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数字技术促进生产力发展

【中图分类号】F49 【文献标识码】A

“数字中国”建设是时代的必然选择

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物质生产力是全部社会生活的物质前提，同生产力发展一定阶段相适应的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经济基础。生产力是推动社会进步的最活跃、最革命的要素，生产力发展是衡量社会发展的具有根本性的标准。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工业革命以来，人类通过科学技术极大地改变了人类的生存方式，科学技术逐渐成为人类物质生产实践水平的决定性力量。目前，人类社会正处于以数字信息技术为代表的第三次工业革命历史进程中，数字信息技术成为决定当代社会生产力水平的重要因素。2020年11月1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浦东开发开放30周年庆祝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科学技术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深刻影响着国家的前途命运，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深刻影响着人民的幸福安康。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科学技术解决方案，更加需要增强创新这个第一动力。”“加快数字化发展，建设数字中国”就是党和国家对于如何进一步解放以数字技术为核心的生产力发展这一问题的时代回答。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作出了“加快数字化发展，建设数字中国”的重要部署。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数字技术正以新理念、新业态、新模式全面融入人类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的各领域和全过程，给人类生产生活带来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回顾历史，可以发现数字信息化问题一直是习近平总书记关注的焦点。早在2000年，习近平同志在福建工作时，就着眼于抢占信息化战略制高点，增创福建发展新优势，作出了建设“数字福建”的重要决策，开启了福建推进信息化建设的进程。从“数字福建”到“数字中国”，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瞻远瞩，着眼我国经济社会的中长期发展，把握世界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大趋势的战略眼光与智慧。

完善科技创新激励制度，助力自主创新能力突破

“各种经济时代的区别不在于生产什么，而在于怎样生产，用什么劳动资料生产。”正如蒸汽机之于第一次工业革命，发电机之于第二次工业革命，驱动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心脏”就是计算机以及围绕计算机发展而来的数字技术。目前，我国科技自主创新能力大幅提升，在某些领域已达到世界领先水平，但也必须清晰地认识到，我国数字技术发展仍然道长且阻。具体表现就是支撑数字技术发展的基础性核心技术目前尚未实现完全国产化，其中最值得警惕的是数字工业发展的三大基石技术——芯片技术、光刻机技术、工业软件技术，目前均尚未实现大规模国产与商业化使用。除此之外，涉及整个产业基础的细节核心技术，例如高端电容电阻、光刻胶、微球、超精密抛光工艺等，我国与世界一流水平尚有一定差距。

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在大变局中有两个方面值得特别关注：第一是新一轮科技革命迅猛发展，科技创新是提高社会生产力和综合国力的战略支撑，必须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第二是中国坚持走合作共赢的道路，但国际保护主义、单边主义上升，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大流行更是加剧了这种趋势，世界进入动荡变革期。因此，当前，科技发展水平已成为国际竞争的重要筹码，要警惕在某些关键技术核心领域被其他国家“卡脖子”，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增强创新这个驱动发展的第一动力。

如何提升创新能力？历史经验表明，创新激励体制是激活科技创新力的有效途径。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关于新时代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意见》中就提出要“创新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机制，完善技术成果转化公开交易与监管体系，推动科技成果转化和产业化”。数字时代的科技创新有其基本逻辑。与上一阶段国家主导的以核物理技术、航空航天技术为主的创新时期不同，数字时代的创新主体主要由企业与学术机构（高校、科研机构）构成。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建立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深度融合的技术创新体系，加强对中小企业创新的支持，促进科技成果转化”。

首先，对于以学术机构为主的创新主体而言，科研投入包括政府财政拨款、科研人员智力贡献、科研单位硬件投入等，科研过程的多方参与形成了较为复杂的科技成果产权界定。科技创新是一种基于脑力劳动的智力活动，因此应该明确科研人员智力投入对于科研产出贡献的主导性，相应的激励制度应该为科研人员在科技成果的贡献中划定最小贡献份额，提升科研人员的人力资本投资回报，实现激励政策的预期稳定和正向激励意义。

其次，对于以企业为主的创新主体而言，主要应从相应的财税配套政策激励企业创新。具体表现为，第一要适当增加R&D（科学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的财政投入，减小企业原始创新的压力；第二继续在全国范围内推广国家科技成果转化引导基金模式，引领和带动多方资本共同参与科技成果转化，激活市场参与热情；第三在税收优惠方面，目前的税收优惠主要针对科研活动三阶段“研发-成果转化-市场化”的最后一个阶段。对科研成果的实际应用起重要推动作用的“成果转化阶段”目前普遍重视不够，导致许多创新成果卡在实验室中无法进入市场，因此可以将相应的税收优惠环节前置，降低企业科技成果转化的风险。

