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理论网：中华文明的五个突出特性蕴含深刻安全哲理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中华文明博大精深。在2023年6月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深入阐释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这五个突出特性是立足于恢弘的人类文明史，在历史经纬和纵横比较中对中华文明精神特质作出的精准提炼和系统总结，为坚定历史自信、文化自信，筑牢道路根基、打开创新空间、巩固文化主体性，在新的起点上更好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提供了重要的认识基础。中华文明的五个突出特性也蕴含着深刻的安全哲理，与总体国家安全观深厚的文化底蕴紧密相连、交相辉映，对推动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和中国式国家安全现代化具有重大意义。

一、“安全”的传承性

对于中华文明突出的连续性，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绵延不断且以国家形态发展至今的伟大文明。这充分证明了中华文明具有自我发展、回应挑战、开创新局的文化主体性与旺盛生命力。”[1]纵观人类文明发展史，唯有中华文明凭借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庞大的人口规模、超稳定的社会结构、璀璨的文化优势，历经数千年风雨挺立至今，这是古今任何一个文明都不曾有过的。从安全角度而言，同其他文明一样，中华文明也在历史发展进程中经历数次危机，但面对这些危机和挑战，中华文明却展现出了独特的文明韧性，总是能够一次次经受住冲击挑战，一次次化危为安、走出困境，为中华民族绵延发展赋予强大的自愈能力。因此，在中华文明五千多年的发展演变历程中，“安全”不是静态的，而是变化的，不是断裂的，而是传承的，一部中华文明发展史可以说正是一部中华民族直面风险、战胜风险、自强不息的奋斗史，也是一部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战胜一切艰难险阻、困难挑战，把中国革命、建设、改革事业不断推向前进的历史。

安全是国家生存之本，亦是国家发展的重要前提，古往今来概莫如此。“安全”的传承性深切体现在“安全”与“不安全”的历史时空转换之中，这在中国历史上的统一与分裂、王朝的兴盛与衰亡皆得以呈现。特别是近代以来，由于西方列强入侵和封建统治的腐朽，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致使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中华民族曾一度坠入战乱频仍、山河破碎、民不聊生的苦难深渊。为拯救民族危亡、实现民族复兴，无数仁人志士不屈不挠、前仆后继、艰难探索，寻求救国救民之路，却都以失败告终。一直到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1921年中国共产党诞生，中国革命的面貌焕然一新。

正是因为我们党诞生于国家内忧外患、民族危难之时，所以才会对国家安全的重要性有着刻骨铭心的认识。新中国成立后，党中央高度重视发展和安全，始终把维护国家安全工作紧紧抓在手上。这些认识和实践可以说深嵌于深厚的家国情怀和深沉的历史意识中，成为新时代维护和塑造国家安全的重要精神密码。如果说中华文明的连续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必然走自己的路，那么，在国家安全上则必须开辟出一条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这条道路既是对新时代国家安全形势变化新特点新趋势的一种主动回应，亦是对维护国家安全历史、现实和未来的贯通性的理解与把握，而在这背后无疑有着“维护大一统的人心根基”以及“中华民族历经千难万险而不断复兴的精神支撑”。

二、“安全”的系统性

从哲学角度而论，“系统”是指由若干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要素所构成，具有稳定结构和特定功能的有机整体。世界观和本体论意义上的系统，是一个全面体现系统本质和特征的具体概念，而方法论意义上的“系统思维”则是一种认知事物整体及其相互关系的思考方式，其尤为强调整体性、综合性和相互依赖性，能够帮助人们更好地理解和解决复杂的问题。中华传统文化蕴含着丰富的系统哲学思想，如老子《道德经》云“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等，这种系统观融入了中华文化的方方面面，成为中国人的独特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表征着中国人对宇宙、自然、社会和人的整体性观察与深入思考。在安全问题上也同样如此，如《逸周书·武纪》载“内事文而和，外事武而义”，《管子·治国》曰“国富者兵强，兵强者战胜，战胜者地广”，《孔子家语·相鲁》说“有文事者必有武备，有武事者必有文备”，这些无不深刻反映出古人早已看到了发展和安全之间的紧密关联，进而把安全视作一个涉及“政经文武内外”的综合性问题，强调在系统思维下统筹运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外交等多种手段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

在更为宏观意义上，安全问题的系统性、综合性可谓同中华文明“九州共贯、多元一体”的大一统传统高度契合、相融相通。对于中华文明突出的统一性，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华文明长期的大一统传统，形成了多元一体、团结集中的统一性。‘向内凝聚’的统一性追求，是文明连续的前提，也是文明连续的结果。”[2]正是对统一性的追求，才使整体意义上的中华文明能够延绵不绝、历久弥新。纵观中国数千年历史，尽管其间发生过多次分裂与割据，但统一始终是中国历史发展的主流，以秦汉后的历史为例，总体看历朝历代统治和统一的时间越来越长。毫无疑问，在这个过程中安全与统一和分裂进程具有明显的耦合关系，申言之，团结统一是福，分裂动荡是祸。而究其文化根源，则在于中华文明的统一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各民族文化融为一体、即使遭遇重大挫折也牢固凝聚，决定了国土不可分、国家不可乱、民族不可散、文明不可断的共同信念，决定了国家统一永远是中国核心利益的核心，决定了一个坚强统一的国家是各族人民的命运所系”[3]，这也是中国必须统一，也必然统一的原因之所在。

