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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刻理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重大意义

报告人:赵磊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国际战略研究院教授
简 介:党的对外工作是党的一条重要战线,是国家总体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我国对外工作攻坚克难、砥砺前行,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路。本期报告,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国际战略研究院赵磊教授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不懈追求的总目标、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必须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全面推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要做好意识形态工作、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具体实践四个方面,为我们讲解了“深刻理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重大意义”这一主题。欢迎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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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3-11-23 16:08
  • 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与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是全面推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重要内容。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从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大势出发处理当代国际关系的中国智慧,是完善全球治理的中国方案。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是要走出一条国与国交往的新路。[文稿][课件]

  • 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世界的和平发展、繁荣稳定也离不开中国。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国际战略研究院赵磊教授指出,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必须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来源于对中华文明的深厚底蕴的认识、来源于对自身发展目标的认识、来源于对世界发展大势的深刻把握。[文稿][课件]

  • 全面推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要做好三方面工作:第一,深化拓展平等、开放、合作的全球伙伴关系;第二,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第三,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文稿][课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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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磊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国际战略研究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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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6月召开的中央外事工作会议,确立了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指导地位。习近平外交思想以“十个坚持”为总体框架和核心要义,科学回答了中国外交举什么旗、走什么路、追求什么目标,以及新形势下中国需要什么样的外交、怎样办外交等重大问题,具有鲜明的科学性、时代性、先进性和实践性。

    习近平外交思想的“十个坚持”的内容和含义:一是坚持以维护党中央权威为统领加强党对对外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这是做好对外工作的根本保证。二是坚持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使命推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这是新时代赋予对外工作的历史使命。三是坚持以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为宗旨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是新时代对外工作的总目标。四是坚持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根本增强战略自信。这是新时代对外工作必须遵循的根本要求。五是坚持以共商共建共享为原则推动“一带一路”建设。这是我国今后相当长时期对外开放和对外合作的管总规划,也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重要实践平台。六是坚持以相互尊重、合作共赢为基础走和平发展道路。这是中国外交必须长期坚持的基本原则。七是坚持以深化外交布局为依托打造全球伙伴关系。这是新时代中国外交的重要内涵。八是坚持以公平正义为理念引领全球治理体系改革。这是新时代中国外交的重要努力方向。九是坚持以国家核心利益为底线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这是对外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十是坚持以对外工作优良传统和时代特征相结合为方向塑造中国外交独特风范。这是中国外交的精神标识。

    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不懈追求的总目标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要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也就是说,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有两个重要内容,一是构建新型国际关系,二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构建新型国际关系。2013年3月,习近平主席在俄罗斯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演讲时指出,“各国应该共同推动建立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这是新型国际关系这一概念的首次提出。

    2013年6月,习近平主席出访美国,在安纳伯格庄园与奥巴马会晤时提出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倡议。关于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内涵,习近平主席在会晤中用三句话作了精辟概括:一是不冲突、不对抗;二是相互尊重;三是合作共赢。

    可以看出,无论是新型国际关系,还是新型大国关系,它们的主线都是合作共赢,前提都是不冲突、不对抗。

    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一种新世界观、新价值观和新方法,倡导建设一个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我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党的十九大报告用字非常精准,比如,“我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的“近”是接近的“近”,而不是进入的“进”。这说明,我国的综合国力虽然已经大大增强,但是距离真正的强,还有距离。

    在国际关系中,大国必然是综合国力强大的国家。各个国家虽然都在研究分析自身的综合国力,但侧重点有鲜明的不同之处。我举例三个例子:第一个例子,美国。美国乔治敦大学的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主任克莱因在1975年出版的《世界权利的评价》和1981年出版的《80年代的世界国力趋势与美国对外政策》中,从政治结构上论述了国际冲突中的国家实力的概念。之后,他对综合国力进行了系统的定量比较和分析,并提出了“克莱因公式”,即综合国力=(C+E+M)×(S+W),其中C代表面积、人口等基本实体,E代表经济实力,M代表军事实力,S代表战略目的,W代表追求战略目标的国家意志。在“克莱因公式”的启迪下,综合国力研究成为一个专门的领域。该公式兼顾了有形因素和无形因素,有一定的合理性,但仍然有很大的不足。比如,“克莱因公式”并没有反映出科技在提升综合国力时巨大作用。即便如此,这个公式仍然启发了人们的思维,即将精神要素作为综合国力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赋予和物质要素同等重要的地位。

    第二个例子,日本。1987年,日本经济企划厅发表《日本的综合国力》一书。该书提出测定日本综合国力的三大要素:国际贡献能力、生存能力和强制能力。日本模式的突出特点是经济实力贯穿始终,具体表现为高度重视企业的力量,重视产品与服务的力量。即便到了今天,路上跑的汽车,家里用的电器,有很多都是日本的产品。