最后，虽然在目前的科技创新活动中，政府主要起辅助与支持作用，但在实际资源分配过程中，例如科技创新项目的选择与落地方面，政府依然发挥着决定性作用。相关部门在积极响应国家建设数字社会号召的同时，尤其要警惕一些科技新概念的炒作之风，避免盲目上马新项目。在科技创新项目的引进中，应该继续聚焦关键核心技术的攻克，尤其是扼守整个数字产业发展咽喉的关键技术项目，将宝贵的科研资源用于真正改变我国数字科技竞争格局的刀刃之上，努力实现或提升这些关键技术的中国原创比例。

建设数字技术的“机器体系”，深挖数据生产要素价值

实现数字核心技术的自给自足不是一蹴而就的，数字社会建设的其他方面不能因此停摆。数字技术赋能生产力的解放除了体现在技术创新之外，还体现在各种数字技术之间是否能进行有效配合，形成一套“数字技术机器体系”。所谓的“机器体系”是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多次提到的一个概念，这一概念指出，不是蒸汽机而是大机器体系的形成才是工业革命爆发和全面发展的标志。马克思特别强调“要区分许多同类机器的协作和机器系统”。一个机器系统的形成，并不是某项技术突破的结果，而是多种技术相互联系整体突破的结果。因此，数字技术的自主创新应与数字技术的“机器体系”建设齐头并进，互相促进，实现技术解放生产力“1+1>2”的效果。

生产要素理论的发展是由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决定的，所以历史的每个阶段都会出现新的生产要素，它们都在特定时期对社会生产起主导作用。马克思指出，生产要素作为时代划分的显著标志，每一种生产要素的出现均有划时代的意义。信息时代，数据是推动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核心生产要素，数据资源就是最重要的战略资源，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谁掌握了数据，谁就掌握了主动权”。因此，“数字技术机器体系”的建设重点在于如何最大限度发挥“数据”这一生产要素的价值。

类似石油的“采-运-炼-储-用”是工业经济的核心命脉一样，数据的“采-存-算-管-用”就是数字经济的核心命脉。虽然数据的非物质性与传统生产要素物质性的特点不同，但数据的“采-存-算-管-用”过程却是物质性的，即这些过程的实现依赖物质化的设备与设施。因此，“数字技术机器体系”的建设应该首先聚焦于涉及“采-存-算-管-用”的机器体制的建设。

要利用生产要素进行生产，首先需要获取生产要素。对于数字工业体系而言，首先需要保障获取信息的渠道通畅。完成数据的“采集”，才能实现后续的“存-算-管-用”，因此数字机器体系建设的首要战略就是建好网络通信基础设施，保障信息流通渠道的畅通无阻。虽然目前4G网络通信技术尚能满足需求，但随着社会数据几何式的爆炸增长，4G网络的信息传输速度也即将达到极限。未雨绸缪，5G等新一代网络通讯设施的布局要具有前瞻性。与4G技术相比，5G技术在信息传输的速度、能耗、即时性、稳定性、移动性、安全性方面都有质的飞跃。

虽然数据是信息的形成基础，但其本身并无价值。数据产生价值，需要对数据进行加工，实现数据向信息（信息=数据+意义）的转换，这就涉及到数据的“存-算-管”。目前，人类社会的数据生产已经进入了大数据时代，大数据巨大的体量对数据的“存-算-管”提出了全新要求。因此要布局和推进大数据中心与云计算中心的综合建设。大数据和云计算密不可分，两者就像一枚硬币的正反两面，大数据中心提供数据的“存-管”，云计算中心提供“算力”，二者协作才能完成大数据的“存-算-管”工作。

《大数据时代》的作者维克托·迈尔·舍恩伯格指出：“数据价值的关键在于使用，收集信息固然至关重要，但还远远不够，因为大部分的数据价值在于它的使用，而不是占有本身。”数据的真正价值体现在“用”。目前我国数字经济建设规划的“物联网”“工业互联网”“人工智能”“虚拟现实与增强现实”等项目均是对于数据不同使用方式的具体体现。从目前数据生产的现状来看，要实现数据的物尽其“用”，首先还要解决数据的流动问题。

目前出于对投资成本等现实问题的考虑，各种数据库在建设过程中会选择不同的计算资源、网络资源和存储资源，由此形成了数据库之间的三堵数据高墙：“算力墙”“网络墙”与“介质墙”。大量数据分散沉淀在不同的数据库中，无法流动汇聚，形成信息“死水”。因此在未来的数据基础设施建设上，应该采用多元化算力，匹配多样性数据瓦解“算力墙”；采用开放式数据接入框架瓦解网络墙，提供工业标准接口瓦解“介质墙”；打造数据全生命周期储存融合和数据加工垂直优化融合的“一横一纵”双向融合架构的数据库设施，完成数据从“数据资源—数据资产（产品）—数据商品—数据资本”的形态演进，实现数据“潜在价值—价值创造—价值实现—价值增值（倍增）”的价值飞跃。

（作者分别为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教授、博导；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博士研究生）

【参考文献】

①张建云：《大数据技术体系与当代生产力革命》，《马克思主义研究》，2021年第4期。

②李海舰、赵丽：《数据成为生产要素：特征、机制与价值形态演进》，《上海经济研究》，2021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