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三稳框架”应对“三重压力”(4)

摘要:2021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中国经济运行中存在的矛盾风险进行了高度概括,充分肯定我国经济发展成绩的同时,提炼出当前我国经济发展面临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三重压力。面对压力,2022年的经济工作要稳字当头、稳中求进,宏观政策要稳健有效,以“稳”更好地求“进”,以“进”更好地促“稳”,实现中国经济平稳、有序、现代化的发展和提升。

2021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要求:稳健的货币政策要灵活适度,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2022年的货币政策最核心的指标就是货币数量的指标,而对于货币数量的要求是流动性的合理充裕。我们一般对流动性的合理充裕表述成要让M2(广义货币供应量)的增速与名义GDP的增速保持基本同步。但考虑到2022年的特点,从逆周期的角度来讲,2022年的政策力度要比市场的需求更强一些。从跨周期的角度来看,2021年预计M2的增速也就在8.5%左右,而我们的经济增速特别是名义GDP增速很有可能会突破10%。这种情况下,我们的M2的增速和名义GDP增速之间就会有两个百分点左右的差额。这两个百分点左右的差额,可以统筹到明年来做一些平衡。注意,这不代表把两个百分点都拿过去。假如,2022年的名义GDP的增速在6.5%到7%之间,那我们就可以考虑让M2的增速在8%左右。这样,2022年的市场环境就会更加宽裕,更加富有空间流动性的支持。

要想实现上述目标是很不容易的。其中一个原因来自我们货币乘数运行环境的变化。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我们通过稳增长的相关政策,保住了中小微企业的资产负债表,使得市场的运行秩序良好,企业的风险相对较小。又通过积极的金融政策、货币政策来促进了相关流动性的投放,稳住了中小微企业的基本盘。在2020年,我们形成了对于货币乘数的有效促进和提高。从2020年起,央行的基础货币投放量几乎没有增加,基本上是在一个水平线上进行震荡的总体局面。如果说央行的基础货币总量保持在这样的情况下,市场上的流动性供给主要靠货币乘数的提高来进行满足,这种满足对于央行来讲,留下了足够的货币政策空间。另外,如果依托货币乘数来满足市场流动性需要,在流动性上,存款和贷款的快速转换,也可以形成货币乘数的有效提高。可以说,在2020年和2021年,我们主要的基础货币增长是依托货币乘数的提高。那么,货币乘数的提高带来了一个问题,就是利率水平相对偏高。因为存转贷,贷转存的速度快,又能形成相关的叠加,于是利率被市场小幅度推高。这种小幅推高,使我们当前的利率在世界主要经济体中处于中等偏上水平

在这个背景下,我们接下来要做的事情就是在货币乘数趋于稳定的情况下,考虑增加M2的供给。货币乘数趋于稳定一方面受到房地产调控的影响。2022年,我们预计房地产的活跃端是居住性投资和居住性消费,而不是投资性的投资。居住性投资的运转时间非常长,一线城市的家庭房贷动辄就二十年、三十年。在这期间,有房贷的家庭原则上是持续偿还贷款,而储蓄的增加也是循序渐进的,这种情况是不能快速存转贷、贷转存的,因此货币乘数会受影响。另外一方面,当前市场风险空间不够,因为我们给风险做了部分的政策干预,接下来我们肯定要有序矫正,在这个过程中,风险因素也开始向市场回归,风险因素的回归当然会压低货币乘数。在货币乘数趋于稳定的情况下,要满足市场流动性的供给,就只能由央行来增加基础货币的方式予以匹配和满足。央行相应的加大基础货币的投放,在现行的货币乘数条件下,能有效转变成M2的增量,来满足保持流动性的合理充裕。从基础货币的适当增长来看,对央行来说不见得是一件坏事,理由很简单,第一,央行通过基础货币操作,可以使央行取得更多的政策资源。第二,如果央行想调控利率,特别是引导利率适度下行的话,加大货币政策操作力度,加快频次就是非常好的调节和操控手段。

同时,我国的基础货币增长还将会遇到一些外部环境的阻力,比如美国,2021年11月美联储正式宣布启动Taper,从11月份开始,印钞速度将从原本每月“印刷”1200亿美元,逐月递减150亿美元。所谓的Taper就是美联储减少购买国债、政府债和其他高品质资产,我们知道,美联储印钞的方式,无非是通过购买资产——主要是购买国债和住房抵押贷款支持证券(MBS)——来实现的。它买的资产越多,资产负债表越大,对应印出来的钱就越多。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美联储基本保持着每月购买1200亿美元资产的规模。但现在随着通胀加剧和经济数据改善,开始把减少购债提上日程。Taper单词的本义是“逐步变窄”,在金融领域特指“印钞量逐步收缩”。Taper的持续时期预计不会太长,从现状来看,美国的居民资产覆盖表没有受到大的伤害,经济的基本盘还在,从美国的角度来讲,尽快修复产业链和供应链,才是要解决的问题。因此美国很有可能在2022年的年中,进一步调整Taper的措施,从减少购买新增债务,转变成对利率端的相关调控,以及全面停止对新增债务的购买。在此情况下,就有可能形成中美两国在基础货币投放端的逆向操作,虽然说这种逆向操作并不利于任何一方,但是考虑到中美两国的经济体量和金融规模,放眼全球,也很难形成一个利益的均衡。

