过程中,尽管会不可避免地遇到棘手的问题,但它可以通过改革进行自我完善与发展,无须通过将内部矛盾向外转移来化解危机。在对外关系上,社会主义国家将其他国家的无产阶级视为同盟者,而不是剥削和奴役的对象。在发展战略上,不同于资本主义国家依靠对外侵略和掠夺实现资本原始积累,经济文化落后的社会主义国家依靠的是本国人民的勤奋劳动来完成经济发展的必要积累,从未将对外掠夺作为选项。

农耕文明:中国和平发展的传统基因

农耕文明是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占据主导地位的文明,是农民在长期的农业生产实践中创造的国家制度、礼俗习惯、文化教育的集合,它适应于农民的生产生活需要,并吸收了儒、道及各类文化的因素,形成了有别于其他文明的内容与特征。

与海洋文明和游牧文明相比,农耕文明有两个鲜明的特点。一是自足性。我国中原地区是世界最早形成农耕文明的地区之一,这主要与中原地区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有关。中原地区的地形以平原为主,地势较为平坦,气候为湿润的季风气候,土壤肥沃、水源充足,为先民们从事农耕生产活动提供了良好的自然条件。因此,长期以来,在这种良好的生产条件下,中国传统社会以农业生产为主要的财富积累方式,而手工业、商业在积累社会财富中只是起辅助性作用。传统的农耕社会比较容易形成稳定的内部结构:在经济形式上,它以家庭为单位从事农业生产活动,主张男耕女织、精耕细作;在生产目的上,农民生产出来的农产品,主要是为了满足自身的需求,而不是进行商品贸易;在居住特点上,农民以血缘为联系纽带作村落聚居。这种稳定的内部结构,使我们的民族性格内敛温和、温文尔雅,从不争强斗狠。二是安土重迁。农耕文明是一种小生产,在较小的地理空间内通过血缘和亲缘关系的扩展而形成村落,它对大规模的土地没有耕作能力。在这种文明的熏陶下,农民对其他地区或国家的土地也不感兴趣,因为那里没有亲缘关系。这样,农民对特定范围的土地和人具有依赖性,形成了安土重迁的心理,即使在外闯荡,也有落叶归根之心。一般来说,只有在发生极其重大的灾害和战争而必须进行迁徙的情况下,农民才会选择背井离乡。农耕文明的自足性与安土重迁特点,塑造了我国古代先民保守、稳定的心理倾向,这种心理倾向讨厌战争,偏好和平,成为中华文明的内在基因。

和合理念:中国和平发展的文化根基

文化是民族的血脉,反映一个民族的性格特质,并且也会对一个国家的发展道路产生持久深远的影响。中国的文化传统本质上是一种和合文化,在传统和合文化的熏陶下,中华民族是一个追求和平正义的民族,它没有发动战争的文化基因。

“天人合一”的思想为中国现代和谐社会的构建提供文化基础。“天人合一”思想主张人与自然的统一,人应该认识并尊重自然规律,不能随意破坏生态环境,这是我国古代和谐思想的重要体现。它体现了中华民族和谐发展的理念,即在发展过程中不与自然相对立,不破坏生态平衡。这种与自然的相处之道调和了人与自然界的关系,发展到现代则更加强调其所蕴含的和谐理念,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乃至国家之间的统一和谐。战争既撕裂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更破坏人与自然的统一,因此,天人合一是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和解,有利于现代和谐社会的建设。

“和而不同”的理念为中国解决与他国分歧提供了解决思路。“和”讲究和睦、和谐,但不意味着忽略差异,追求千篇一律。和合文化承认差异,它具有极强的包容性,在尊重差异与冲突的基础上追求和平。“和而不同”思想在对外关系上反对将一方的意志强加于另一方,主张尊重对方的利益、立场和观点,能够为我国处理对外关系提供正确思路。相比而言,战争实际上就是用强制手段求“同”破“异”的过程。因此,和平是“和而不同”这一思想理念的内在追求。

“以和为贵”的理念影响着世世代代的中华儿女。“以和为贵”是和合文化的核心思想。春秋战国时期,无论是儒家的“和而不同”、道家的“兵者不祥之器”,还是墨家的“兼爱、非攻”,无不深刻反映了中国人民崇尚和平的民族性格、民族精神和民族文化。秦朝时期修建万里长城的目的是防御外敌入侵,而非对外扩张。隋唐时期开辟通往西域各国的丝绸之路,也不以对外侵略为目的,而是为了将中国的丝绸和茶叶销往其他国家,与西域各国进行经济文化交流。明朝时期的郑和七下西洋,途经30多个国家和地区,带去了中国精湛的手工业技术和丰富的农产品,而不是为了对外进行殖民侵略。几千年来,正是这种“以和为贵”的传统,铸就了中华儿女爱好和平的优良品质。

