漕船结队城下过

在历史上，永定河及西山水脉，或作为航运通道，或作为运河水源，为北京城市的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从早期对永定河自然河道的利用，到金代开凿金口河，打通海淀台地，再到元代大规模改造京西水系，一系列漕运通航的探索实践蕴含了人们尊重自然、利用自然的科学思想以及勇于探索、百折不挠的民族精神。

漕运先行 城市奠基

北京地处联系中原和东北的枢纽位置，从秦汉到隋唐一直是北方军事重镇，华北平原发达的政治、经济中心。利用河道沟渠开展水上运输，特别是运送军粮等物资，是推动运河开凿最直接的动力之一。东汉初年王霸任上谷郡太守，史书称其“凡与匈奴、乌桓大小数十百战，颇识边事，数上书言宜与匈奴结和亲，又陈委输可从温水漕，以省陆转输之劳，事皆施行”。不少学者认为，这里的温水，可能是㶟水在传抄过程中出现的讹误，而㶟水正是今天永定河的前身。

借助于考古发现已知，东汉王霸行漕时的河道，大致经过今积水潭、什刹海、北海、中南海、石碑胡同、人民大会堂西南，出前门，经鲜鱼口、芦草园、龙潭湖、方庄等地，向东南流入笥沟（今北运河）的㶟水故道——古高梁河。20世纪末北京方庄小区曾出土一艘大型古船，长14.6米，宽4.7米，倒扣在呈古河道形态的沙土中，周围都是汉代陶片。这一条古河道的存在是北京地区漕运的最早记载。

隋唐时期对运河的疏浚开发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开凿南起余杭（今浙江杭州）、北至涿郡（今北京）的大运河成为当时政治经济发展的需要，如开辟水路运送兵员粮饷，供皇帝巡视政务与游乐休闲等。大运河北京段的开发，基本上沿用了永定河的河道。《隋书•炀帝纪》记载，大业四年正月乙丑（公元608年2月12日）“诏发河北诸郡男女百余万开永济渠，引沁水南达于河，北通涿郡”。永定河这一时期被称为桑干水，下游河道成为南北大运河永济渠重要组成部分。至于其具体路线，谭其骧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认为，永济渠北段自天津经由潞水北上，至武清转向西北，再循桑干水直达涿郡蓟城。这一水运路线将涿郡所在的幽燕地区与中原地区、日渐富庶的江淮地区连接起来，形成了沟通南北的经济纽带，密切了中原与幽州地区的政治经济联系，推动了南北经济文化的交流。

隋末时大运河已经是“商旅往来，船乘不绝”。唐代大运河“北通涿郡之渔商，南运江都之转输”，进一步推动北京地区经济的繁荣发展。唐玄宗开元、天宝年间，幽州地区漕运兴盛。辽代北京成为南京析津府，为辽国五京之一。萧太后与辽圣宗主政早期的统和年间（公元983―1012年），辽王朝国力强盛，曾利用永定河故道开发漕运功能，为辽南京城的发展提供物资保障，留下一条至今遗迹尚存的“萧太后运粮河”，即萧太后河。

萧太后河说是“开凿”，其实并没有太大工程量，只是利用了当时残留的古永定河河道稍作疏浚、整理和连通。辽国漕粮由海路运至蓟运河河口，转入内陆运河，至香河县西南入白河，继续向西北逆行几十里到潞县南，然后经萧太后河到达燕京。它是改造天然河道，沟通北京城与北运河漕运的开端，为金代开通闸河、元代开启通惠河奠定了基础。在后来大运河漕运兴盛期，它也曾作为支系，发挥着调节水流和分流民船的作用。

开源济漕 重塑河川

公元1153年，金海陵王将金代都城从上京（今黑龙江阿城）南迁至燕京（辽南京，今北京），改称中都，这是北京成为首都的开始。金代为解决都城居民日常用水以及漕运用水等问题，启动了两项水利工程：一是继续以永定河为水源，开凿金口河，从石景山麻峪村引卢沟河（即永定河）水沿中都城北墙向东，流入北运河。二是将玉泉山一带的泉水挽而向南，凿开海淀台地，汇入中都城以北的高梁河，再将扩大了的高梁河水注入通州附近的北运河，使漕船能顺利到达。这两项工程规模浩大，是北京城市发展历史上首次为开拓水源而实施的工程。

由于卢沟河是当时流经北京地区水量最大的河流，金代统治者首先将其作为引水济漕的水源。据《金史•河渠志》记载，金世宗大定十年（公元1170年），召集朝臣会商导引卢沟河水通漕方案，决定“自金口导至京城北入壕，而东至通州之北，入潞水”。金口位于石景山北麓与四平山夹口的位置，即现在石景山发电厂处。这条金口河，也是利用了永定河的金钩河故道，所引卢沟河水经过金口向东流出，辗转连接今通惠河河道。由于卢沟河水湍急浑浊，汛期时激流漩洄，枯水期时则泥淖淤塞、积滓成浅，不能胜舟，此次开凿以失败而告终，却给后人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教训。此后，人们仍然利用该河道，从水源上另辟蹊径。

除了利用永定河外，金代统治者还把目光投向西山丰富的湖泊和泉脉。西山东麓是永定河冲积洪积扇的山前潜水溢出带，泉流密布。受地形走势的影响，金代以前这一带的泉流水脉多是向东流向今六郎庄、万泉庄（即巴沟低地）一带，朝着海淀聚集；也有一些水脉向东北经今青龙桥、肖家河等地流向清河谷地，与南边的高梁河水系并不相连。金泰和年间（公元1201―1208年）朝廷下令疏浚闸河，“为闸以节高良河、白莲潭诸水，以通山东、河北之粟”。白莲潭即今什刹海一带的湖泊。通过闸坝调节水量，运粮船从通州逆水而上就可以到达中都城。但是，高梁河、什刹海一带水源有限，通州至中都城的漕运时断时续。