因此,我们不能在美联储大规模缩表加息的同时,也大规模扩大基础货币,尽管我们要以我为主,但是也要兼顾国际市场和主要的投资贸易伙伴。国内的相关政策调整要尽可能降低我们自身的风险和政策成本,增加政策资源。在增加基础货币难度相对较大的情况下,我们可以考虑存款准备金的运用,总体的方向是降准,因为存款准备金不改变基础货币的规模,但是能够改变货币乘数的上限,从而对货币乘数进行稳定和支撑,匹配流动性的投放需要。换句话说,降准的好处就是不增加基础货币,但是可以增加流动性。

对于信贷管理,一方面要有效降低风险,另外一方面要有效提供资金,并且要兼顾宏观需要。一般来讲,信贷政策要考虑宏观需要,但信贷管理则很少考虑宏观需要。信贷管理要符合宏观需要的要求,无外乎就是信贷管理能影响存款结构和货币乘数的相关结构,以此为基础,解决好信贷管理的相应政策安排,在措施设计上统筹考虑。

四、中国经济运行要稳中求进

2021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在应对风险挑战的实践中,我们进一步积累了对做好经济工作的规律性认识。必须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沉着应对重大挑战,步调一致向前进。必须坚持高质量发展,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党的基本路线的要求,全党都要聚精会神贯彻执行,推动经济实现质的稳步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必须坚持稳中求进,调整政策和推动改革要把握好时度效,坚持先立后破、稳扎稳打。必须加强统筹协调,坚持系统观念。

基于经济工作的规律来谈系统,我们在系统观念上要强调经济工作的相关内容,这个内容包括五点:第一,科学预见;第二,辩证认识;第三,统筹考虑;第四,做好应对;第五,协同一致。

从经济规律来讲,我们探索了改革发展的基本环境和逻辑,而这个逻辑在当前最主要的表现就是结构改革。我们应对三重压力的第一个要求就是结构改革,在结构改革的基础上提高效率,在提高效率的条件下推进外部统筹。结构改革要放在主线地位、优先地位、核心地位。当然在做结构改革的同时,还要重视稳增长和改革之间的关系协同。

结构改革到底怎么做?2021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结构政策要着力畅通国民经济循环。现在的结构改革最主要的载体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重在畅通国内大循环,重在突破供给约束堵点,重在打通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环节。从三个“重在”的角度出发,第一个“重在”要畅通国内大循环。做好需求对供给的牵引和供给对需求的创造两件事,从而带动产业升级、产品创新、产能优化,形成以国内最终需求为关键支撑的供给侧改革和新产业体系培育。要通过供给侧改革有效保障居民收入,在居民收入得以稳定的情况下,形成供给和收入之间的平衡。

第二个“重在”要突破供给约束堵点。供给约束包括直接约束和间接约束。直接约束指管制的约束、垄断的约束,就是基于约束而形成的权力。间接的供给约束有政府因素,也有市场因素。高额的税赋成本和金融成本、融资成本就是政府端的主要因素;此外,在市场端还有其他因素存在,比如,上涨过快的人力资源成本、原材料价格成本变动等。突破供给约束堵点就是打破不合理的垄断,着力应对好上涨过快的商品成本和生产成本,突破关键堵点。

第三个“重在”是打通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环节。生产是产出创造的过程,分配是对产出创造出来的价值进行分配,有一些分配给居民消费,有一些留给企业再投资,有一些交给政府作为政府投资,维持政府的正常运转。生产和分配的关键就是能不能通过有效的分配更好地促进市场发展。分配和生产是统一的,不是相互隔离的,更不是对立的。商品进入到批发环节、零售环节称之为流通。流通如果能够发生销售,那就是消费。必须着力推进和完善的关键市场,一是流通市场的建设与发展;二是要素市场的建设与完善;三是消费市场的鼓励与促进。建设好这三个市场才能有效满足打通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个环节的总体要求。

之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点是“三去一降一补”,在当前依然有它的适用性,但是“三去一降一补”的总体落脚点在政府端。从市场端该怎么做?市场端的做法是三个“重在”。因为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从而形成更高水平的动态平衡,以此为基础完成我们的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和动力变革,进而支撑中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达到中国经济发展的战略目标,实现中国经济平稳、有序、现代化的发展和提升。

(据宣讲家网站报告录音整理

责任编辑:婧雅)

责任编辑:李贤博校对:总编室最后修改:
0

精选专题

领航新时代

精选文章

精选视频

精选图片

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宣讲家”或扫描下面的二维码:
宣讲家微信公众平台
您也可以通过点击图标来访问官方微博或下载手机客户端:
微博
微博
客户端
客户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