近代遭遇:中国和平发展的历史镜鉴

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西方列强用坚船利炮打开中国大门,清政府割地赔款,与帝国主义者签订一系列丧权辱国条约,中国进入了内忧外患、山河破碎的近代史。在近代史上,中华民族有太多不能忘却的惨痛记忆,包括两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八国联军侵华战争等,尤以日本自1931年发动的长达14年的侵华战争为甚。这场旷日持久的战争给中国的人力、财力和物力造成了空前的浩劫和巨大的损失:无数生灵涂炭、饿殍遍野,中国军民伤亡多达3500万人;无数建筑夷为废墟,大量资财被抢劫一空,按照1937年的比价,造成中国直接经济损失1000亿美元,间接经济损失5000亿美元。

面对百年的屈辱历史,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政府在对近代史的认识问题上是理性且负责任的,它没有将仇恨灌输给整个民族,而是引导人民树立正确的历史观。一是通过学校课堂、影视传媒、纪念日等方式教育国民要铭记历史,目的不是延续仇恨,不是发展壮大后报复他国或者效仿列强侵略他国,而是珍惜和平与维护和平。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近代以后,中华民族遭到了列强长期侵略和欺凌,但中国人民从中学到的不是弱肉强食的强盗逻辑,而是更加坚定了维护和平的决心。”作为负责任的大国,我们要避免自己在近代所遭受的悲剧在他国重演,避免再次发生两次世界大战那样的文明浩劫。二是在战争的责任问题上,我们没有将其草率地推给整个国家,而是将侵略国的军国主义分子与人民分开。我们痛恨的是发动战争的军国主义分子,而不是其人民。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不应因一个民族中有少数军国主义分子发起侵略战争就仇视这个民族,战争的罪责在少数军国主义分子而不在人民。”三是铭记历史是中华民族的一种自我反省方式。从近代史中我们意识到:落后就要挨打。因此,我们必须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断夯实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物质基础,要建立强大的国防,提高军队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能力。

时代主题:中国和平发展的客观要求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当世界还处于两极格局、美苏争霸之时,邓小平就从实际出发分析了当时的国际形势,认为世界和平的力量要大于战争的力量,短期内不可能发生世界大战,从而作出了和平与发展是时代主题的正确论断。相比于战争与革命的时代主题,在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下,发动战争被认为是逆历史潮流而动,是爱好和平的世界人民的公敌。所以,时代主题的变化是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客观要求。

和平与发展是相互作用、密不可分的,只有在和平的环境中才能获得发展,也只有在发展壮大后,才更有能力维护和平。在我们营造的良好国际环境中,我国改革开放40多年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货物贸易国、第二大外资目的地国;中国已初步构建起世界上规模最大、覆盖人口最多的教育、社保、医疗和基层民主体系;中国成功使8亿多人脱贫,对全球减贫事业的贡献率达到70%以上。但我们还不是发达国家,人均收入水平还比较靠后,发展不平衡、不协调和不可持续问题突出,要满足亿万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因此,发展经济和改善民生仍是党和国家的第一要务。当前我国经济深度融入全球市场,海外投资和海外资产的规模巨大,对外贸易是拉动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对海外原油、铁矿石等依存度高。这些表明,从国家利益的角度看,我们比任何一个国家都需要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可以说,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与中国渴望和平、紧抓战略机遇期的国家利益高度重叠。

基于以上六重因素,可以得出一个结论,这就是中华民族是爱好和平的民族。但是,爱好和平并不意味着我们畏惧战争。走和平发展道路是中华民族对世界和平的承诺,表明中国不会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不以牺牲别国利益为代价发展自己,不会以强凌弱而将武力作为解决分歧和争端的首选项。但是,这种承诺决不以损害自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为代价,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政府维护自身核心利益的决心坚如磐石。

(本文是2020年度国家社科后期资助一般项目“国外左翼与中国道路对‘历史终结论’的双重批判研究”〈项目编号:20FKSB019〉阶段性成果)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2]邓小平文选(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3]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

(作者简介:刘明明,南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梁莹莹,南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王梓辰校对:刘佳星最后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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