为进一步解决漕运缺水问题，金代开始尝试利用瓮山泊（今昆明湖）一带的水源，组织人力打通万泉河水系与高梁河水系之间的分水岭——海淀台地，将西北郊的水源导引到闸河以通漕运。沟通瓮山泊（今昆明湖）和高梁河的人工渠道，就是今天被称为长河的河道。海淀台地的打通、长河的开凿，不仅解决了高梁河水源不足的问题，方便了中都与西山行宫的联系，助推西山园林的兴起，更有利于北京整体水系格局的重塑，使西山水系成为助推北京城市发展壮大的主动脉，为后来漕运及新的城市水系格局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舳舻蔽水 都城命脉

在元代，北京成为大一统王朝的都城。随着统治疆域的扩大，从莲花池水系成长起来的蓟城及此后的中都城已经难以满足城市发展的需要，于是统治者打算在金中都东北、高梁河畔营建新的都城——大都。

大都的营建，需要大量木材、石料等各种建材物资。这些物资或采自西山或从南方调运。为了方便物资运输，至元二年（公元1265年）郭守敬向忽必烈建议重开金口河。郭守敬吸取金代开凿失败的教训，特意“于金口西预开减水口，西南还大河，令其深广，以防涨水突入之患”，避免了洪水直接从金口灌入金口河威胁到旧中都城的安全。从至元三年到大德五年，金口河被重新使用了35年，为大都城的建造作出了贡献。但卢沟河并不因改朝换代而变得安分。公元1298年，卢沟水涨，金口闸被迫关闭。三年后，卢沟水势不减。郭守敬怕洪水失控危及大都城，将金口以上河身尽行封堵，不敢再用。元末漕运不足，再开金口河的议题又被提起。当时大都城居民盛行用煤炭取暖，人们期待金口河开凿成功后，可以像元初运送木材石料那样将西山的煤炭运到城里，满足“京师人烟百万”的日常需求。但工程完成以后，卢沟水顺金口新河汹涌而来，沿岸险情不断，只好放下闸板关闭金口，永不启用。

随着元代定都北京，大都的物资需求日益庞大，而粮赋供给却几乎全部仰仗江南。为解决这一问题，郭守敬提出了开凿大都运粮河计划：“引北山白浮泉水，西折而南，经瓮山泊，自西水门入城，环汇于积水潭，复东折而南，出南水门，合入旧运粮河。”为了寻找更加稳定的水源，郭守敬在金代长河引水工程的基础上进一步向北向东延伸引水线路，把大都城的水源供给范围扩大到西北环山脚下，使从北到西沿山而成的巨大扇形区域内的大小水脉源源不断地汇入城里，赋予了城市发展新的动力。至元三十年（公元1293年）秋，元世祖忽必烈由上都回銮大都时，见积水潭上桅杆林立、舳舻蔽水，十分兴奋地将这条新的水道赐名通惠河。

在元代，通惠河通航约50年，浩浩荡荡的船队络绎不绝地穿行大都城内。通过它，元大都不仅在布局上充分展现了建筑方正严谨与河流弯转灵动之间的平衡协调，还完美地实现了漕粮入城的宏伟设想。积水潭的南半部被圈入皇城，造就了皇家苑囿，还专门开辟御用水源——金水河；北半部则被改造成运河码头，成为城市的交通枢纽和商业中心，通过漕运船队，南来北往的各种物资汇集于此，造就了其东岸至鼓楼周边繁华的贸易市场，商脉绵延至今。

明清时期漕运对永定河及西山诸水的开发利用，基本继承了元代格局。由于明代昌平皇陵的建设，原本作为通惠河水源的白浮泉被废弃，同时皇城的扩展将通惠河上游包入其中，漕船无法入城，通惠河终点改在了大通桥下。从漕运角度还须一提的是，明代浑河（永定河）至看丹口分为两派，其北派（大致即今凉水河的河道）之水至张家湾、漷县，汇入白河，壮大了北运河水量，这也是永定河为数百年的漕运兴盛作出的贡献。清代在西郊三山五园建设过程中，还曾开通会清河运输漕粮。漕船自通州石坝起运，溯温榆河而上，至清河口转沙子营，再溯清河而上，至清河镇本裕仓。

回望历史，从早期利用自然河道通航，到不断疏浚开拓萧太后河、金口河、闸河、通惠河等，北京的城市建设与永定河及西山水脉密切相连。尤其在金代建都以后，永定河及西山水脉沟通了京城南北之间的大水网，为都城漕运及水系格局奠定了基础，确立了“前朝后市”巧妙而壮丽的都城格局。与此同时，由于气候因素和人类过度开发，永定河在历史上也发生过多次水害。流域人民在利用永定河干、支流之水为自己造福谋利的同时，也坚持不懈地与洪水作斗争，以减灾避患，这也是永定河流域水文化的丰富内涵。

遥想当年“漕船结队城下过”的盛景，永定河好似贯穿西山永定河文化带的一条长链，从远古奔流至今，不仅是滋养沿岸物质文明的水脉，也是承载文化交流、传播文明成果的文脉。它保障了城市建设，丰富了百姓生活，孕育了北京的都城文化，也写就了一段华夏历史的精彩篇章。

（作者简介：王洪波，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