    第三个例子,中国。在几千年历史中,中华民族创造和延续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植根于深厚的文化土壤。在“四个自信”中,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在5000多年文明发展中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党和人民伟大斗争中孕育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所以,无论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还是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它们对中华民族的影响是全方位的,这其中就包括我们的外交政策。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指出,“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这两个“结合”一个是根脉,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一个是魂脉,即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可以说,如果我们了解了一个国家的文化脉络,就能了解这个国家的价值观,进而了解其外交政策。

    2015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第七十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时的重要讲话中首次明确提及“全人类共同价值”这一概念。在这一概念的指引下,中国积极推动不同文明间的交流对话,愿与世界各国共建美美与共的文明百花园。美美与共的世界百花园正好契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天下大同”理念。

    从2013年我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到2021的全球发展倡议、2022年的全球安全倡议,再到2023年的全球文明倡议,我国的外交格局更加饱满立体、层次分明。

    2022年,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迎接党的二十大”专题研讨班上发表重要讲话时强调,“着力在补短板、强弱项、固底板、扬优势上下功夫”。我们之所以要“补短板、强弱项、固底板、扬优势”,就是为了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进程中蓄势蓄力。只有我们蓄势蓄力了,我们才能在外交上发力。有一句话叫“弱国无外交”,如果我们的综合国力不提升,我们的发展不跟随时代,就没有蓄势蓄力之后的发力。

    我们为什么要全面推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因为营造和平安宁的国际环境,可以为我国的高质量发展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毛泽东同志曾指出,要“把支持我们的人搞得多多的,把反对我们的人搞得少少的”。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民心是最大的政治”。我认为,民心也是最强的国际政治。中国人重情讲义,不忘老朋友。我们要打造全球互联互通伙伴关系,要通过共建“一带一路”破解全球四大赤字问题,还要推动人类共同发展。

    查尔斯·金德尔伯格是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教授。他在《1929—1939年世界经济萧条》一书中指出,20世纪30年代世界经济大萧条的根本原因在于国际公共产品的缺失。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取代英国成为世界上实力最强的国家,但美国未能接替英国发挥领导作用、提供国际公共产品,结果导致全球经济衰退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简而言之,“金德尔伯格陷阱”是指在全球权力转移过程中,如果新兴大国不能承担领导责任,就会导致国际公共产品短缺,进而造成全球经济混乱和安全失序。

    2017年,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后,强调“美国优先”,不愿继续无偿提供国际公共产品。一些美国学者认为特朗普的政策与第一次世界战之后的美国政策有相似之处。2017年6月,美国宣布退出《巴黎协定》。2017年10月,美国决定退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之后,美国相继退出伊核协议、联合国人权理事会。2019年,为不受束缚地发展中短程导弹力量,美国宣布退出《中导条约》。可以说,美国不断“退群”加剧了国际局势紧张。

    中国在全球治理中,强调产品的公共属性。这种公共产品包含三个层次:一是物质性公共产品;二是理念性公共产品;三是制度性公共产品。习近平总书记曾引用古语,“以利相交,利尽则散”。这就是说,如果我们只提供物质性公共产品是不够的。理念性公共产品和制度性公共产品要比物质性公共产品的层次高。比如,人类命运共同体、“一带一路”倡议属理念性公共产品。在实践中,我们创设亚投行、举办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签署了《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积极推进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等。可以说,我们在外交工作中不仅提供物质性公共产品,还同时提供理念性公共产品和制度性公共产品。

    但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向世界提供的公共产品都是带有西方价值观的,它们要求国际社会向西方看齐。也就是说,西方总是把自己的标准强加给国际社会。

    2021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全国政协会议的医药卫生界、教育界委员时指出,“70后、80后、90后、00后,他们走出去看世界之前,中国已经可以平视这个世界了”。这里“平视”的意思是,我们既不仰视也不俯视世界其他国家,始终坚持以共商共建共享为原则,积极倡导合作共赢理念与正确义利观,坚持各国都是平等的参与者、贡献者、受益者,推动实现经济大融合、发展大联动、成果大共享。

    2023年3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沙特阿拉伯王国、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在北京发表三方联合声明。三国宣布,沙特和伊朗达成一份协议,包括同意恢复双方外交关系,在至多两个月内重开双方使馆和代表机构;安排互派大使,并探讨加强双边关系。

    宋代朱熹的《咏红白莲》的前两句是“红白莲花共一塘,两般颜色一般香”。这两句的意思是,红莲花和白莲花开在一个池塘,虽然是两种颜色但它们的香气是一样的。这就好比人类虽有文明、种族等不同,但同样生活在这个世界,我们的命运是相连的,要学会相互欣赏、理解和尊重。

    2023年2月,国际调解院筹备办公室在香港成立。国际调解院将是世界上首个专门以调解方式解决国际争端的政府间国际法律组织,将超越司法和仲裁你输我赢的局限性,旨在实现争端各方的合作共赢,对促进国际和平安全发展和国际秩序稳定具有重要意义。国际调解院是践行联合国宪章规定的和平解决国际争端原则的重要实践,将丰富和发展国际争端解决的机制和方式;也是我们发起国向国际社会提供的一项全球法治公共产品,将推动全球治理体系的不断发展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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