树立新重农思想（2）

革命胜利以后，我们兑现了诺言，把七亿亩耕地分给三亿农民。农民扬眉吐气，当家作主了。按理讲问题到这儿就解决了，农民有了土地了，成了土地的主人，“三农”问题就似乎解决了。但实际上不是这样，我们看到解放以后，党中央总结历史经验，认为近代以来中国老被外国人欺负的原因是西方已经到了工业化社会，我们还在农业社会。因此，中国要强大起来，必须搞工业化。而搞工业化，买机器造厂房就必须要有钱。可是，当时的中国是一穷二白，百废待兴，根本没钱。没钱怎么办？怎么搞工业化，中央借鉴国外的经验，从中国实际出发，提出一个对策，就是城市搞工业，农村继续搞农业，将农业的剩余价值拿去发展工业。这就叫“以农养工”。当时采取的就是农村支持城市的办法，这种办法就形成了城乡二元结构。这个结构确定之后，一系列的政策体制就产生了，叫城乡二元体制，农村户口、城市户口一分割，城里人享受工业文明，农村还是农业文明。农民多少年就是这样子将自己生产的产品，通过税收交给国家。同时，国家还实行农产品统购统销，不能自由买卖的政策。然后，还实行工农产品价格的剪刀差，让农业产品卖得很便宜，工业产品卖得很贵。这样做的目的，就是拿更多的农业积累去发展工业。结果，到五十年代中期的时候，工业总产值在整个国民经济当中占30%多，到了70年代中期的时候，工业总产值在整个国民经济当中占72%。也就是说在20多年的时间里，我们通过实行农业支持工业，农村支持城市的政策，建立了以工业化为主导的国民经济体系，这个是很了不得的。

可以说，我们国家农民对国家工业化的贡献是相当大的。工业化发展了，但农民的日子怎么样呢？农村的发展怎么样呢？工农差别、城乡差别形成了，有的地方的农民连温饱甚至都解决不了，一天就挣几个工分，合几毛钱。面对这样一个状况怎么办？小平同志提出来支持农民家庭承包，支持农村发展乡镇企业，搞市场经济，实行对外开放。这一下，农村就活起来了，农村就发展了。农村发展了，到了2000年的时候，我们总体就实现了小康，人均达到800美元了。但这个时候看看，城乡差别仍然没有缩小，虽然总体上达到小康了，但农村的小康水平还很低，东部发达地区在百分之二十几，中部地区10%，西部地区还负14.1。农村一部分人的温饱还没有解决。到了2005年，人均GDP又翻了一番，达到1700美元，我们发现中部地区农村的小康才24%，东部地区农村的小康百分之四十几，西部地区小康才1%。城乡差别扩大的趋势仍然没有改变。

所以，我们看到“三农”问题历来很重要，是一个历史的问题。目前三农问题越来越严重。在这样的情况下，胡锦涛同志提出来，“要把解决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怎么才是重中之重呢？胡锦涛同志开始没有直接回答，而是提出一个概念叫两个趋向。什么意思呢？就是要解决三农问题有一个前提，这个前提就是工业化，只有工业化了，才能解决三农问题，这是第一层意思；第二就是工业化分阶段，不同的阶段三农问题解决的政策方针是不一样的。胡锦涛同志是从大的历史阶段来观察思考的。

工业化也有三个阶段：初级阶段，中期阶段，发达阶段。工业化初期阶段就是要发展工业，要有资金，资金从哪来？就是以农养工，所以两个趋势，就是工业化初期是农业养工业，农村支持城市，这是一个必然趋势。但工业发展了一定程度之后，有扩大再生产能力了，有利润了，工业就要纳税。工业利润越来越多，纳的税越来越多，慢慢的国家财政就由工业来支撑，不要农业来支撑国家财政了，像我们现在把农业税免掉了。2007年财政将达到5万亿，这个从哪来呢？全是工业企业和第三产业提供的。跟农业没什么关系了，也就是工业发展到一定的程度进入了工业化中期阶段，这就到了以工养政补农的阶段了。我们现在就处于这样一个阶段。工业再发展，利润增多了，不仅可以支撑国家财政，还可以拿出来一部分去支持农业，扶持农业、反哺农业。这又是一个转变，也是另一个趋势，就是工业发展以后，我们要实行以工补农的政策。

这样一来，我们实行的方针政策跟以前的就不一样了，以前我们是向农民要钱、要粮，征收农业税，农产品统购统销，工农产品价格有剪刀差。现在我们对农民要少取，不取，多予。也就是说，我们过去是以农村支持城市，农业支持工业，现在我们要城乡统筹发展，城乡一体化发展。由于这样的理论判断和现实判断，这样一个方针政策就确立起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