当前，我国正处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期，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威胁相互交织，国际形势的不稳定性、不确定性更加突出，此时，更要注重汲取中华文化系统观的丰富养分，全面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发展和安全两件大事，切实防范应对纷繁复杂的安全风险挑战。

三、“安全”的发展性

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认为，一切事物都处在永不停息的运动、变化和发展过程之中，而整个世界就是一个无限变化和永恒发展着的物质世界，发展表现为新事物代替旧事物的过程。从历史长时段看，“安全”亦是一个极具发展性的概念，一方面是因为随着人类文明的进步和科学技术的发展，“安全”的内涵外延、时空领域、内外因素随之不断丰富拓展；另一方面则是由于“安全”概念本身的变化，必然带来国家安全体制、制度、机制发生相应变化。从更深层的文化角度看，这个发展变化过程深受历史文化因素之影响，与中华文明具有的突出创新性息息相关。

对于中华文明的创新性，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文明是革故鼎新、辉光日新的文明，静水深流与波澜壮阔交织。连续不是停滞、更不是僵化，而是以创新为支撑的历史进步过程。”[4]由此可以看到，中华文明的创新性融合于连续性之中，是中华文明独树一帜、生机蓬勃的重要内生动力来源，也是中华文化的生命所系、力量所在。翻检中国古代典籍，不乏对创新的相关记载，如《礼记·大学》中的“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之说，《诗经·大雅·文王》载“周虽旧邦，其命维新”，《易经·系辞》云“日新之谓盛德”“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等。实际上，勤劳勇敢的中华民族是一个不断开拓创新的民族，创新性构成了中华民族最深沉的民族禀赋，也正是这样，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内，中华民族作为最繁荣、最强大的文明体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聚焦新时代“安全”，创新基因得到集中体现。随着我国面临的安全形势发生深刻复杂变化，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创造性提出总体国家安全观，并与时俱进不断丰富和发展总体国家安全观，这是立足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对国家安全思想作出的创新发展。正是坚持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国家安全工作在新时代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实现了从分散到集中、迟缓到高效、被动到主动的历史性飞跃，国家安全得到全面加强，这是在实践层面的创新发展。随着国家安全问题的复杂程度、艰巨程度明显加大，我们还将加快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以新安全格局保障新发展格局，不断开创国家安全工作新局面。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文明的创新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守正不守旧、尊古不复古的进取精神，决定了中华民族不惧新挑战、勇于接受新事物的无畏品格”[5]，这也必然决定新时代新征程“安全”鲜明的发展性，以及维护和塑造国家安全必须以改革创新为动力，牢牢掌握我国发展和安全战略主动权。

四、“安全”的共同性

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包容性和和平性，这两个突出特性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天下为公、天下大同”的社会理想，“富民厚生、义利兼顾”的经济伦理，“执两用中、守中致和”的思维方法，“讲信修睦、亲仁善邻”的交往之道等的高度总结与提炼。中华民族是一个热情好客、爱好和平的民族，中国历史上曾长期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之一，但却没有留下殖民和侵略他国的记录，古人早就提出“国虽大，好战必亡；天下虽安，忘战必危”的箴言，在中国历史上“以和为贵”“和而不同”“化干戈为玉帛”“睦邻友邦”“国泰民安”“天下大同”“天下太平”等理念世代相传。这些充分说明在安全上，我们完全不同于一些西方国家通过战争、殖民和掠夺来实现自身发展，抱守冷战和“零和博弈”安全思维，把自身安全建立在他国不安全的基础之上，而是着眼全人类的安危福祉、前途命运，致力于同各国一道构建普遍安全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毫无疑问，“安全”的共同性正是中华文明包容性和和平性的必然逻辑呈现。

对中华文明突出的包容性，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文明从来不用单一文化代替多元文化，而是由多元文化汇聚成共同文化，化解冲突，凝聚共识”，“中华文明的包容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取向，决定了中国各宗教信仰多元并存的和谐格局，决定了中华文化对世界文明兼收并蓄的开放胸怀”[6]。在这个意义上，文明应是多彩、平等、包容的，文明因交流而多彩、因互鉴而丰富。近年来，我们积极推动文明交流互鉴，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为推动人类文明进步和世界和平发展提供了《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等中国方案。

对中华文明突出的和平性，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和平、和睦、和谐是中华文明五千多年来一直传承的理念，主张以道德秩序构造一个群己合一的世界，在人己关系中以他人为重。”[7]新中国成立以来，从未主动挑起过一场战争和侵占过别人一寸土地，不搞侵略扩张、不谋求势力范围，成为世界上唯一一个将“坚持和平发展道路”写入宪法的国家。我们倡导“交通成和”“共生并进”，反对“隔绝闭塞”“强人从己”，始终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和国际秩序的维护者。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只有全面深入了解中华文明的历史，才能更有效地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更有力地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8]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重要元素共同塑造了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细加分析，即可看到其中蕴含深刻的“安全”哲理。新时代新征程，我们唯有深入理解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悟透其中的“安全”哲理，并以“两个结合”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才能更好把握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文明基底，不断推动中国特色国家安全理论创新，在赓续中华文脉、坚定文化自信基础上把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推向前进。

【基金项目：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中国历史研究院重大历史问题研究专项重大招标项目“大历史观视野下的中国边疆治理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互构关系研究”（23VLS016）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吴喜，西南政法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西南政法大学总体国家安全观研究院副院长。）

参考文献：

[1]《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第2页。

[2]《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第3页。

[3]《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第3—4页。

[4]《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第3页。

[5]《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第3页。

[6]《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第4页。

[7]《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第4页。

[8]《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第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