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年建本的绝代风华

朱子著作从建阳走向世界

千年建本的绝代风华

纸寿千年，中国古籍承载着先贤的记忆与智慧，穿越时空，不断向后人诉说着中华文明之美。若将海量古籍比喻成璀璨的银河，那么建本可算是其中耀眼的一颗星。

建本又称“建安本”“麻沙本”，狭义指在福建南平建阳北部麻沙、书坊一带刻印的古籍，广义则指在福建刻印的书籍。早在两宋时期，建本就与浙本、蜀本齐名，建阳麻沙、书坊更是成为全国三大刻印中心之一，被称为“图书之府”。

自五代迄清，建本兴盛七百余年，探寻它的发展脉络，可以看见中国书匠的技艺与风范，听见文人墨客的长吟与叹息，触摸到中华文脉传承传播的密码。

天时地利人和，建本在宋代发展壮大

建本的起源时间有三说，或唐末或五代或北宋，但公认的是建本在宋代发展到了巅峰，当时建本的出版发行量超过了浙本、蜀本。解读建本巅峰的秘密，可以从北宋的一桩奇案讲起。

元丰二年（1079年），苏轼遇到了一件糟心事，因为与王安石在变法上有不同意见，加以他不拘一格的性格，苏轼在朝中树敌不少。这一次苏轼的政敌拿着其诗文集来攻击他，“小则镂板，大则刻石，传播中外，自以为能！”他们说苏轼的诗文集传播力实在太大，建议禁版，并流放苏轼。这便是影响苏轼人生历程的“乌台诗案”。

苏轼生活的宋朝，也是雕版印刷快速发展的时代。彼时，朝廷扩大了科举取士的名额，越来越多的人能够通过科举进入仕途，读书、考试、办学逐渐成为社会风气，书籍的需求量日增。宋朝皇帝或是亲自主持典籍刊刻，或是下诏鼓励献书，甚至让国子监成为专门的图书出版和主管机构，这极大推动了出版业的发展。

宋代刻书系统有官刻、私刻、坊刻三种，官刻指政府机关刻印的图书，私刻是学者们主持刊刻的私人藏本，坊刻则是由民间书坊刻印的图书。苏轼从未委托他人编刻诗文集，无论是《眉山集》还是《钱塘集》，都是由民间书商自行搜集刊刻的，也就是坊刻。书商们见销量很好，于是持续收集再版，这让苏轼的文章大火，也给他的贬谪埋下了伏笔。宋代的坊刻中心在建阳，苏轼的诗文集许多都是建本。

雕版印刷术的普及，国家政策的引导，民间印刷业的繁荣，奠定了建本发展的基础，但这只是它发展兴盛的“天时”。

淳熙八年（1181年）正月，诗人杨万里收到了好友寄来的一本建本《东坡集》，他爱不释手，便回赠了一首《谢福建茶使吴德华送东坡新集》。在诗中，杨万里先说“东坡文集侬亦有，未及终篇已停手。印墨模糊纸不佳，亦非鱼网非科斗。”他自己有东坡的文集，但明显质量不好。接着杨万里又说“富沙枣木新雕文，传刻疏瘦不失真。纸如雪茧出玉盆，字如霜雁点秋云。”他获赠的东坡文集以枣木为雕版木材，版刻的字疏朗硬瘦，印刷用纸雪白如茧，文字的排列就好像翱翔于秋云长空的大雁，明晰有序。

富沙，旧指建阳的上级行政区建宁府（今福建南平），《建宁府志·物产志》说，墨、书籍纸“俱建阳产”。建阳似乎天生就是为刻书而存在的，清人郭柏苍在《闽产录异》里说：“建阳扣，士人呼为书纸，宋元麻沙版书，皆用此纸二百年。”闽北竹木资源丰富，且生长周期短，这给造纸提供了原料。当地盛产的梨木易于下刀又不松软，是刻印最好的材料。《书林余氏重修宗谱》说，宋代当地有“墨丘”百余口，这又解决了书刊着墨的问题。传说“墨丘”的水注墨印书，印迹均匀清晰，墨色清洁，淡香扑面，而且还能防虫防蛀。

天时地利还需人和。唐宋时期文化重心逐渐南移，于是，峨冠博带的达官、家资优裕的商贾、优雅从容的士子、青青子衿的书生，甚至通达天地的巫觋、雕龙画凤的梓人纷纷南渡。他们许多人掸了掸身上的灰尘，留在了建阳，开始用这里的纸、墨、雕版，刻印他们的记忆。

建本的优势在于校勘仔细，排版美观

宋朝政和年间（1111年-1118年），建州举人江贽发现，司马光《资治通鉴》一书卷帙浩繁，书价昂贵，贫寒书生根本读不起。于是他编刻了建本《通鉴节要》二十卷，由于卷帙缩小，简明扼要，便于购买和携带，这套书很快大火，甚至流传到了朝鲜半岛和日本。

懂读者，能创新，这是建本长盛不衰的缘由。南宋岳珂在《九经三传沿革例》里提到：“监、蜀诸本，皆无句读。惟建本始仿馆阁校书式，从旁加圈点，开卷了然，于学者为便。”大意是，比较其他刻本，建本加了标点，这非常便于阅读。

