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年建本的绝代风华

千年建本的绝代风华

朱子著作从建阳走向世界

千年建本的绝代风华

纸寿千年,中国古籍承载着先贤的记忆与智慧,穿越时空,不断向后人诉说着中华文明之美。若将海量古籍比喻成璀璨的银河,那么建本可算是其中耀眼的一颗星。

建本又称“建安本”“麻沙本”,狭义指在福建南平建阳北部麻沙、书坊一带刻印的古籍,广义则指在福建刻印的书籍。早在两宋时期,建本就与浙本、蜀本齐名,建阳麻沙、书坊更是成为全国三大刻印中心之一,被称为“图书之府”。

自五代迄清,建本兴盛七百余年,探寻它的发展脉络,可以看见中国书匠的技艺与风范,听见文人墨客的长吟与叹息,触摸到中华文脉传承传播的密码。

天时地利人和,建本在宋代发展壮大

建本的起源时间有三说,或唐末或五代或北宋,但公认的是建本在宋代发展到了巅峰,当时建本的出版发行量超过了浙本、蜀本。解读建本巅峰的秘密,可以从北宋的一桩奇案讲起。

元丰二年(1079年),苏轼遇到了一件糟心事,因为与王安石在变法上有不同意见,加以他不拘一格的性格,苏轼在朝中树敌不少。这一次苏轼的政敌拿着其诗文集来攻击他,“小则镂板,大则刻石,传播中外,自以为能!”他们说苏轼的诗文集传播力实在太大,建议禁版,并流放苏轼。这便是影响苏轼人生历程的“乌台诗案”。

苏轼生活的宋朝,也是雕版印刷快速发展的时代。彼时,朝廷扩大了科举取士的名额,越来越多的人能够通过科举进入仕途,读书、考试、办学逐渐成为社会风气,书籍的需求量日增。宋朝皇帝或是亲自主持典籍刊刻,或是下诏鼓励献书,甚至让国子监成为专门的图书出版和主管机构,这极大推动了出版业的发展。

宋代刻书系统有官刻、私刻、坊刻三种,官刻指政府机关刻印的图书,私刻是学者们主持刊刻的私人藏本,坊刻则是由民间书坊刻印的图书。苏轼从未委托他人编刻诗文集,无论是《眉山集》还是《钱塘集》,都是由民间书商自行搜集刊刻的,也就是坊刻。书商们见销量很好,于是持续收集再版,这让苏轼的文章大火,也给他的贬谪埋下了伏笔。宋代的坊刻中心在建阳,苏轼的诗文集许多都是建本。

雕版印刷术的普及,国家政策的引导,民间印刷业的繁荣,奠定了建本发展的基础,但这只是它发展兴盛的“天时”。

淳熙八年(1181年)正月,诗人杨万里收到了好友寄来的一本建本《东坡集》,他爱不释手,便回赠了一首《谢福建茶使吴德华送东坡新集》。在诗中,杨万里先说“东坡文集侬亦有,未及终篇已停手。印墨模糊纸不佳,亦非鱼网非科斗。”他自己有东坡的文集,但明显质量不好。接着杨万里又说“富沙枣木新雕文,传刻疏瘦不失真。纸如雪茧出玉盆,字如霜雁点秋云。”他获赠的东坡文集以枣木为雕版木材,版刻的字疏朗硬瘦,印刷用纸雪白如茧,文字的排列就好像翱翔于秋云长空的大雁,明晰有序。

富沙,旧指建阳的上级行政区建宁府(今福建南平),《建宁府志·物产志》说,墨、书籍纸“俱建阳产”。建阳似乎天生就是为刻书而存在的,清人郭柏苍在《闽产录异》里说:“建阳扣,士人呼为书纸,宋元麻沙版书,皆用此纸二百年。”闽北竹木资源丰富,且生长周期短,这给造纸提供了原料。当地盛产的梨木易于下刀又不松软,是刻印最好的材料。《书林余氏重修宗谱》说,宋代当地有“墨丘”百余口,这又解决了书刊着墨的问题。传说“墨丘”的水注墨印书,印迹均匀清晰,墨色清洁,淡香扑面,而且还能防虫防蛀。

天时地利还需人和。唐宋时期文化重心逐渐南移,于是,峨冠博带的达官、家资优裕的商贾、优雅从容的士子、青青子衿的书生,甚至通达天地的巫觋、雕龙画凤的梓人纷纷南渡。他们许多人掸了掸身上的灰尘,留在了建阳,开始用这里的纸、墨、雕版,刻印他们的记忆。

建本的优势在于校勘仔细,排版美观

宋朝政和年间(1111年-1118年),建州举人江贽发现,司马光《资治通鉴》一书卷帙浩繁,书价昂贵,贫寒书生根本读不起。于是他编刻了建本《通鉴节要》二十卷,由于卷帙缩小,简明扼要,便于购买和携带,这套书很快大火,甚至流传到了朝鲜半岛和日本。

懂读者,能创新,这是建本长盛不衰的缘由。南宋岳珂在《九经三传沿革例》里提到:“监、蜀诸本,皆无句读。惟建本始仿馆阁校书式,从旁加圈点,开卷了然,于学者为便。”大意是,比较其他刻本,建本加了标点,这非常便于阅读。

