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个结合”视域下传统教育思想“两创”新实践

【中图分类号】G40-09 【文献标识码】A

2023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指出：“‘第二个结合’，是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是对中华文明发展规律的深刻把握。”当前，要深刻领会和把握“第二个结合”的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在扎根中国大地办教育的理念下，坚持自信自立和守正创新，充分运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的教育思想和智慧，着力做好“两创”新实践。

“第二个结合”视域下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传统教育思想的契合

教育立足点：均注重个性化教育需求。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写道：“未来教育对所有已满一定年龄的儿童来说，就是生产劳动同智育和体育相结合，它不仅是提高社会生产的一种方法，而且是造就全面发展的人的唯一方法。”“全面发展”所描述的是超越资本主义狭隘生产关系并扼杀人主体性的“真正复归”状态，不仅包含个人身心协调发展的要求，还内在地包含对作为群体的人类社会各成员自然素质、社会素养以及精神境界等方面的共同提升。

这反映在教育活动中，一方面，要尊重学生的个性差异，这与传统儒家提倡的“因材施教”和道家主张的“自然无为”理念相契合。传统儒家教育思想强调“因材施教”，孔子尤其重视根据学生思想、认知、智力、人格的不同而做到因势利导，在实践中十分强调尊重学生个性。传统道家教育思想中所倡导的“自然无为”也与儒家教育思想具有内在一致性，即重视通过遵循人的本性来开展教育活动。另一方面，注重凸显学生的主观能动性，激发学生的自主性和自由意志，这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强调主观能动性等思想具有契合性。佛教禅宗经典教义中蕴含的哲学思想“教外别传”“我心即佛”“不立文字”等，实际上要求人们摆脱外在而转向自身觉悟，其在教育活动中的运用自然而然地要求个体注重形成自身独特的领悟，以发挥在学习过程中的主观能动性。

教育途径：均注重理论与实践相结合。马克思主义的人民性和革命性决定了这是一个最讲求实践的理论体系，正如《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所强调的“问题在于改变世界”，运用真理改变世界是一个历史过程，而理论本身又必然地源自并反作用于实践，不论在历史领域还是在自然领域都必须坚持物质的第一性和实践的先在性。其中人作为认识和实践主体，要以“革命的理论”指导“革命的实践”，并将理论放到实践中检验其科学性和真理性。这反映在教育活动中，强调在知识传授中必须注重实践教育，进而实现用实践来检验理论知识、完成理论知识的现实转化，这与儒家教育思想中的“知行合一观”相契合。

尽管先秦儒家并未形成系统的知行观，但已经敏锐地察觉到“知易行难”；孔子主张以行为本，其后人子思在所著《中庸》中明确提出了知行问题属于修身治国之根本性问题；王阳明在前人讨论的基础上明确提出“知行合一”，即“知行不可分作两事”。儒家在教育特别是道德教育中强调知行一致的基本原则，主张衡量一个人的道德修养，不仅要“听其言”，还要“观其行”，因而在教育实践中讲求道德学习和实践相一致、理论评价和行动评价相一致。荀子在前人基础上把“知”进一步细分为“闻”“见”“知”，这是对孔子所讲的“学而不思则罔”中“学”的认识深化，并且在一定意义上更加强调“行”的重要性。董仲舒主张的“强勉行道，则德日起而大有功”以及朱熹所强调的“致知、力行，用功不可偏”，对于教育思想而言都是极大的丰富和发展。足见，传统教育思想中的知行观同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在某种程度上具有一致性，反映在教育活动中，就是既要真知又要真行，两者统一于个人的独特体验。

教育价值：均注重自我价值与社会价值的辩证统一。人都是具体历史条件和社会生产关系制约下的存在，学校教育活动之特殊性就体现在通过有目的有计划的系统活动，实现对个人与社会之间辩证关系的确立。第一，社会越是发展，其越能够为个体自我价值实现创造更坚实的条件，因而个体自我价值一刻也不能够脱离社会价值。第二，个体社会价值本身要为个体自我完善、全面发展提供保障，并且促进不同个体的自我价值实现同向同行，而正是这种不同个体自我价值的汇聚，才能够实现“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马克思主义教育观重视在教育活动中揭示人的社会属性和价值属性，倡导个体的个人价值应建立在社会价值基础上。这在某种程度上与中国传统教育思想中的群性教育理念相契合。

中国传统教育思想中的群性教育就是为建立和谐人群关系而培养群性的教育，旨在促进个人的群化或社会化过程。中国传统群性教育关注个体与个体、个体与群体间的社会关系，尽管在封建生产关系下这种关注和协调所指向的是稳定封建统治，但是其在客观上促进了个人与集体的融合，促进受教育者正确认识个体价值和社会价值的关系，强调个体承担社会责任。群育思想最早可追溯至先秦儒家孔子提出的“合群”思想；孟子在此基础之上对仁礼学说进一步完善；荀子提出“合群论”，强调“善群”“能群”的重要意义。以墨子为代表的墨家将“兼爱”作为学说的核心，强调通过“兼爱”的社会教育来构建平等互助的“兼爱”社会。《学记》这一在世界教育史上具有深远影响力的教育著作，也最早、最完整地对学生群性养成这一教育问题进行论述。