建本刻书家为了方便读者阅读，增强书籍趣味性，提高排版美观度，想了不少办法，比如配插图，比如使用统一的字体，现今我们常用的“仿宋体”也可以溯源到建本。

懂书，是因为建本编刻者本身多是“书虫”。南宋建阳人黄善夫就是著名的刻书大家和藏书达人。因为喜爱苏东坡的诗文，他专门刊刻了《东坡纪年录》，这为后世学者研究苏东坡提供了极大便利。

读书人刻书，就是要精益求精。庆元元年（1195年），黄善夫将《史记》的三种注解本“南朝宋裴骃集解”“唐司马贞索隐”“唐张守节正义”合刻成《史记集解索隐正义》。编刻中，黄善夫采用了全新的编纂体例，他在版框左栏上角加了一个小方格，内刻篇名，这叫“书耳”，方便读者快速定位到要找的篇目。黄善夫还请来好友帮忙校对，历时三年才得完成。黄善夫在书上刻下“校字责任人”黄颐、陈熙、虞应仲、刘之问、叶粟的名字。《史记集解索隐正义》至今仍是《史记》众多版本中的翘楚。

绍熙三年（1192年），朱熹从武夷山五夫里搬到了建阳，筑考亭书院，在此讲学著书，这是朱熹终老之地。朱熹的许多著作就是在建阳刊刻的，从这里传播开来。研究者认为朱熹和弟子在福建从事的文献校勘、刻印、传播等工作，“使得建本图书享誉海内外，由此也扩大了朱子学派的影响力。”

随着建本声名鹊起，盗刊成为困扰刻书家们的新问题。朱熹也遇到了这种事。他在给友人苏晋叟的信中写道：“《论孟解》乃为建阳众人不相关白而辄刊行，方此迫毁，然闻鬻书者已持其本四出矣。”原来朱熹在修改《孟子集注》时，未定的文稿被某书贾窃刊。朱熹感觉很受伤，同时也担心错误的集注会误导学子，于是告到官府，请求禁版。

《方舆胜览》是南宋一部重要的历史地理学著作，作者是南宋建阳籍的地理学家祝穆，他整理自己青年时代的游历笔记编刻此书，前后花费二十载。但是，祝穆的儿子却发现市面上居然有一本《节略舆地纪胜》，不仅复刻《方舆胜览》内容，还改换名目，节略文字。于是祝穆的儿子上诉维权。为此，两浙东路、福建转运司专门下榜告示，责令其他书坊不准仿刻《方舆胜览》。

历史上，建阳有堂号有姓名可考的书坊有84家，其中不少是百年以上的书林世家。所刻书目除经史子集丛五部外，还包含农桑医算、童蒙读物、通俗讲史小说等各类杂书。值得一提的是，在艳情小说盛行的明清，建本这一门类的存量却微乎其微，刻书家们不愿为利而刻印这类书籍，他们是有尊严的雕版者。

宋代建本便已漂洋过海，将中华文化传播世界

在建阳书坊乡歌乐山上，有一座书林门，上面雕刻着“邹鲁渊源”四字。书林门内有数里长的古道，那里曾书肆林立，书堂比邻。宋明时期，无数马车载着建本从这里出发，通过纵横交错的驿道或是“海上丝绸之路”，影响中国乃至世界。见到此景，元代理学家熊禾感叹“万里车书通上国”。

有宋一代，建本便已漂洋过海。南宋赵汝适的《诸蕃志》记录了那段光景，由泉州赴朝鲜半岛的海船在途经四明（今宁波）时，商人“用五色缬绢及建本文字博易”。彼时，建本已成为交换人参等药材的商品。朱熹的诸多著作，也躺在那些建本中，随船摇曳，向东传播。

南宋中叶，建本开始流行于日本。当时，日本五山僧侣们不仅钻研中国的佛学经典，也对以程朱为代表的宋代新儒学产生了浓厚兴趣。回国时，许多留学中国的僧侣，就带走了大量中国典籍。随着中日文化交流的不断深入，日本已不满足于从中国引入书籍，开始对中国文化典籍进行大量翻刻，还从福建招募了大量刻工。日本翻刻汉籍最为有名的，是日本室町时代的“五山版”，刻工大多是侨居日本的中国人。

明朝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传教士利玛窦以建本《四书集注》为底本，将《四书》译为拉丁文，并寄回意大利。建本图书传入西欧各国，以明嘉靖、万历之后的刻本居多，现今法国、英国的一些图书馆、博物馆中还保存着《新刊韩朋十义记》《全像三国志传》等建本古籍。可以说，建本成为向世界介绍中国及中国文化的大使。建本将中华传统文化传播到海外的同时，也把西方的知识引入中国。

建本，记载的是文化，传承的是文明。随着出版印刷工艺的发展，建本的雕版印刷技艺已不被大量使用，转而成为一项非物质文化遗产。透过建本的扉页，我们还可以看到一个个挑灯夜战的刻书家，看到一个个如饥似渴的读书人，那些读书人最终又成长为刻书家，为后来者编刻出智慧的结晶。薪火相传，继往开来，这是中华文脉传承不息的秘密，一本本书籍垒成了大厦，这是中华文明博大精深的缘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