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庆祥：以人为本与当代中国发展（3）

接下来我讲第三个背景，主要着眼的是我们过去做过的事情。对过去做过的事情进行反思，我用一个命题来表达，那就是人在改革和发展过程当中的代价日益突出。同志们想一想，从1978年到今天这27年，我们的改革开放确实取得了巨大成就，生产力发展了，综合国力增加了，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了，“神六”上天了。面对这些成就，我们要对改革开放满怀信心；但是，这27年，我们也付出了沉重代价，面对这些代价，我们应该具有忧患意识。那么，我们总共付出了哪些代价呢？完整来讲，主要付出了以下四个方面的代价：第一个代价主要体现在人和自然的关系上，就是环境污染了，一定程度上破坏了可持续发展的能力。现在的天没有原来的蓝了，云没有原来的白了，空气没有原来的清新了，水没有原来的干净了，这个代价是大家都能看得到的，我不展开说了。第二个代价主要体现在人和社会的关系上，就是人被物化了，一些人不能真正享受到社会发展的成果。人被物化这个概念不大好理解，但是这个概念反映的现象是大家每天都能看得到的。所谓的人被物化，就是说我们创造的物质财富反过来支配每个人，每个人为物质财富的增长做出了巨大牺牲。这在当今我们生活中有四大表现：一是有些人把自己的需要给物化了，什么学习需要、精神需要、创新需要都跑得远远的，当务之急，我的需要就是车子、票子、房子、位子、妻子、孩子。作为唯物主义者，只要手段合理，这些需要和追求都是正当的，但如果手段不合理，这些需要可能会演绎成私欲膨胀、物欲横流。如果说1978年以前，我们国家的一些人犯罪大多与政治因素有关的话，那么1978年以后，我们国家的一些人犯罪大多与经济因素有关，与贪欲、物欲有关。二是有些人把自己的能力归结为拥有金钱多少的能力。什么学习能力、实践能力、创新能力都跑得远远的，我的能力就是拥有金钱的多少，而金钱的多少就代表我的能力大小。我经常听到我身边有些女同志在夸奖别人的先生，“你看看别人的先生多有本事啊，要车子有车子，要房子有房子，要票子有票的，要位子有位子，妻子很风光，孩子出国留学。”这是把有本事与金钱结合起来，把能力金钱化了。三是把人和能力的关系变成金钱关系，什么同志般的关系、真情关系都跑得远远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在一些人那里就是权钱交易关系、金钱交往关系，你是穷光蛋，我躲你远远的，你是大款，我就傍大款。四是人的价值被资本化了。从1953年到1956年，我们国家搞“一化三改造”，结果怎么样呢？把资本给赶跑了，后来我们中国人得了“恐资症”，谈资色变，离资本远远的。“文革”十年，人们不敢说自己家里有海外关系，你说出来就是自找麻烦。我记得那个年代有这么一个现象，一家单位机器闲置着，中介人把它买走了，卖给另外一家，本来是三赢结果，机器卖出了，钱拿到手了，中间人吃回扣了，第三家买到机器转起来，生产产品也开始赚钱了。但是，当年我们抨击这是资本主义因素、“资本主义尾巴”，要“割资本主义尾巴”。今天我们搞商品经济、搞市场经济，必须利用资本要素，所以，后来又非常热情地把资本给请过来了，我们很多人面对资本发出微笑，脸上阳光灿烂，我们拥抱资本、亲吻资本。现在，我们一些政府官员把资本的文章玩得很转，注重资本运作、资本经营、资本投资和资本增值。应该承认，这是一个很大进步。但从哲学角度看资本，资本是一把双刃剑，它既有正面效应，也有负面效应。关于资本的负面效应，马克思集中讲了两句非常经典的话。第一句是：资本一来到世间，它的每个毛孔里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第二句话是：资本家为了100％以上的利润敢于铤而走险，为了300％的利润敢于走向绞刑架，也就是资本家为了资本的增值不择手段，不把工人当人看。马克思讲这两句话的影子，在我们今天的现实生活中也是可以看到的。2004年和2005年，是我们国家煤炭行业事故的多发之秋，在一个个矿难当中，我们看到一个什么现象呢？就是一些煤矿矿主手中的资本不断增值，增值以后就大肆挥霍。北京最豪华的豪宅价值3700万元左右，谁把它买走了？一个省的煤矿矿主。有的煤矿矿主还一次购买了20辆宝马，每辆150万左右，他还为自己家族15岁以上的成员每人配一辆宝马。但在煤矿矿主资本增值的同时，一个个煤矿工人的生命却被葬送了。有些煤矿矿主为了资本的增值不择手段，不把煤矿工人当人看，什么劳动条件、安全条件、劳动保障都被扔在一边。由过去的“谈资色变”到今天的“资本至上”，实际上是从一个极端走向另外一个极端。所以，人的价值在这里被资本化了。这四大表现都可以概括为人被物化，这个代价是很沉重的。第三个代价主要体现在人和人的关系上，那就是存在着社会的不公平，贫富差距在拉大。我想通过分析资源配置的手段来说明这个问题。当前我们的社会资源配置手段归纳起来主要有三个：一是权力。权力意味着资源、财富、身份、地位，这个手段是传统的，是从封建社会到今天都在起作用的手段；二是资本。过去我们认为“越穷越光荣，越富越反动”，而现在只要手中有资本，很多资源就滚滚而来，所以资本配置资源的作用也越来越大。三是知识或者技术。上个世纪80年代流行一句话，“造原子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说明人的知识和技术在资源配置当中作用不大；但是现在却今非昔比了，一些知名专家、教授只要有知识、有技术、有能力，很多资源也滚滚向他流去。以上就是今天资源配置、财富占有的三大主要手段。这意味着权力阶层、资本阶层、知识阶层站到了社会的前台。同时我们还发现，这三大阶层之间有时候会出现“强强联合”。从一个一个煤矿矿难里面，我们发现了官商勾结、权钱交易，这是权力阶层和资本阶层的结合。2004、2005年，有不少理论家在企业做独立董事，这有积极的一面。经济学家的正确理论被企业家所掌握，以引领经济改革的实践，精神变物质，对这种积极作用不可全面抹杀。但又出现一种现象，有些经济学家一旦成为一个企业的独立董事，他的立场就发生了变化，不再为公众利益说话了，主要为少数富人利益说话了；不去深入基层农村、工厂，了解工人、农民的生存状态，而是更多地反映富人的声音。1978年、尤其是1992年以来，我们的经济学家对我们的改革开放是有巨大贡献的，他们帮助我们认识了市场经济和资本，而市场经济和资本对中国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也比较大。中国在世界上崛起了，这个功劳是不能抹杀的。但是，我们有些经济学家也应该反思。我们过去的某些经济学是冷冰冰的、见物不见人的经济学，是一个为富人说话比较多、为穷人说话比较少的经济学。温家宝总理在前不久就讲，我们的理论家、领导干部要好好研究中国的“穷人经济学”。美国经济学家舒尔茨也说，整个世界大部分是穷人，把穷人的生存搞透了，我们的经济学算真的搞得比较彻底了。从这个角度来反思过去的经济学家，确实有的经济学家不是静下心来研究中国的深层经济发展规律，而是今天到这个企业做顾问，明天到那个企业做独立董事，后天到另外一个企业做咨询论证，依附权贵、权力和金钱。前几年，下岗分流、减员增效、企业改制、一卖了之、买断工龄等概念比较流行。这些概念反映的现象有好的方面，我们不能完全抹杀。但是，我们也要看到产业工人做出的巨大牺牲，一些产业工人很难认同这种改革。当劳动和资本发生矛盾的时候，我们有些经济学家和政府官员往往把屁股坐在资本这一边，对劳动者利益受损害熟视无睹。技术阶层和资本阶层也有结合的现象。我讲这些说明什么问题呢？中国8亿农民在农村，占人口的75％，再加上城市下岗失业工人和低保人员，差不多占总人口的80％。这80％的人口一没有权力，二没有资本，三没有技术，所以他们在资源配置当中处于弱势地位。这是我们今天贫富差距在拉大、社会存在不公平的深层原因之一。

