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上访为下访”蕴含的基层治理密码

2023年5月是《信访工作条例》正式实施一周年，信访工作是党的群众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了解社情民意的重要窗口。习近平同志在浙江工作期间，亲自倡导并带头下访接访群众，形成了一系列好经验好做法，被称为“浦江经验”，其内涵和价值值得深入挖掘。

“浦江经验”直击信访工作难题。信访工作曾被基层干部称为“天下第一难事”。根据笔者的观察和体会，其至少有三个难。

一是识别难。重复信访的群众起初多少有一些道理，但由于个别地方的矛盾源头化解不到位，久而久之容易形成有理诉求与无理诉求交织、理性表达与非理性因素并存的尴尬局面。通俗地说，“伤风咳嗽”硬生生拖成了“疑难杂症”。

二是协调难。药到方能病除。信访问题是全局问题的综合反映，因此信访工作绝不是信访局一个部门的工作。例如征地拆迁往往就涉及自然资源、住房和城乡建设、城市管理等部门，还可能有法院等司法机关参与。信访局和信访干部在推动化解时处于直面群众的第一线，导致这个原本不直接产生矛盾的部门反而成为矛盾的聚焦点，有时候显得力不从心。

三是根治难。在现代化进程中，社会矛盾与经济发展往往相伴而生，企业改制、征地拆迁、市场秩序、邻里关系等矛盾纠纷愈来愈复杂。有的矛盾今天解决了，明天又可能以新的由头和形式出现；有的矛盾本身还没解决，次生问题就出现了。因此，要抓准和解决信访事项的“病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这三个难，给信访工作提出了高要求。2003年至2006年，习近平同志深入浙江基层，“变上访为下访”，催生了浙江一个“雷打不动”的制度——在习近平同志倡导下，全省、市、县各级领导进一步把信访工作摆上重要议事日程，各级党政“一把手”亲自抓信访，带头搞下访，一级带着一级层层抓落实，达到了改善干群关系和加强基层治理的好效果，有效有力化解了这些难题。

“浦江经验”的精髓要义。相比一般的信访工作，变群众上访为领导下访，可以细致地识别和诊断问题；同时变被动应对为主动担当，真抓实干地化解风险。这些做法背后蕴含着独特的基层治理密码。

首先是“快”。《信访工作条例》规定，信访人采用走访形式提出信访事项的，应当到有权处理的本级或者上一级机关、单位。处理事项有法定流程，处理需要花费时间，这客观上会让一些基层矛盾在逐级反映过程中拖大。领导下访和诚恳倾听，正好弥补了这一点。进一步而言，只有不拖不等，才能让群众安心留在当地，不把事情闹大，进而与有关部门商量解决问题，达到“人要回去，事要解决”的目的。值得注意的是，下访并不意味着主要领导事必躬亲，而是起到示范带动作用，引领各部门及时回应群众诉求，这与党的群众路线是一致的。

其次是“联”。信访工作是一项系统工程，因此各级党委政府都设有信访工作联席会议，开展统筹协调。领导主动下访基层，既意味着更大的协调和推动力度，有助于发现体制机制的深层次矛盾，也有助于解决个案背后的带有普遍性和一般性的矛盾和问题，而不单单是满足群众的某个特定诉求。例如2003年9月18日当天，习近平同志率省直15个有关部门负责人和市、县党政主要领导，大家共接访436批，当场解决了91个问题，留下许多令人津津乐道的故事。这种领导干部“组团”到一线看真问题、想真办法甚至触及一些部门真利益的做法，有助于从制度层面防范同类问题发生，建立起长效机制，真正把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

再就是“实”。根据笔者观察，个别信访群众即便签署了息访罢诉承诺书，多年后依然可能就同一事项上访。这种现象的出现，有群众的因素，也有工作的不足。信访工作讲究情理法的统一。从这个意义上说，化解信访事项需要设身处地和换位思考，把推动解决实际问题与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结合起来，把保障群众权益与打开群众“心结”结合起来，把畅通表达渠道与规范表达渠道结合起来。因此，要坚持依法依规依政策，讲究方式方法，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告之以法，真心真情为信访群众办事，说到底是做到了“实”。

把“浦江经验”有机融入调查研究。在新时代新征程中，不论是高质量发展、高品质生活还是高效能治理，其复杂性都远超以往，根本上在于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日益广泛、向往也更加强烈。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维权是维稳的基础，维稳的实质是维权。笔者在观察中发现，年龄大的来访群众往往关注具体利益诉求的解决；相比而言，“90后”和“00后”明显更懂法律、更讲权利、更重程序。为此，我们不能满足于终端矛盾纠纷的化解，还要把工作向源头权益保障延伸。换言之，真下真访民情，可以更好地拓展群众的知情和反映渠道，进而保障其参与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权利，从根子上理清矛盾风险点，这可能是信访工作的新增长点。

信访工作具有鲜明的时代性，是经济社会发展状况的晴雨表。因此，鉴于基层的治理复杂性，不仅需要干部把情况摸清、把问题找准、把对策提实，还需要从理论化、制度化、法治化等多维度深化发展。在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时，“浦江经验”给干部下基层明确了方向——既要实心实意地回应一件件具体的利益诉求，又要关注社情民意，着力发现各种苗头性、倾向性问题，提出整体性和系统性的解决方案，助力国家治理现代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