建本刻书家为了方便读者阅读,增强书籍趣味性,提高排版美观度,想了不少办法,比如配插图,比如使用统一的字体,现今我们常用的“仿宋体”也可以溯源到建本。

懂书,是因为建本编刻者本身多是“书虫”。南宋建阳人黄善夫就是著名的刻书大家和藏书达人。因为喜爱苏东坡的诗文,他专门刊刻了《东坡纪年录》,这为后世学者研究苏东坡提供了极大便利。

读书人刻书,就是要精益求精。庆元元年(1195年),黄善夫将《史记》的三种注解本“南朝宋裴骃集解”“唐司马贞索隐”“唐张守节正义”合刻成《史记集解索隐正义》。编刻中,黄善夫采用了全新的编纂体例,他在版框左栏上角加了一个小方格,内刻篇名,这叫“书耳”,方便读者快速定位到要找的篇目。黄善夫还请来好友帮忙校对,历时三年才得完成。黄善夫在书上刻下“校字责任人”黄颐、陈熙、虞应仲、刘之问、叶粟的名字。《史记集解索隐正义》至今仍是《史记》众多版本中的翘楚。

绍熙三年(1192年),朱熹从武夷山五夫里搬到了建阳,筑考亭书院,在此讲学著书,这是朱熹终老之地。朱熹的许多著作就是在建阳刊刻的,从这里传播开来。研究者认为朱熹和弟子在福建从事的文献校勘、刻印、传播等工作,“使得建本图书享誉海内外,由此也扩大了朱子学派的影响力。”

随着建本声名鹊起,盗刊成为困扰刻书家们的新问题。朱熹也遇到了这种事。他在给友人苏晋叟的信中写道:“《论孟解》乃为建阳众人不相关白而辄刊行,方此迫毁,然闻鬻书者已持其本四出矣。”原来朱熹在修改《孟子集注》时,未定的文稿被某书贾窃刊。朱熹感觉很受伤,同时也担心错误的集注会误导学子,于是告到官府,请求禁版。

《方舆胜览》是南宋一部重要的历史地理学著作,作者是南宋建阳籍的地理学家祝穆,他整理自己青年时代的游历笔记编刻此书,前后花费二十载。但是,祝穆的儿子却发现市面上居然有一本《节略舆地纪胜》,不仅复刻《方舆胜览》内容,还改换名目,节略文字。于是祝穆的儿子上诉维权。为此,两浙东路、福建转运司专门下榜告示,责令其他书坊不准仿刻《方舆胜览》。

历史上,建阳有堂号有姓名可考的书坊有84家,其中不少是百年以上的书林世家。所刻书目除经史子集丛五部外,还包含农桑医算、童蒙读物、通俗讲史小说等各类杂书。值得一提的是,在艳情小说盛行的明清,建本这一门类的存量却微乎其微,刻书家们不愿为利而刻印这类书籍,他们是有尊严的雕版者。

宋代建本便已漂洋过海,将中华文化传播世界

在建阳书坊乡歌乐山上,有一座书林门,上面雕刻着“邹鲁渊源”四字。书林门内有数里长的古道,那里曾书肆林立,书堂比邻。宋明时期,无数马车载着建本从这里出发,通过纵横交错的驿道或是“海上丝绸之路”,影响中国乃至世界。见到此景,元代理学家熊禾感叹“万里车书通上国”。

有宋一代,建本便已漂洋过海。南宋赵汝适的《诸蕃志》记录了那段光景,由泉州赴朝鲜半岛的海船在途经四明(今宁波)时,商人“用五色缬绢及建本文字博易”。彼时,建本已成为交换人参等药材的商品。朱熹的诸多著作,也躺在那些建本中,随船摇曳,向东传播。

南宋中叶,建本开始流行于日本。当时,日本五山僧侣们不仅钻研中国的佛学经典,也对以程朱为代表的宋代新儒学产生了浓厚兴趣。回国时,许多留学中国的僧侣,就带走了大量中国典籍。随着中日文化交流的不断深入,日本已不满足于从中国引入书籍,开始对中国文化典籍进行大量翻刻,还从福建招募了大量刻工。日本翻刻汉籍最为有名的,是日本室町时代的“五山版”,刻工大多是侨居日本的中国人。

明朝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传教士利玛窦以建本《四书集注》为底本,将《四书》译为拉丁文,并寄回意大利。建本图书传入西欧各国,以明嘉靖、万历之后的刻本居多,现今法国、英国的一些图书馆、博物馆中还保存着《新刊韩朋十义记》《全像三国志传》等建本古籍。可以说,建本成为向世界介绍中国及中国文化的大使。建本将中华传统文化传播到海外的同时,也把西方的知识引入中国。

建本,记载的是文化,传承的是文明。随着出版印刷工艺的发展,建本的雕版印刷技艺已不被大量使用,转而成为一项非物质文化遗产。透过建本的扉页,我们还可以看到一个个挑灯夜战的刻书家,看到一个个如饥似渴的读书人,那些读书人最终又成长为刻书家,为后来者编刻出智慧的结晶。薪火相传,继往开来,这是中华文脉传承不息的秘密,一本本书籍垒成了大厦,这是中华文明博大精深的缘由。

责任编辑:王梓辰校对:刘佳星最后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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