我们讲最后一个代价，这个代价主要体现在人和组织的关系当中，那就是私欲膨胀，极端利己主义在蔓延。我们的父辈那一代的生活方式有一个特点，就是大多数人缺乏自我、缺乏自主性，但具有社会责任感，他们往往不是为自己而活着，是为孩子、为他人、为单位、为社会而活着。但是，现在年轻一代的生活方式呈现为另外一种景象，就是自我性很强，自主性很强，自我意识很强，但社会责任感不如他们的父辈。按道理，人的自主性增强不是一件坏事，但是这个自主性要与社会责任感联在一起，既要有自我性、自主性，但同时也要承担社会责任，这样的人格才是健全的。可现在的问题是，有些人具有自我性、自主性，却不承担社会责任。这样，他的自我性、自主性很容易演绎成为极端利己主义、自我中心主义，再进一步发展就会私欲膨胀。这个代价在今天也是不小的。

之所以产生以上四种代价，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与我们某些地方实行片面经济增长的发展观有一定关系。GDP本身没有错，错就错在“GDP至上”。为了GDP，一些地方把环境污染扔在一边；为了GDP，有些城市的投资只注重外在形象，而不注重城市的内在民生；为了GDP，人们就把人的基本生活、合法权益、独立人格扔在一边；为了GDP，劳民伤财的政绩工程、形象工程都出来。为了把代价限制在最小限度，以最小的代价来换取最大的发展，中央给我们开出一个新路，就是用“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来扬弃“GDP至上”的传统发展观。只要讲“以人为本”，环境的质量必须关注；只要讲“以人为本”，公共财政投资必须注重城市的内在民生；只要讲“以人为本”，人民群众的基本需求、合法权益、独立人格并享受改革发展的成果必须要关注，这样做，有利于把代价限制在最小限度。