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刚：千古风流看苏轼（5）

传播环境的改变使皇帝看到舆论的力量。对于帝王来说，这种现象必须加以处理，必须以行之有效的办法替代传统儒家的做法。虽然是否有必要将其上升为一起司法事件还有待商榷，但乌台诗案的立案与传播环境的改变确实有一定关系。

作为法律案件，我们关心的第二个问题就是如何审判。我们可能在戏剧舞台上看过，先审讯，再判决，最后执行。这种情节只发生在戏剧中，不是真实的宋代的司法实践。宋代司法制度的特点是鞫谳分司。“鞫”是审讯，“谳”是判决，二者分属于两个独立的机构。负责审讯的人不会介入判决，同样，负责判决的人也不会提前介入审讯。就乌台诗案而言，审讯由御史台负责。御史台成立专案组，称为御史台根勘所。审讯得到的结果称为供状，现存约40篇苏轼的供状。到此，审讯工作完成。

判决由大理寺负责，称为检法，即从现行有效的法律条文中筛选出适合苏轼罪状的条目，并根据条目进行判决。当时的法律条文包含三类内容：一是律，即从唐代留下的法律；二是敕，即历代帝王出台的命令；三是《宋刑统》。判决的结果是“当徒二年，会赦当原”，即原本要判两年徒刑，但依据一些赦令，苏轼可以免罪。这是大理寺的判决结果。结果一出，御史台的几位御史连续上书，请求严惩苏轼，但他们也无法明确指出大理寺的判决在法理上的错误。他们只是认为这样的结果起不到惩戒作用。

在审讯机关和判决机关意见无法统一的情况下，这个案件被移交至审刑院。审刑院负责案件复核。我们现在依然能够看到以审刑院判决文书为基础做成的文本。审刑院的判决有两个特点：一是简化了御史台提供的供状，将苏轼在与他人交往中提到的关于讽刺朝政的内容删除了，尤其是与苏辙之间的交流，都不算是罪证了；二是它不仅支持了大理寺的判决，还罗列了更多敕令以证明苏轼是可以被赦免的。审刑院的结论是“原免释放”。

这时要由皇帝作最后的判决，皇帝首先承认大理寺和审刑院在法理上的判决是正确的，但或许是考虑到御史台，又或许是考虑到政治影响的问题，皇帝将苏轼贬到黄州，并用了一个词叫“特责”，也就是在法律之上的皇权所作出的责罚。乌台诗案中，皇帝的特权并不是一开始便介入的，而是在司法程序走完后作出的裁断。遭遇乌台诗案是苏轼的不幸，但从审理过程看，它体现着传统中国法治的高度。

主持人：乌台诗案前，北宋的风气还是比较自由的。在此之后，会不会产生一些不好的影响？

朱刚：肯定产生了不好的影响。制度保证是言论自由的前提。御史台、谏院的官员虽级别不高，但却有权力与更高级别的官员争论。在宋代，这种情况被称为台谏。台谏制度在一定程度上保证言路畅通。然而乌台诗案属于另一种情况。我想，以他人所作诗篇作为罪证的人，并不是真正替皇帝抱不平的人，而是借此机会攻击政敌罢了。也就是说，这只是这些政客为攻击政敌而找到的一种方法。此后便延续了这种不良风气，从对手的文字中找出攻击的内容，作为政治打击的一种手段。长此以往，很容易变为互相报复。实际上，这种事情也确实在旧党和新党之间发生了。

在这方面，苏轼确实受到较深迫害。他曾自述，多年来受到的政治攻击，对手几乎都用同一种手段，即从文字中找材料。“前后相似，专用此术”。从党争的角度看，党争的形势改变必然引起政策的改变，政策改变后，挑出之前文章的错误则非常容易。北宋中后期，官场上逐渐形成这种不良风气。不过，这种不良风气的形成与传播环境改变也有一定关系。我认为，宋人对这一问题并没有想出有效对策。对待乌台诗案，有人表示同情苏轼，也有人觉得苏轼咎由自取，大家都各执己见，未有统一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