“第二个结合”视域下传统教育思想“两创”新实践

坚持以人为本价值取向，以“因材施教”促进教育公平。新时代，学校教育坚持以人为本，更加强调教育要满足受教育者个性化需求，以促进学生的个性化发展，最终实现其自由全面发展。儒家思想语境下的“因材施教”着重强调的是受教育者个体，但是如何将该理念与整个社会层面上所强调的教育公平及教育效率问题加以关联着墨不多。因而，要以马克思教育观为理论指导，着力对“因材施教”进行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以不断发扬以人为本的教育理念，进一步激发全社会学习者的学习热情。

马克思提出“需要即本性”的命题，认为分析人的本性不能脱离人的现实需求。在信息时代，生产力发展和由此产生的新的生产关系、新的社会生活方式、新的事物等，都使受教育者的个性诉求更加强烈。在此背景下推进“因材施教”，一方面应确立学生在教学中的主体性地位，为学生提供多样化的学习机会，并根据每位学生特点为之设定差异化的学习目标、制定个性化的学习方案；另一方面应运用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新兴数字化教育手段，使教育主体更加全面地把握受教育者的教育需求动态变化情况，让“因材”基于更加客观全面的数据信息之上，为提供常态化、个性化的优质教育服务奠定基础。

坚持知行合一基本路径，夯实理想信念根基并深入推进劳动教育。教育本身不是处在真空中的、纯之又纯的观念活动，真正的教育必定是积极面向当下社会实践和真实世界所面临的各种问题、与社会生活以及伟大社会革命相伴随的教育。

首先，筑牢实现“知行合一”的观念架构。深入把握知行合一规律，确保道德学习和实践相一致、理论评价和行动评价相一致。在教育过程中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让学生在社会关系、社会生活、社会实践等场景中构建身份认同、文化认同、社会认同以及价值认同。具体而言，以马克思主义实践观为指引，鼓励青年学习先进的理论和实践经验，通过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思想的学习，把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髓，树立正确的成才观、职业观、就业观，从而通过认识自己、认识社会发展，更好地投入社会实践。

其次，丰富促进“知行合一”的依托载体。围绕正确处理课堂理论教育与社会实践教育、学习与生活、思维培养与行动塑造等关系以及把握教育内部和外部关系动态发展阶段特点，进一步深化学校教育教学体系改革。一方面，重视德育与其他“四育”之间的融合，通过教学方式创新带动教学内容创新，将跨学科思维及项目式教学理念落实落细。另一方面，深化学校劳动教育体系建设，重点将劳动教育专门课程建设好，补齐短板；以“自力”精神为线索充分挖掘各学科课程劳动育人要素，提升不同学段不同学科课程融合式教育之间的衔接，把学科与生活生产实际各方面紧密联系起来，培育学生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最后，完善支撑“知行合一”的社会系统。一是坚持党委领导和政府统筹，贯彻落实教育法律法规，发挥教育行政主管部门统筹社会各方面资源的优势，让各类自然资源、红色教育资源、传统文化资源及科技资源、不同类型的教育基地进一步成为学生学习实践的基本阵地。二是加强线上新渠道和线下主渠道之间的联动，开辟线上教育实践新阵地，将课内与课外、校内与校外有效融合，使知行合一的育人体系具备更丰富的实现形式。三是重视发挥社会各方面资源的育人功能，促成学校、家庭、社会协同共育。从现阶段情况看，要重点加强家庭教育在培育学生“正心诚意”及依托社会资源增进学生实现“格物致知”中发挥作用的制度建设，使学校、家庭和社会实现更高水平的良性互动。

坚持群性教育深入发展，实现个人价值与社会价值的统一。深刻把握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总和”原理，始终将教育放在现实性和社会性相统一的理性基础之上，对传统群性教育人生价值观进行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首先，群育内容要纳入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和思想政治教育，以建设共有精神家园为中心，以培养学生良好个人品行为基础。在充分了解当代中国学生身心发展特点，尤其是Z世代前所未有的主观能动性和平视世界的民族自尊感的基础上，通过群育进一步加强对合作、包容、乐群等意识的培养。结合不同学段学生的思维发展和社会交往特点，增强群性教育方面的实践教学，使爱国主义、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道德范畴的学习实践和应用高度统一，进而培养学生处群、合群的能力，实现个人价值与社会价值的统一。

其次，充分借助学校教育中的“第二课堂”以及由共同志趣爱好者组成的社团开展群育实践活动，善于发挥身边人的潜在教育功效。在全面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的大背景下，学校要更加重视将组织学生团体活动及社会实践活动与课堂教学统筹起来，深化“第二课堂”活动成效评价制度建设，与此同时，应将以学生为主体的学生社团组织建设纳入更高层级的规划中，保证社团成为学生自主发展、自我服务的重要途径。

最后，群育发展应牢固树立个性和群性协调发展的基本价值取向，营造健康的群育生态环境。一方面，在教育内容和形式上，要善于通过协商、说服、讨论等途径锻炼学生参与群体活动、独立发表意见、开展团体合作、在群体中承担责任和义务的基本能力，在鼓励个性中培育群性。另一方面，不断挖掘群性与个性之间的联结点，用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资源和革命文化资源，以强化群体仪式和规范建设为切入口，使得“个人—群体—社会”三个维度上的情感和价值观相互转化机制更加清晰，推动个人价值与社会价值的有效统一。

（作者分别为山东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山东财经大学副教授；山东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